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　郑瞳

王敖，1976年生于山东青岛，毕业于耶鲁大学，著有诗集《绝句与传奇诗》（作家出版社，2008），《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翻译文集《读诗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郑瞳：王敖你好，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日新月异的科技和日益发展的经济，使得人们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渠道，人们的内心似乎获得了更多展现的空间。但，过度的表达和对物质的过度热衷，必将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构成某种催迫。就诗歌而言，有人认为这是对于诗歌来说最好的年代，也有人认为这是最差的年代，你的看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王敖：在问题纷杂、缺乏文化自信的年代，很容易同时出现上述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个人觉得，只要还有诗人在认真写作，那就已经很好了。

对读者来说，真正的诗人，有一个算一个；对时代来说，多一个赚一个。对那些没有耐心、不愿意投入努力，自己读不懂诗就宣布诗歌已经没落的人，让他生活在黄金时代，他一样会抱怨多多；海子如果是他的邻居，他也一样会嘲笑，并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庸才的忌刻。有创造力的诗歌必然在某些人那里激起一种负面反应，要他们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跟进，就像鲸鱼身上也寄生着小牡蛎，在鲸鱼出水时，也奋然吐泡。

“在某某时代，诗歌还可能吗”，这种问句在今天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放到其他任何时代也一样显得荒诞。比如，安史之乱结束以后，诗歌还可能吗？我觉得写诗读诗的人，也许更需要一种迫切的乐观精神，这也许不是诗歌最好的时代，但它应该是需要你去写诗、真正享受诗歌，并为诗歌做些什么的时代。

我个人觉得，这要比把自己看成诗歌隐士，或者反抗时代的悲剧英雄更有实际的用处。

郑瞳：具体到你的创作，你的诗歌养分主要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如何使用这些养分的？或者说，这些养分是如何介入你的诗歌的？

王敖：诗人的精神谱系是很复杂的东西，但无论来源多么复杂，经常读诗都是必需的，就像运动员要经常看录像研究战术一样。一个作者可以统兵十万，熟悉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写作，但也要有几个贴身的守护者，就是那些从写作初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给他提供营养的人。

我的诗歌想象力最初的来源是古诗和唐传奇，然后是两部莎剧——《暴风雨》和《仲夏夜之梦》，以及威廉·布莱克、刘易斯·卡洛尔，其他的人都是晚到的客人。在我开始写诗之前，这些己经是我在文学的星图上设定的几个关键位置，我用它们来判定基本的方位。

我可能只用了这些资源很少的一部分，但我使用的方式比较彻底。很多批评家会用历史化的方式，回到作品的原初语境去看待它们，也会追溯接受史，研究批评角度上的变化和更新。这些当然都很有用，但从写诗的角度，这也是一种有限的理解方式。在诗歌的意义上，我几乎从来不把过去的诗放回历史上的一个时段。我把它们看作没有实现的过去，可能会提供关于未来的线索，也许正在变成未来，或者就是现在。你抓住了一个神秘动物的触须，难道你要把它推回过去吗？我不会那样做。

郑瞳：在你的心目中，诗歌的境界是什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能进入这种境界？如果你的诗能变成一种生物，它是什么样子？

王敖：我觉得，诗歌的好状态首先是一种与语言同在的专注，我在20岁左右进入了这种状态，大概之后的十几年都在让这种状态稳定成一种境界。诗本来就类似一种生物，有它自己的生命力，我的诗也许有点像卡洛尔写的那种Snark（蛇鲨）。

郑瞳：你能想象一种跟你诗风截然相反的诗吗？在你的视野里，有人已经这么写吗？

王敖：每换一个角度想，就会出现至少一个。比如蒲柏。

郑瞳：叶芝通过一层层“面具”的脱落达到“真理”的自我，佩索阿则是通过一些“异名”遮蔽了自我，你在诗里使用面具吗？你的诗里有你的“身外化身”吗？

王敖：有很多。任何人称代词都可以是面具，不仅是作者，读者也可以自行代入使用。还有一些更明显的，比如“王道士”之类。我去崂山的时候，很喜欢观察那里的道士，然后爬到山上，往下看大海，看太阳灼烧的银色光海，或者星月下鼓动的潮汐，会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奇妙感受。所以，我会想象，有一个我永远留在了那里，或者一直在那里寻找着什么。他性情旷达，不受拘束，文化程度有限，但了解一些玄秘的知识，可以御风而行，处石入火，但并不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到底意义何在。他不定期地消失，出现在我的头脑里。

郑瞳：你现在最关注的外国和中国诗人是谁（年代不限）？在你没见过的中国当代诗人里，你最想和谁见面，一起吃饭并聊两句？

王敖：目前最关注的中国诗人是崔健，因为参加了一部文学史的编写，负责关于崔健的部分。

最关注的外国诗人是但丁，我有睡前读但丁作品的习惯。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神曲》，因为插图非常阴森恐怖，晚上看了会睡不着。现在则不同，看一位笔力强大的诗人写他怎样突然被吓昏过去，有助于放松入睡。但丁那么写的时候，大概也是在娱乐上帝。

想见的诗人有很多，除了八卦，聊什么都可以。

郑瞳：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界早己没有民间/知识分子的区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只有权力与既得利益的不断再分配。你怎么看当代诗歌的政治？

王敖：这个情况是有的。我个人不反感政治，对政治有所理解，可以让人心态更好，多一些自我保护，才能真的做到爱惜羽毛。我想，让很多当代诗人头疼的是低级的政治，看着它用生锈的链条拉动着诗人们的交往，仿佛吃饭喝酒的时候还戴着利益的手铐，这是现实里和美学上的双重遗憾。

因此，我不会参加没有实质意义的诗歌讨论会，或者给商人唱堂会的朗诵活动。即使是一些杰出的诗人，整天参加诗歌活动也会让他们写作质量出现问题，应景的文字是难免的。布罗茨基“流亡”的结果，后来不是变成文学旅游了吗？追逐浮名的萤火虫，会影响内心的荣誉感。

郑瞳：能给我们谈一下你所处的地理位置吗？在那里你比较关注的文化或亚文化形式是什么？它们对塑造你的诗歌个性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敖：我在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住了十多年，对当地的文化有很强烈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去看一些小型的家庭演奏会，十几个人自带乐器，在朋友家的庭院里演奏并交流。记得有一次，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大家来到被狂风卷成印象派绘画的树林边，拿出吉他、曼陀铃、班卓琴，开始演奏早期的山地音乐，老布鲁斯之类。

我大学时代开始弹吉他，搞摇滚乐，但由于后来留学就没有继续下去，顶多是在聚会上秀一下。博士毕业以后，我又开始学习音乐，看书找老师，也组过乐队。Robert Plant说过，摇滚乐形式上就是民间音乐。在老布鲁斯里沉得越深，在乡村音乐里飘得越远，这种音乐就越有冲击力和穿透力。

我写诗的时候会讲究音色，考虑情境中和声的感觉，引发身体与感官的律动，而不是简单地制造某种文字上的节奏，这些应该都跟音乐上的体会有关。

郑瞳：人无癖则不可交，你的癖好是什么？它跟你的写作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联系起来的？

王敖：我对Jeff Beck有无比的，也许是过分沉溺的崇拜。弹奏Jimi Hendrix之后，感觉像喝酒喝多了一样，坐立不安，不知道该站在半空，还是应该躺在天花板上。我收集了大量关于他们的东西，喜欢研究他们的小细节。

我把自己写的《绝句》都用邮件发给了自己，过些天以后点开读一下，决定是否保留。

郑瞳：最后，请讲一个关于诗歌或当代诗的问题，可以自问自答。

王敖：我觉得，诗人的成年状态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写比好更好的诗，杰出伟大之类倒在其次，那些是文化生产追加的标签。写出好诗，这个要求并不高，属于好学生希望得到表扬的层次；明显写的是滥诗，但一定要说多么富有当代性，这属于1米2以下不得入场的水平。这些说到底都是在挥霍时间，浪费别人的注意力，这是诗歌意义上的没长开。

当代诗歌有太多情况属于上述两种，可能很多时代都是如此，但作为一个诗人和读者，我希望能看更多超越性的愿望、行动，以及实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