三秋树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小安已经不小了，但还在写诗，写了近三十年。她还有一份特殊的工作，精神病院护士，做了三十年。她的小说《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大多数人当纪实和诗歌来读，有人甚至读到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诗从天上掉下来

成都四院，作为该市著名的精神疾病医院，很多时候被一种调侃的姿态说出来，而小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还会继续工作下去。在医院，没有几个人知道“小安”这个名字，更多时候，大家叫她“安护士”或“安学蓉”。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地方，小安大多数的诗却在这里写出来。

很多人把小安的工作给诗化了，认为她是在体验生活——痛苦出诗人嘛。于是，这里的病人也被升华了，被认为是被世界所不解的天才，而这些天才们给了小安源源不断的灵感。事实上，这些想象都被小安否定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为了爱情从重庆部队医院调到了这里，“那时，在哪里工作一般是听从安排的。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小安也有机会离开这个她也厌烦的单位，朋友曾拉她去一家周刊做读书版的编辑，医院也为小安办理了停薪留职。可仅一个月，小安就因无法适应高度紧张的工作而重新回到了成都四院，过着朝八晚五的规律生活。

她称她的病人们为疯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因为觉得这个词更贴切。每天的日子就像被复印了一般，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散步，在他们发病时防止意外发生。当然，还有重要的工作是时刻提防被病人们攻击。

在小安眼里，四院就是这样一个除了休息日，必须来的地方，有着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怀孕六个月的护士的肚子猛踹一脚；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漂亮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小安曾在夜班时，抢救过一个在卫生间里用鞋带上吊的病人。工作三十年，她对医院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零，但对四院的花园如数家珍，“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盛放着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诗意：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生活。当有人问及自己的工作，小安说：“四院护士。”对方再不说话了。每年的卫生系统艺术晚会，一听演出单位是四院，台下便有肆无忌惮的笑声。一些仰慕者打电话给四院：“我找小安。”对方回答：“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小安。”

小安只存在于夜深人静的诗里，不是刻意要写，只是想写，而且是有了话要说才会写，不会为了区别于白天那个疯癫的世界而再造一个泾渭分明的。凡事不用力，不矫饰，小安被圈内人称为是一个没有技术的诗人，很多人说：她的诗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这句话，是赞美她的天赋。而知情人则明白，这也是在无褒贬地评价她的人生。

跌在高处

小安走向诗歌这条路，是因为一个叫杨黎的男人——上世纪80年代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发起人。“非非主义”素以叛逆、喧哗著称，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与己无关”。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这是一个同道中人对小安的评价。

那时候，20岁的小安带着对爱情与诗歌的狂热痴迷，从重庆来到成都，从部队医院转战到四院。那时，她和杨黎除了说诗就是在写诗，被称为诗坛的神仙眷侣。即使两人如今已分开多年，彼此都已经放下，依然是很好的朋友，还在说诗。可有朋友不能释怀：“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

大家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些被激情燃烧的青春和被诗歌浸染的爱情。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杨黎后来写道：“技術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非常重要……小安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是小安的诗风，也是她的生活Style。她不会刻意追求一些东西，就像她不会纠结着去挽留一样。失婚的日子，她不再写诗，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写的冲动。于是，她被成都风行的麻将吸引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麻将桌前。各路朋友带着深深的惋惜，力劝她停止这种浪费生命的行为。每次，她都答应得很好，可窗外那锵铿热闹的麻将声，对她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她放下电话，一边穿衣，一边下楼。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圈圈新牌，一次又一次的推倒与重建，一场又一场的失望与盼望，一个又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日升与日落。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她诗没写几首，钱却输了将近30万。让她离开麻将桌的，不是朋友的敦促，也不是钱的障碍，更不是诗的召唤，而是赌到深处的无聊。

有人惋惜地称她，跌在高处。

任性而活

告别赌坛的小安开始写精神病院，写疯子。她写得很难过，她曾经无数次试图站在一个疯子的视角来理解疯子，但她都失败了。那是一个对她来说，每天面对但依然陌生的世界，她找不到进入那个世界的密码。所以，她要写他们，很执著地写，不为表达什么，展示什么，只因为她想写他们了。

她始终听从心的方向，任性而活。

从2008年到2013年，小安断断续续地写，将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护士小晴，如唱《甜蜜蜜》的女病人，如写情书的老张等等。她把这些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事，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有杂志要做专栏，很多人把这些故事当成了纪实，可是，小安说，我觉得这是小说。再不解释。

2013年，书出版了，叫《我们这儿叫精神病院》。很写实的书名，里面的叙述全部用的是短句，像诗一样。这是多年写作形成的格式与用语习惯，小安说，改不了了。

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之后，用“很美”来形容，无论是小安的文字，还是那些故事。这远远出乎小安的意料。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生僻而令人产生各种联想的地方，更没想过要美化与升华这个地方，她只想在这个自己工作了多年的熟悉的地方，把住在心里的那些成分，一一写出来。她甚至依据出版社的要求，想拿疯子们的画做书的插图，可出版社看了那些画，并不是很喜欢，倒是看好了小安的画，觉得有点意思。于是，毫无绘画基础的她，应出版社的要求画了，对方相当满意。

这样的无心插柳，在小安的人生之中随处可见。她的平静缘于慵懒，所以，不管得到与失去，在她那里，都是不变，不变的安静，像禅。

诗人韩东的评价是最靠近小安精神气质的。他说：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

小安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却被很多人称之为神秘，包括她的诗，以及她的工作。这对她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误解，好在，她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辩解的人，安静，一如她的姓，仿佛天赐，又是一种温柔的服从。

（编辑 张秀格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