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到中高速发展的转变

中国报道：在《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中您谈到“转型的中国”，认为邓小平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一起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包括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这种结构性转变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是的，1978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革命时代的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等带领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其次，恢复了高考，年轻人可以进入大学读书，还有不少留学生出国学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能够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接轨，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氛围中。另外，中国废除了领导人任职终身制，这给予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打通了社会的上升通道，激发了社会活力。

当然，还有中美、中日等中国与世界不少大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改变。

中国报道：您认为，当下中国是否依然处于转型时代？

傅高义： 1978年、1979年那个时代，很多改革才刚刚推进，变化比较大，现在很多组织、制度都已确立，改革的变化不会太大。十八大后，我也很关注中国新领导人的动态。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就去了深圳，他在邓小平的雕塑前献了花圈。我个人的判断是，这表示他要继续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二者之间在改革的意义上已完全不同了，开始改革的意义在于确立了新的组织架构和精神，包括市场经济的确立、改革试验区的确立，现在这些方面都已经确立下来了。而现如今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腐败、环境、交通、社保等问题，是从高速度发展到中高速度发展的转变。此外，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发展不均、不平衡的问题，都亟须解决。

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报道：确实，十八大以来，“改革”一词被多次强调，三中全会更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您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改革，着力点应有哪些？

傅高义：第一个是反腐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腐败问题上着力甚深，思路和目标都较为明确，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让老百姓有希望，当然还应该继续。第二个是地方财政的问题。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不稳固，借了不少钱，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还有就是国企改革的问题，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少国企已成了独立王国，中央需从人事控制、事权压力等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报道：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傅高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发挥法律的作用。我了解到不少地方不按法律规则办事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尊重法律的权威，服从法治的安排。当然，这些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但现在是，改革的时机到了。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问题，应该给予地方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GDP不是衡量地方发展的唯一标准，但中国还有不少地方比较落后，还需更多发展。当然，现在也面临环境保护、空气污染的压力。

顶层设计+民众参与

中国报道：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您提到，邓小平一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领导班子，进行决策体系上的改革。您如何看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傅高义：我认为两个方面很重要。领导人很关键，最高决策层应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对于改革的效果还需要更多观察，做出实际判断还早。但也看得出来，中国最高层很有想法，想做实事。习近平主席想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组织、机制入手，依我看来也是合适的，考虑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应该有长远的规划。

中国报道：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治理国家也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您怎么看待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傅高义：我认为每个国家的制度安排都要考虑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不错的，需要发挥好。为了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平发展，应该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开放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