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慧　陈婷慧

《黄金时代》是一篇知青小说，也是王小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在中国文学圈，有“知青文学”一说。这一提法始于1983年，当时出现了一个知青作家群，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下乡知识青年，以写知青生活题材的作品而得此名，如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它是“文革”期间被“唤醒”了强烈“革命热情”的青年（红卫兵）们在“闹革命”的过程中致使国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与人对立、社会瘫痪的情况下被下放、分流到农村的产物。一批怀着强烈革命热情、带着崇高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青年们，在中国广阔的农村里并没有能实现他们的理解和抱负，却在农村里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残酷的政治运动加上农村落后愚昧的氛围，使这一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极具滑稽、荒诞而又惨烈的阉割人性的场景，多少人因此而被永久地困在了农村，多少人被迫害甚至被强奸。对于这样一场被亲身经历过的人称为“十年浩劫”的运动，历史书册上轻描淡写的一部分，也许正因如此，才有了知青小说、知青文学的产生。从这个角度上说，知青文学的内容相当丰富，它们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反映了知青的独特生活体验，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书远不可能囊括的。

作为知青小说，《黄金时代》有着和同类小说一样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但要把它和其他知青小说归为一类却又是那样的不伦不类，因为它是那样的独特，简直可以用“另类”来形容。

这种另类首先缘于《黄金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解读视角。传统的知青小说传递于我们有关于“文革”的通常是一种情绪：或“痛苦与挣扎”，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孔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或“理想主义式青春的激情”，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或“对人性的感慨与反思”，如朱晓平《桑树坪纪事》、张抗抗《隐形伴侣》、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血色黄昏》、李锐《合坟》。影视剧《血色浪漫》、《蹉跎岁月》、《激情燃烧的岁月》、《大校的女儿》、《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都传递出类似的回忆情绪。关于“文革”，我们总是在阅读这些“血泪文字”之中体会到的是痛苦挣扎、激情理想、人性美好或人性阴劣。我们能不能直面“文革”，思考“文革”，思考它缘何产生？为何一呼百应？文革中人人是受害者，那又是谁向我们施的害？王小波的小说当然没有这么伟大回答了这所有问题，它没有矫揉造作的崇高和严肃，反而显得搞笑与荒稽，但却以荒诞与滑稽使读者与“文革”之间形成一种距离和空间，使得“文革”成为一种能被审视的对象，从而给读者铸就了最大的思考平台，让读者能去思索、思考，而不致情迷其中，对“文革”只剩下一种情感体验。

“文革”源自于毛泽东同志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估计，这场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发动就是怀疑、预设或是蓄意渲染一种威胁的存在，人民群众要做的就是找出这种威胁，也就是找出敌人。要认定身边的某些人就是敌人，当然必须先要为其设定罪名，有了罪名就可以将其看作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对其进行帮助、改造，或进行批斗、打倒，直到消灭。于是，在“文革”期间，所谓的“罪名”，如“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大毒草”、“封资修”、“黑五类”、“地富子女”、“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一个把一切东西都可以认定为罪该万死的历史时代，寻找罪名、寻找罪犯、批斗罪犯成为一种生活的任务和活着的意义，也是“文革”期间大家要做的主要事情，其重要性大过于吃饱穿暖、社会安定、国家发展，更大过于亲情、爱情和友情。在亲人、朋友、恋人之间，如果出现了所谓的“敌人”，任何人都是“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地把他揪出来，改造或打倒甚至打死也是必要的，人们不会因为某人是亲人朋友，或某人是孕妇老人而手下留情，相反人们会因为“找出”并“消灭”了这样的敌人而兴奋，并坚定共产主义的实现会因此而更近一步。在这种氛围之下，“爱情”也成了一个极大的罪名——资产阶级情调。用民问语言来说，谈情说爱和两性生活就是“搞破鞋”和“耍流氓”，夫妻之间也不应该有这样的罪恶思想和行为，而应该保持纯洁的革命同志友谊，更不用说正值青春期的青年人之间，否则就应该被拉出来游街、被批斗、写材料交代罪行，直到被改造纯洁为止。

小说《黄金时代》就写了一个有关“犯罪”与“被教育改造”的故事，一个“流氓”与“破鞋”之间的故事。正是人生黄金年龄的21岁的“王二”作为下放青年，因为年轻人特有的意气奋发、青春洋溢，对世界充满好奇，对人生充满期待，不平于队里的黑暗现象，所以被定性为“坏分子”。他需要时时被批斗，事事被教育，以便“帮助”其“进步”。而他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搞破鞋”，破鞋就是陈清扬。26岁的陈清扬，作为一名插队的医生，是当地人人皆知的“破鞋”，原因她年轻、漂亮，关键是她的丈夫住进了监狱，所以她“必然”是“破鞋”，尽管她没有“偷过汉”。二人无端地被定为“坏分子”，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作用下二人走得近些。“军代表”想调戏陈清扬而被扇了耳光，但现在王二与陈清扬搞在一起却没有被扇耳光，所以他们二人铁定是在“搞破鞋”。搞破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群众”很气愤。整个故事便围绕二人被拉去参加批斗会、被关起来写“犯罪交代材料”而展开。后来人保组怀疑他们二人“私奔”是去边境外投敌，于是二人又一次次写交代材料解释二人在深山里只是“性交”，“如何性交”，而非投敌送情报。王二和陈清扬“搞破鞋”的故事就这样以“犯罪”开始，以“交代罪行、接受改造”结束。多年后的二人再次碰面，他们已不再是“罪人”，有了体面的工作。他们曾经的“犯罪交代材料”被单位人事部门当趣事赏玩、被抽出来销毁。当这一切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我们只觉得这个故事很荒诞，但当它发生在当事人身上时，昨天的一幕幕与今天的一件件都是真实的，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为什么昨天是罪大恶极，今天又被调侃、被瞬间遗忘，好像它从不曾发生过一样？仿佛历史是恍惚的、现实是迷离的，而只有内心的疼和伤最真实地存在过。endprint

小说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文革”之中会把人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为什么人的尊严、价值、理想低贱到那种程度，竞比不上一个口号？为什么“文革”之中大家好像得了一种集体癔症那样迷狂，是什么蒙蔽了大家的眼睛和良心，硬把人说成是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为什么会有“文革”？为什么“文革”过去了人们就再不许提那个年代，好像受过的伤、死过的人都从来不存在？历史是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事在此时做要被批判定罪，在彼时做又可以认同？人是什么？为什么一时问可以是罪犯因而被打，一时间又被说无罪可以释放？谁是你我的审判者？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对于一个被无辜受刑的人而言，谁该为此肉体与心灵的伤负责？如何负责？这些问题被作者抛了出来，犹如根根针刺抛钉在读者心上，任你去思量、品咂。而作者只是一个影像还原者，他以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还原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当然会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作者的立场：荒诞。一切疑问都只是疑问，荒诞之物造就了荒诞的历史，在荒诞的历史中你我既是荒诞愚弄的对象，又是制造荒诞的主角。而我们还为之哭、为之振奋，这又是何等的荒诞，在荒诞之中企图树立崇高、理想和庄严，那又是多么虚伪和伪崇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王小波看不惯那些同类的所谓知青文学，这也是王小波与其他“知青文学”不同的特质。“文革”，本就是一场历史的闹剧，那个时代人们的荒诞生存状态正说明了文革那场运动本身的荒诞性，对于这样的一场荒诞的闹剧，如果以一种逻辑的、正常的思维去对待它，无异于要和疯子辩驳出一个真理。正因如此，主流文学圈里那些知青小说想要以其故事叙述出一段历史的崇高、理想的激情时，才会让人感觉到那样的反崇高和做作之感。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另类远不止于此，更在于他把对于“文革”的这种解读用“性”作为了切入点。“文革”、知青下乡的种种印证着历史的荒诞、现实的荒诞、文化的荒诞、人的存在的荒诞。而，它们是如何荒诞？荒诞到何种程度？王小波以男女问的“性”作了一种衡度。整部小说围绕着“搞破鞋”而展开，“领导上”要求陈王二人交代“搞破鞋”的过程，深刻认识“搞破鞋”的罪行，于是小说中以“交代罪行”的口吻叙述了二人的“爱恋过程”和“性过程”。交代“罪行”的材料一次次地被认为不通过，被要求越具体越好，于是材料由最初的“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发展到“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再到“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地点是我在山上偷盖的草房。……陈清扬坐在竹床上，月光……照在她身上……我说她的乳房不但圆，而且长得很端正，腋窝不但圆，而且很浅……月亮从门对面的窗子里照进来。这时我和她分开”，后来成为“我们逃进山里的第一个夜晚，陈清扬兴奋得很……那时节大雾正从墙缝里流进来。她让我干那件事，别戴那劳什子。她要给我生一窝小崽子，过几年就耷拉到这里。同时她揪住乳头往下拉，以示耷拉之状。我觉得耷拉不好看，就说，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别叫它耷拉。所以我还是戴着那劳什子”。最终写道“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夹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并把他们所喜欢的事描述得极为细致和具体，使得看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领导上”认为这样交代很好，于是“赦免”了“搞破鞋”的二人。

整部小说中这样的性描写非常细致、非常直白、非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王小波写知青小说、反思文革要以“L生”作为切入点？“L生”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是必需的，还是哗众取宠的？学者朱正琳的一番话值得我们琢磨：“王小波写的是一种生存状态，他不仅仅是在写文化大革命，就像萨特或加谬不仅仅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的小说长期接受了苏联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把文学小说理解为反映现实社会问题。《黄金时代》超出了它所表现的那个时代。写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不写性行不行？不行。马克思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只有一种关系是具有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这就是性关系。当我们的社会关系是那么不自然的时候，爱情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一定是自然的。因此，在《黄金时代》中，只有用性的描写，才能把他要表现的生存状态立体、全面地反映出来。对于性的描写，什么是色情的？什么不是色情的？在我看来，必要的就不是色情，多余的笔墨为了哗众取宠就是色情的。”的确，人活着，既有社会面貌。更有自然面貌，人的社会面貌是随着社会的风向变换的，为了钱，人可能会贪婪、自私，为了权，人可能会卑颜屈膝，总之，人可能会为了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言不由衷、虚伪狡诈。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只是人的社会面貌，人的社会面貌可以有错位、有造假，但人的自然面貌却是最本真的、无法掩饰的，甚至连自己也欺骗不了的。在荒诞的社会境遇中，人可以被迫阉割“爱的能力”，但却绝灭不了“性的需求”，从这个角度上说，性是人最本真的状态。正因如此，王小波的小说才最让人拍手叫绝，在“性”面前，有权的“军代表”一面要整死“搞破鞋”的王二，一面却又因调戏“破鞋”陈清扬而挨了耳光；在“性”面前，有势的“团长”，一面要陈王二人交代男女关系问题，一面又和陈清扬谈论前列腺；在“性”面前，批斗会上的人一面揪陈清扬的头发骂她是破鞋，一面又忍不住多看她白晰的皮肤、高耸的乳房几眼。这就是文革时期的社会真实相。错不在他们，因为他们被文革精神浸透了，文革时期，男女可以结婚、可以性交、可以生子，但绝不能提“性”、“爱”，男女问不允许谈情说爱、谈性说性，男女问只能存在“纯洁、伟大的革命友谊”。除此之外，一切男女问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大逆不道的，因而是极有必要批判、批斗和改造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矛盾逻辑中产生的。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真实的“文革”中，性是荒诞的？还是说，在真实的性中，文革是荒诞的？读懂王小波的人对此疑问不用迟疑，《黄金时代》中“性”成了检验历史、检验现实的试金石。在它面前，权力、“文革”、人性显得那样拙劣、愚昧，而性、情、尊严显得那样稀缺而可贵。它衡度出的不仅是荒诞之物，更展露出的是那些荒诞的东西已到达了何种荒诞的程度——人最基本的自然需求竟然是大逆不道。王小波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因此而坚挺。

历史是荒诞的、人的生存状态是荒诞的。在诉说这一主题的时候，王小波并没有选择一种义正言辞、严肃崇高，反而以一种“嘻皮式”的调侃来展现，小说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幽默与滑稽在王小波小说中不仅是一种叙述口吻，更是全文的一种思考基调，他把一切值得批判的东西全部搁置在嘲弄、嘲笑、讽刺、调侃之下，其人道主义倾向、现实批判倾向全由此而显、而纵深。然而，越滑稽可笑却越显得施暴之物的残酷、受暴之人的辛酸、历史之荒诞、现实之真实。会心的读者从王小波的小说中不仅能读出幽默、滑稽的社会表相，更能读出辛酸、残酷的历史真相。这是同类知青小说没有触及、没能深及的层面。这也正是王小波之谓王小波之处，嘻皮的背后总是那样冷峻而又深刻。

基金项目：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性项目，项目编号：Hjsk2010-47。

注释：

[1]王伟群：《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作者简介：

陈智慧（1981一），女，汉族，山西大同人，硕士，海南省琼州学院对外汉语讲师，主要从事美学、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陈婷慧，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