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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作家魏微小说中“父亲”的寓言叙事

2014-09-10

山花 2014年6期
关键词:父辈生活

魏微作为兼具曾经的“70后”,和被边缘化的“70后”双重身份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反映的生活,还是价值取向来看,都与大众话语下的“70后”有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女性作家,她对两性主体的生存环境、生活现状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描绘,对由性别所导致的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有着眼光犀利的审视与反思。本文以魏微的小说为基础,分析了其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寓言叙事,从中管窥魏微思想的深刻性和作为“70”后作家的独特性所在。

“70后”是最早明确以出生年代为标准进行代际划分的群体,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自我的标榜和宣言,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社会对一代人的价值判断。在作家和评论者的双重作用之下,“70后”逐渐被冠以欲望化写作、个人化写作等标签,诸多女作家也被冠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等头衔。

魏微是“70后”中的“另类”。她称不上美女,也不善于去揭示隐秘的私生活而从事“身体写作”,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一直都浅尝辄止。和卫慧、棉棉所表现的现代女性气质不同,魏微更像是大家闺秀,其作品体现出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特色,乡村、小城成为叙述的背景、普通人的遭遇成为叙述的对象,不规则的叙述形式成为连接现实和思想的桥梁。正如魏微所坦言,自己的写作“在精神上继承了先锋的传统,在内容上回归到当下的现实”,[1]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大众话语下的“70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同许多女作家一样,魏微在作品中不乏对男性的塑造和描写。纵观“70后”美女作家们的写作,存在着极端话语现象,纵欲与吃喝玩乐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魏微对男性的看法比较客观,既不写他们的性格懦弱、不堪一击,也不奢望他们高大威猛、英雄气概,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社会一员,和女性一样平等的血肉之躯。在魏微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在生活的胁迫之下,也有着和女性同样的生存压力,面对这种压力,男性可以表现得软弱,女性也可以表现得坚强,两性气质并非天生,它会随着环境和文化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魏微作品所呈现的性别叙事的复杂性。“父亲”便是其笔下复杂的带有寓言叙事色彩的男性形象。

“父亲”的特殊涵义

在封建文化体制下,男性专制以“父”的形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权”与“男权”趋于同义,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认为“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二者的同一性在于:第一,将男性视为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制度的形式来统治女性;第二,男性角色和活动的权威性。[2]从以上观点出发,对“父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言说。在“70后”美女笔下,父亲是自己叛逆的导火索,也是体现自身独特性的一面镜子。魏微作为女作家,性别意识鲜明,但是性别批判意识较为客观和冷静,对“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现象,做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二元统一化选择,与“70后”的其他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0后”作家的写作,与“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词汇进行重新的界定,以说明它的特殊意义所在。从概念上讲,它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的集合,而是蕴含着复杂的文化价值与时代风貌。这是一个群体的指称,或者用父辈来表达更为准确。在“70后”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对父亲的描绘,于是,“父亲”便顺理成章成为我们解析“70后”心路历程的有效探索方式。对于“父亲”,最为被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是有着坚定的信仰、高尚的理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一代,对社会,无私奉献,对家庭,倍感责任。秉承着这种理念,在日常行为表现上,一方面,不希望儿女再重蹈他们的覆辙,总想给子女们提供物质上更为优越的环境,但是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也希望下一代能够继承并发扬自己的理想,传承责任,但是低估了时代的变化对孩子的影响,当所谓的理想被边缘化,原有的责任意识被冲淡,矛盾自然而然便出现了。

逃离“父亲”

无论是向传统挑战的卫慧、棉棉,还是委婉含蓄的魏微,都有着他们这一代人对父辈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的质疑。尽管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父辈的影响,但是“70后”表现出了与其他年代人不同的特点,社会变革、新旧意识交替、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他们不再生活在父辈所编织的美好蓝图里,而是更加现实地去面对社会,当他们发现理想可能只是一句口号时,便极力想冲破家庭的牢笼,选择离去或出走。《拐弯的夏天》中,“我”对父亲的感情很微妙,两个人像敌人一样互相厮杀,彼此伤害,当“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不可能达成共识之后,我选择了离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过着远离父亲的日子,魏微将父子之间的矛盾渲染得淋漓尽致,把父亲对我的无从入手的关怀和恨之入骨的心情统一起来。《回家》中的几个女孩子,被遣返回乡后,选择的依然是逃离。

不仅要逃离父辈的价值观念,他们也要逃离父辈对婚姻、家庭的谆谆教诲。《拐弯的夏天》中“我”执着而疯狂地爱着大“我”十六岁的阿姐,不顾父亲的反对,沉迷于看似有些乱伦的畸形爱情之中,“我”与阿姐不再考虑传统的束缚,同居在一起,向父辈的权威提出挑战。《回家》中,小凤、翠儿等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子也不再如父辈规规矩矩地谈恋爱,本本分分地建立家庭,而是选择了以与不同男士发生关系,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结婚人选这样的途径。

逃离的目的,还包括对父亲生活方式的颠覆。父辈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变得有些不合时宜,物质的极大丰富成功引发了人们的欲望与追求,下一代不再固守家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世无争的生活,现实很残酷地将他们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离去还是留下,是坚持还是回归,都在极大地考验着这一代人的忍受能力。他们决定了与父辈不同的追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回家》的女孩子选择的是靠卖淫为生活内容,《在旅途》的主人公选择灯红酒绿的生活,浑浑噩噩,精神空虚,《李生记》中李生选择的是宁可艰难地度日,也绝不再回归固有的生活。父辈的生活方式与其说不适合这代人,不如说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如果要探究他们逃离的原因,那就是“父亲”意义上的缺失。“70后”的成长是在80年代,普通家庭的父母生活劳顿,勉强度日,对待子女缺乏应用的耐心与关注,造成子女在性格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尽管这种情况随着他们的成长得到了扭转,但是儿时的回忆将伴随终生。《拐弯的夏天》中,“我”与父亲的矛盾始于他对“我”的不关注,从“我”在学校被人欺负,到学坏去欺负别人,甚至发展到打架、逃学,父亲都一无所知,当对“我”的行为不满时,竟然拿起刀子来扬言要杀了我。《寻父记》中,父亲莫名其妙地离去,给“我”和母亲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没有一天不期待着父亲的重新归来,“我”处在了父亲缺失的深深痛苦之中。《父亲来访》中,“我”日夜盼望着父亲的到来,“我”期待着与父亲的交流,却难以获得,于是,“我”选择离去,到北京就业,因为那里离家乡远一些。

当逃离不可得的时候,魏微便将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家庭中另一位男性成员——弟弟的身上,在《姐姐和弟弟》中,姐姐非常爱自己的弟弟,“从来到这个家门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善待她的弟弟”;但是又“无数次地有打她弟弟的冲动,她需要伤害他”,这篇作品印证了魏微所说的“力量的发泄”,姐姐伤害了弟弟之后,并未感到快乐,反而被这种打与不打的思想斗争纠缠得发疯。究其原因,“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的热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凭实据。彻底否定这一意愿,就是放弃客观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观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象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3]所以打弟弟的行为蕴含着对父母暴戾性情的不满,现实中对父亲的权威难以反抗,必然要为这种不满寻找一个发泄的渠道。

值得玩味的是,在魏微的笔下,这些对“父亲”的逃离,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李生记》中的李生的结果是自我了解生命;《在旅途》中的李德明因飞机意外而身亡;《异乡》中的许子慧面对的是父母的怀疑,也曾出现过从楼上跳下去的想法;《拐弯的夏天》中“我”丢掉了爱情和生活。或许在魏微看来,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逃离的结果是身心俱焚,现实的压力不是选择逃离父亲就可以解决的。既然“逃离”不能解决问题,魏微便将视线转到了“寻找”上。

寻找“父亲”

魏微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女作家,她对于作品中的两性描写,曾有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也未写过一篇像样的爱情小说,我是有顾虑的。一旦涉及两性关系描写,我总是犹豫再三。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是我父母的女儿,我曾经在他们的眼睛底下,一天天清白地成长。我愿意为他们保存一个完好的女儿形象。”[4]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魏微对父亲的重视,即使自己在“70后”群体中被边缘化,她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也正因其对父亲的重视,才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在这一点上,魏微的确表现出了大众话语下的“70后”的不同之处,在卫慧、棉棉的笔下,对逃离后的生活倾注了无限的热爱,逃离似乎找到了现实的意义,于是对父亲的意义的消解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魏微没有将父亲的意义完全抹杀,甚至还希望能够去追寻。《寻父记》顾名思义,寻找走失的父亲,在这篇看似有些先锋意识的小说中,并没有解释父亲走失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应该怎样去找到他,当我准备去寻找之时,也没有出现大家预想中的走过哪些城市、寻访哪些人,刊登寻人启事等这些寻找应该具备的常识,满篇的寻找,原来找寻的是父亲的精神。我模仿父亲的生活,从言谈举止到身形外貌,以及父亲曾有的嗜好,“我身上的女性特征是‘寻父’途中最大的障碍”,[5]从物质到精神都难以找到真实的父亲,“父亲是不可寻找的,他在哪儿,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我们一生中的某一天,某一天的哪个时辰,他的身体像光辉一样地降临,照耀我心。”[5]

不仅要寻找父亲,魏微对父亲还倾注了无限的热爱,逃离与失败、回归似乎有了必然的联系,但是不能否认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这与魏微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她一直生活在安宁和谐的家庭,父慈子孝,温暖和睦,虽然看到了逃离父亲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拐弯的夏天》中,尽管“我”与父亲看似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父亲往死里打“我”),但是作品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我”的父亲,阿姐也说“我”应该爱父亲,甚至后来“我”主动回家想降低姿态与父亲重归于好。《寻父记》中,认为失去父亲的生活难以想象,虽然父亲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我”还要固执地去找寻他。《回家》中,“小凤不能忘记父亲的眼神,那样的苍老,安心”。[5]《父亲来访》全篇围绕着“我”对父亲的特殊感情,期待着父亲的来访而展开,“我”为没有父亲的来信而懊恼,为将要到来的父亲来访而焦躁不安,“我”理解父亲,“也许父亲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亮堂堂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的现代社会、仍有着不可理喻的个人世界,预示着一种不可能、艰难。”[6]

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魏微会选择父亲作为价值解构的对象,而不是母亲或者其他的人?这恐怕是传统文化中父权的巨大影响了,魏微从现实生活中本能地意识到了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对下一代的权威与影响,父亲,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在家庭中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会成为被关注的对象。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作者的女性身份,或是由于性别的关系,父亲对于女儿来讲有着一种微妙的异性欣赏在里面,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而言,父亲的地位是胜过母亲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70后”女性作家对“父亲”的意义情有独钟。形成区别的是,大众话语下的“70后”寻找的是“无父”带来的刺激,而魏微则冷静地分析了无父的状态并积极找寻“父亲”的意义。

魏微的存在凸显了“70后”的丰富性。如果说,大众话语下的“70后”展现了人的精神与现实所发生的碰撞的话,那么魏微的创作则体现了精神对现实的依存。作为女性作家,她使用“反身体”的方式来关照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以男性形象和特殊的“父亲”作为参照,真实描绘了现代女性的生活境遇,以及展现出来的现代气质;作为代际范畴中的作家,魏微从文学与生活两个方面充分揭示了“70后”的心理原生状态,并且为读者提供了可选择的接受角度。因此,对于重塑“70后”,魏微有着重要的意义。

[1]魏微,姜广平.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魏微对话[J].西湖,2008(4):93.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

[3]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81.

[4]魏微,雪冬.魏微:我的文学路[J].朔方,2005(3):72.

[5]魏微.在明孝陵乘凉[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6]魏微.父亲来访[J].花城,1999(3):1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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