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正，1948年3月生。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编辑，就职于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现退休。业余从事小说、散文创作。有中短篇小说集《鸟斗》问世，散文集《世像·逝像》付梓。

看见这一幕，是1960年农历八月十六。因为前一天是中秋节，才吃了月饼，所以记得非常真切。

这天吃完晚饭，挨边天黑了，肖老五就约起我和王老师家大毛、二毛去一中旁边的苞谷地里偷苞谷秆。肖老五是我们的头，他大我一岁多，已经读初二了。记得他是属狗的，他妈有时候就喊他狗崽。老五说：白天他侦察过了，农民已经扳了苞谷，有空秆，去偷不得人管的。我们在朝阳桥头黑市上闲逛了一阵，大概八点过了，天黑尽了，老五说声走，我们四个人就过了朝阳桥，沿着瓜地边的小路往苞谷地走去。刚走近苞谷地，还没有扳苞谷秆，就听见前边土坎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老五轻声命令我们：等一下，不要动，老子去看看。给我们作了一个埋伏的手势，他就悄悄摸过去了。不一会儿，老五就踅回来，说：不要怕，是卖“盖浇饭”的，不要看，看了要倒霉的。于是我们就不敢吭声，伏在地上悄悄地等着。那晚上，月亮又圆又大，仿佛身边瓜叶的墨绿色都看得清楚。周围是那样寂静，蛐蛐的叫声和远处的汽车声清晰而响亮。不一会儿，就听见那边的男人像被人打痛了一样“唉哟、唉哟”呻唤几声，便沉静下来。

由于很好奇，我就抬起上半身往那边瞅。不远处，夜色中站起一个女人的身影，动作也看得比较清楚，像在穿衣服。接着就听见男人的声音：小骚货，再来一盘，再来一盘……女的说：老私儿，买碗盖浇饭给我吃就想搞两盘，想得安逸！那男人就去扯她裤子，轻声吼：睡倒、睡倒！老子再给你两元钱。女的就蹲下去：拿钱……不要摸……拿了钱随你摸……

这时，老五一下站起来说：不要怕，偷，他们不敢管的。于是，我们一人扳了两三根苞谷秆就撤退了……

这一幕，是我在少年时代感受男女问性事的启蒙课。后来，读明清小品，读《聊斋志异》，懂得了那晚在苞谷地看到的是“男女野合”。在古人的笔下，男女野合都写得带有一种诗意，表达隐晦含蓄，着意于让人读到一种男女相悦而合的意境。这使我在思考这篇文字的时候非常困惑：我究竟应该把文字表达得文学化一些呢，还是尊重事情的本来面目，据我的视听作如实记录？我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最后还是决定如实记录，哪怕以后被人批评：描写自然主义，文字粗俗，也在所不惜。因为我当晚看到这一幕，虽然形式上是男女野合，但实质上和古人笔下的男女野合是不同的。我所看到的、听见的，就是一次赤裸裸的卖淫行为。除了天上的月亮、地上的月光，没有美。只有生理的需求和肉体的交易。作出这个决定，我的心情轻松了一点。其实，回顾“困难时期”，生活的艰难是一段客观的历史存在，完全不需要我们去作粉饰，真实地再现它就可以了……

我们坐在桥头的水泥栏杆上吃苞谷秆，不久，那女的就过来了。再过一会儿，那男的也走到了桥边。这两个人我们都认识，男人姓蒋，住沿城巷，是拉板车的，三十七八岁，据传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队伍当过兵。女的姓郑，是从湄潭县乡下逃荒到贵阳的。她和几个乡下女人搭伙在六洞桥后面租了一小问住房，天擦黑就到朝阳桥头的黑市上混。人瘦瘦黄黄的，二十多岁，衣服穿得还干净。说不上漂亮不漂亮，总之，就是个女人。听说，她还有个两岁的儿娃娃。这女人勤快，经常帮卖稀饭和卖苞谷搅搅的婆娘洗碗筷，所以她在摊摊上坐，不惹人嫌。

朝阳桥的黑市上，像姓郑的女人一样，靠卖淫谋生的乡下女人有十几个，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有十几二十岁的，也有三十来岁的。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男人走来，在酒摊摊边喝杯酒，走近一个乡下女人，唧唧咕咕讲两句，就邀邀约约过桥往菜地的黑暗里走去。

肖老五比我们大，懂得多，他说：这些乡下婆娘都是卖“盖浇饭”的。当时，我还纳闷：她们两手空空怎样卖盖浇饭呢？后来才渐渐弄明白，说乡下女人卖盖浇饭，就是专指她们卖淫。盖浇饭是当时黑市上卖的一种便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便当、盒饭。那时，卖便饭没有盒子，就用蒸扣肉的土碗，舀一平碗苞谷饭，上面盖一瓢菜。一般是带点油星星的萝卜白菜，心肠好的老板会加点豆腐，再往菜上浇一瓢辣椒水，一元五角钱一碗。卖苦力的汉子定量不够吃，当时就全靠盖浇饭支撑他们的体力。

以“盖浇饭”暗喻这些乡下来逃荒的女人卖淫，就是这帮下苦力的男人发明的。他们这样比喻，并没有轻贱侮辱这些女人的意思，相反暗含着感激。说她们便宜，吃一碗盖浇饭的钱，就解决了他们的性饥渴。

这确实是实情，有的乡下女人刚进贵阳时，身无分文，饿得奄奄一息。路边的汉子买碗盖浇饭给她吃，吃了饭就跟汉子往桥那边的黑地里走去了……对于她们，这样做就是当时简单的生存法则。比如那个姓郑的女人，还拖着一个娃娃，这可能就是她家里唯一的希望。逃进城来，不卖“盖浇饭”，你叫她咋办呢？

卖淫，在解放后确实己经基本消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饥饿的肆虐，逃荒的女人进城后，为了活命，重新操起这古老的营生。今天来看，谁也无权对她们指责批评，而令人感叹的，更应该是她们拼了一切求生的勇气。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这个姓郑的女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事情是这样：博爱路有个卖黑市烟的二流子，经常讥讽姓郑的女子，说她卖“盖浇饭”。有一天，终于把她惹火了，冲过去一脚就把他的烟摊掀了，指着那男的破口大骂：老娘卖不卖关你屁事，你那张臭嘴造啥子孽！老娘卖又没卖到你屋头去，你哕唆啥子！你屋头死了五六口人停起，没人收尸，你不光卖盖浇饭，怕屁眼也要卖……女人一边骂一边拍着下身，骂到伤心处竟“呜呜”哭起来。

那男人捡好地上散落的烟，想冲过去打她。女人一下蹦起来，指着他的鼻子：烂私儿，你敢摸老娘一下，老娘躺在你屋里半个月，你来摸！你来摸！老娘我人都敢卖，还怕你……

旁边卖稀饭和苞谷搅搅的婆娘费了好大力才把姓郑的女人拖住。劝她：小郑，人多事多的骂起好听呀？算啦，摊摊都给他掀了……卖稀饭的婆娘还舀碗清稀饭送到她手上，喝口消消火气，你这婆娘瘦筋筋的还火爆得很嘞……

像这样吵吵打打的事，在黑市上差不多天天发生。为争两角钱一块的毛胶豆腐大点小点，打破脑壳的事都不新鲜。这件事让我感受到抑或是卖盖浇饭的女人也是有尊严的。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们也会拼命。还有一点：我相信她的哭诉是实情。她家里肯定饿死了五六口人，没有人收尸。她带在身边的男娃娃可能就是她唯一的亲人。据后来阅读到的资料，也证实了她哭诉的是实情。1958年大跃进，贵州省粮食产量卫星放得最高的，就是黔北的几个县。困难时期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也是黔北。凤岗、湄潭乡下最严重。据说有的地方一家一家的饿死，凄惨难述。而且，在朝阳桥卖盖浇饭的女人，有一多半都是姓郑的老乡，她们说话都是一个腔调，有点像四川话，其实就是黔北口音。

这件事，后来被沿城巷拉板车的老蒋知道了。过了几天，他去博爱路卖黑市烟的二流子的摊摊买烟，借个碴儿就暴打了那二流子一顿。一只眼睛肿起好高，半个月消了肿，眼堂下面还是青的。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城乡有限开放了市场。到年底，生活开始有了改善，这些在朝阳桥卖盖浇饭的女人也就陆续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了。据说，姓郑的女人走的时候，拉板车的老蒋给她和那个娃娃一人做了一身新棉衣、棉裤，还送了几十斤米和苞谷，用板车一直送她到客车站。

过不久，姓蒋的也不再看到，据传是去了湄潭……黑市

1960年，朝阳桥附近是我们喜欢玩的地方。

那时，海关大楼那片地还是一个巨大的土堆，土堆下还能看见大块的长方形石块，是古代贵阳南门老城的城墙。土堆上是一幢破旧的青瓦木板二层楼房，据说楼上吊死过一个女人，闹鬼，白天还敢上去，晚上就不敢了。主席像和民族文化宫，人民广场除了横贯而过的遵义路，两边都是菜地，种着南瓜和苞谷。一中的围墙边还有两户农家。紧挨新路口的是新桥粮食仓库。打米机的声音，远远地就能听见。传送带运出的谷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太阳照上去，黄灿灿的像一座金山。燃烧谷壳的闷火，飘出一缕缕青白的烟。经常有人背着画夹在那里写生。

站在朝阳桥上，就可以看到石头堆砌的拦河坝，位置就在今天一中桥下面。这条简单的河坝，是为金家水碾供水修筑的，所以也能看见碾房水车日夜不停地转。河风顺水面吹来，可以闻到次南门酒厂浓浓的酒糟味。那时的南明河还没有被污染，水清澈透明。夏天，我们就在桥下游泳。

傍晚，朝阳桥两边的街灯亮起来的时候，“黑市”就登场上市了。黑市，并不是天黑上市的意思。虽然形式上也是天黑上市，但它和今天的夜市性质上有极大的差别。黑市之黑，是黑暗之黑，它的内涵是非法交易，人心、价格都是黑的。那时，白天是不敢摆摊的。“公私合营”之后，私营己经基本不存在，就连街边清早卖糯米饭、卖烙黄粑，为学生和上班的人们提供早点的小贩，都被纳入饮食公司的旗下，有了组织。市场被国家牢牢控管着，没有人敢大白天摆摊做生意。饥饿使一部分城市无业人员找到了谋生的机会，也使一些敢于铤而走险的胆大妄为之徒，瞅到了发财的机遇。黑市就是应时诞生的。

在朝阳桥头摆摊做黑市的，多是上下阳明路、沿城巷、博爱路一带的无业人员。他们卖的多是饮食：盖浇饭、杂煮、烤红薯、烙洋芋粑粑、山药粑粑、蕨根粉搅搅（贵阳话读音gao，不读jiao）、苞谷搅搅、稀饭、盐茶鸡蛋、甜酒鸡蛋、开水面。也有卖杯杯酒的，大概是五钱的小牛眼杯，一元钱一杯。下酒的花生米、卤豆腐干，另外算钱。也有从外县远路赶来卖山货的农民。卖山药，钢炭，一捆一捆的蕨根，蕨根粉（一坨一坨的，用蕨根制作的淀粉，灰白色，有铅球那么大，两三斤一坨）。还有一种粗长的块茎，叫毛胶，长满细细的须根，像毛，很黏，所以叫它毛胶，至今不知是何种藤本植物的块茎，价格比山药便宜点。毛胶大多是卖杂煮的小贩给他们趸去，加上野豌豆做成毛胶豆腐，切块块煮来卖，利润很高。也有农民扛木料来卖的，大多是两米长的方子。木料藏在桥脚，手上拿个新的木板凳做幌子，讲好价，看了方子数钱，帮你扛到家。价格也不贵，两三元钱一块，很好卖。还有一种东西，也是远处的农民拿来卖的，叫脬牛皮，大块大块的，有一尺见方，五元钱一块。卖杂煮和卖杯杯酒的经常给他们买，按趸价，三元五角一块。吃上去比猪皮做的响皮有嚼劲，外观和猪响皮差不多，厚一点。后来在青岩问到一个做脬豆腐的老农，才弄懂了它的制作加工方法。

他说：把生牛皮的毛刮洗干净，用开水汆透，晾干。架起大铁锅把砂子炒烫，放牛皮进去焐，几火就焐好了。这和做脬豆腐差不多，累人点，是个力气活路。乡下人做脬牛皮去卖，就说明饥荒到顶啦。做庄稼的人户，牛就是命根子，就连人民公社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上点岁数的农村人，有几个敢吃牛肉的？他说的也是，农民对牛的感情，真是和看待家人一样。

这些进城卖山货的农民，大多在身后别一柄长把柴刀，身边靠着扁担，就是怕遭抢。这些乡间汉子，看去都是一个脸嘴，瘦瘦黑黑的，有的连汉话都讲不清楚，卖东西喊三元就是三元，喊五元就是五元，不和人讨价还价，木讷得很。新路口有个无赖叫小腊生，想吃麻沙（贵阳俚语：浑水摸鱼的意思），偷农民卖的一坨蕨根粉，被农民一把封住衣领，喊他拿出来。他还嘴犟：老子给了钱的！农民也不多说，放开手抄起身后的扁担，一扁担就把他砍倒在路边。另一个农民把掉在地上的蕨根粉捡起来，继续做生意，也不走。其他农民都把柴刀把握得紧紧的。小腊生从地上爬起来，那个用扁担砍他的农民一把揪住他的后颈窝，告诉他：娃娃，你看清楚，老子解放前都是做土匪的。抢老子，老子卖这点东西是拿钱回家救命的，好抢呀？小腊生骇得一身发抖。那些农民，看脸色、眼神就晓得一个二个心头都是想横了的。所以半条街看的人脸色森然，没有哪个吭气。农村人进城卖东西，从来都小心谨慎，生怕惹事。像这样敢抄起扁担砍人的农民极少，肯定彼此问事先就有过交代承诺，都做了拼命的准备。那期间进城的农民，一般都是邀起伙伙来的。农民做事情就是这样，胆子捆在一起才大。

在黑市上，也有卖旧锑锅、温水瓶、旧衣裤、床单、洗脸盆等居家用品的。有人甚至卖一个半新的搪瓷痰盂，也有人五角钱买去。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些小路货大多是宵小行径——偷来的，所以卖得便宜。买的，也就是图这点便宜。正经人家户，是不会到这样的黑市买东西的。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卖一床半新不旧的棉被，喊八元钱。有几个人去看，也不还价就走开了。最后有个人去看，还他四元钱。他不卖，嫌还价太低。那人说：你这个人，得了东西洗一下再卖嘛，一大股脚丫巴臭气，你闻不到呀？那小伙笑着给他解释：没得时间洗，我也是刚刚四元钱才接手的，就图转手赚块把钱，你加点。你看，他揭开棉被包单一角，棉絮都还是新的，划算得着，你拿去洗洗。那人后来五元五角买去。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点钱当然花得很划算。

时常有被偷盗的失主来黑市上寻找丢失的衣物，我们就亲眼看见连衣带人一起抓住的，还是熟人。失主揪住小偷，大骂：小老六，烂私儿，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居然左邻右舍都偷，走！跟老子去派出所。偷儿小老六辩解：你亲眼看见我偷了？如何当时不把我捉住。老子也是花钱买的……失主大怒，挥手就是一耳光：烂私儿，一条街哪个不晓得你是偷儿强盗。做偷儿的大都非常机灵。偷儿小老六把手上的衣物往外用力一抛：哪个想要捡起去穿，老子不卖了……失主怕衣物丢失，急忙松手去捡衣服。偷儿小老六则顺着下阳明路往六洞街逃得不见踪影。

那时虽然饥荒严重，但社会治安稳定，拐卖儿童妇女的事，几乎没有听说过。市井成长的孩子，都是在马路边玩大的。家中大人对孩子一般看管都不严格，顶多问一句：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不得？只要听孩子回答做了，就不再哕唆。其实，天晓得做了没有。在我的印象里，许多同学都是早自习赶头天的作业，有些根本就是拿同学的来抄。贪玩是少年的天性，好像一天到晚都玩不够。有什么好玩的呢？仔细想想也没有，不像现在的少年有电脑、有山地车、有旱冰鞋、有滑板。那时，下下军棋、玩玩六角弹子跳棋就是高级的了。而人家户居住的房子大家都窄小，八九口人两问房、五六口人一问房很普遍。因此，家长放孩子去马路上玩，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家虽然住在城南小学，即或后来搬到箭道路小学，房子也不足四十平方米。学校虽有操场可以作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但晚上没有灯，也不好玩。街上有路灯，人多就有热闹看。那段时期，几乎每天都会在朝阳桥头混到十点多才回家睡觉。这给我在少年时代开始接触和认识社会底层的生活提供了一片土壤。这篇文章的开头，解释黑市之黑，讲到人心、价格都黑，这绝不是乱说的。先举几样食物的价格：蒸红薯五角钱一斤。烙洋芋粑粑两角钱一个。稀饭两角钱一碗。苞谷搅搅熬得清点的两角；熬得干点的三角。当时，蔬菜公司卖红薯和洋芋的价格是两分钱一斤。黑市上，农民卖的价格是两角至三角（白心两角、红心三角）。黑市米两元一角至两元两角一斤。苞谷面一元五角一元六角。一斤米煮稀饭，大锑锅要煮满满一锅，舀二十多碗不成问题。苞谷搅搅也是这样。一斤洋芋煮熟，做成粑粑要做四个。你算算这中间有多大的利润，至少是一倍。你说这做生意的心黑不黑？价格黑不黑？

当时人们的工资状况如何呢？学徒工月薪十五元至十八元，代课教师二十元左右，一级工三十一元五角，五级工五十多元。持有大学学历、资深的中学教师六十元左右。像我母亲这样师范毕业的，还是副校长，也只有五十几元。大学讲师也只有七八十元。工资超过百元的大概只有工程师、教授、处级干部。试想，这样的黑市价格，凭那点工资收入，有几个人承受得起呢？说这些做黑市生意的黑，绝无半点诬蔑之意，主要是针对其心。这帮人最根本的心思，绝非将本求正当之利以谋生，而是趁灾荒之机，钻国家控制市场的空子，狠捞一把。“困难时期”后期，箭道街抄过一家做投机倒把多年的住户，早期在新路口卖苞谷搅搅，后来卖炒货：葵花子、花生、苞谷花、豌豆、胡豆。事发是因为放高利贷逼得人家跳河。抄出的粮票几千斤，布票四十多丈，钱一百一扎的几十扎，金箍子十多个。是派出所和办事处带人来抄的，当时，一条街拍手称快。他那点家产，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吃低保的人家现在也不止这一两万的底子。但是在当时，己经是投机倒把放黑钱的典型。

黑市食物的价格这样高，有没有人去吃？是些什么人去呢？首先，肯定有人去吃，有市场就有生意，吃的人还不少。说来也怪，去黑市照顾生意的，还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担扁担的脚力、拉板车的、踩煤粑的、擦皮鞋的、箍桶补锑锅的、剃头匠、在黑市上倒卖票证的贩子。然后就是偷儿、摸包儿、卖淫的女人。我也在黑市上吃过东西，但消费水平仅限于两角钱一块的毛胶豆腐，两角钱一碗的糖精稀饭。这样的消费机会对我们这些半大娃儿来说，就是极快乐的享受了，一年也不过几次。那时候，大人发一元钱的压岁钱就己经是很高的了，平时几乎没有零花钱。

在黑市花钱最阔气的是票证贩子、摸包儿、小偷儿。他们的消费情况大致是：一个杯杯酒、一碟下酒菜、煮两个甜酒鸡蛋，外带一元钱的杂煮。杂煮主要是红汤煮的豆腐、海带、猪皮、萝卜块、洋芋个个、毛胶豆腐等，各是各的价格。他们的消费保持在五六元钱的水准。这些人，消费观念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非常一致，常常恬不知耻地坦言： “老子们迟早都是公家人（坐牢），有钱不吃，留来做哪样。”但厚颜无耻及雷人的程度，还是远远不及今天的腐败分子，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他的雷人语录才叫无耻直白： “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财。”“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判他个无期徒刑，算是便宜了他。这些票证贩子、偷儿、摸包儿的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大手大脚。一晚上在黑市吃五六元钱，就相当于现在去泡吧，一个人一晚上花五六百元。即或是今天，人们的工资比1960年涨了近百倍，凭工资吃饭的人，大概也没几个玩得起这样的格。玩这些格的角色，大多有灰色收入。或者就是大小老板。格永远是钱来得轻松的人玩的，有人埋单的人玩的。靠工资吃饭的人，只求一份安稳实在的日子。

那些扛扁担、拉板车的下力人，那些凭手艺吃饭的剃头匠、补锅匠、煤粑老二，钱来得辛苦，花起来就手紧得多。他们的消费水平就最多两三元钱：整杯干白酒，一元钱的下酒菜都舍不得买。吃一碗盖浇饭，喝一碗苞谷搅搅，肚子喂个大半饱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消费，也只有打单身的苦力还可以承受，拖家带口的还不敢，挣那点钱还须拿去养家。至于干部、教师、工厂工人就极少问津黑市。他们只能靠工资，吃定量。而且，干部、教师组织上都打了招呼：不准参与黑市买卖。不仅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光顾黑市，组织观念也不允许他们涉足黑市。

贵阳当时的黑市，不仅朝阳桥有，大南门、老东门、次南门、火车站、客车站、威清门、宏边门、沙河桥、黄金路、金沙坡等地都有，政府的有关部门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不敢管，确实是怕管凶狠了，会饿死更多的人。那时，从乡下跑进城的农民很多，要饭的河南人、叫花子遍地都是。到面馆吃碗面，桌子边儿会等起两三个要饭的。服务员赶都赶不走，就等着抢吃剩下的那口面汤。民政局的收尸队经常从朝阳桥脚、南明桥桥洞中抬出饿死的人。那时候，粉面馆的灶门都是当街的。冬天，每个灶门口都会挤着三四个蜷缩成一团的拿抓。有的第二天早上就那样死在灶门口，骇得面馆清早捅火的师傅半天都说不出话。客观评价：黑市虽然很黑，但是，当时也救了一些逃荒人的命，这份功德还是抹不掉的。我在朝阳桥边就亲眼看见这样一幕：一个中年人大概是饿极了，一口气吃了十个洋芋粑粑，又吃了一碗苞谷搅搅，三个盐茶鸡蛋，站起身才走几岁，就蹲下在桥边的路坎上呕吐起来。两个蹲在桥头的拿抓跑过去，捧起地上呕吐的东西就往嘴里塞，几捧捧就把一摊稀汤汤的东西吃光了。那个情景让我干呕了很长时间，也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饥饿。所以，我听住在望城坡的大堂兄说，有逃荒的农民跑到生产队的猪圈去偷吃猪食，我是相信的。

朝阳桥的黑市开了两年多，终于合法化。那是中央调整经济政策之后的事。国家有限开放市场之后，农民自留地和家养的农副产品可以上市场交易，黑市的称呼变成了“自由市场”。这是一项救民于水火的重大举措，市场开放后，城市人口可以下乡赶场，生活终于渐渐好转。“自由市场”合法化后更加热闹，但黑市还是存在，那是专指票证倒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