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作为兼具曾经的“70后”，和被边缘化的“70后”双重身份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反映的生活，还是价值取向来看，都与大众话语下的“70后”有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女性作家，她对两性主体的生存环境、生活现状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描绘，对由性别所导致的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有着眼光犀利的审视与反思。本文以魏微的小说为基础，分析了其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寓言叙事，从中管窥魏微思想的深刻性和作为“70”后作家的独特性所在。

“70后”是最早明确以出生年代为标准进行代际划分的群体，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自我的标榜和宣言，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社会对一代人的价值判断。在作家和评论者的双重作用之下，“70后”逐渐被冠以欲望化写作、个人化写作等标签，诸多女作家也被冠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等头衔。

魏微是“70后”中的“另类”。她称不上美女，也不善于去揭示隐秘的私生活而从事“身体写作”，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一直都浅尝辄止。和卫慧、棉棉所表现的现代女性气质不同，魏微更像是大家闺秀，其作品体现出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特色，乡村、小城成为叙述的背景、普通人的遭遇成为叙述的对象，不规则的叙述形式成为连接现实和思想的桥梁。正如魏微所坦言，自己的写作“在精神上继承了先锋的传统，在内容上回归到当下的现实”，[1]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大众话语下的“70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同许多女作家一样，魏微在作品中不乏对男性的塑造和描写。纵观“70后”美女作家们的写作，存在着极端话语现象，纵欲与吃喝玩乐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魏微对男性的看法比较客观，既不写他们的性格懦弱、不堪一击，也不奢望他们高大威猛、英雄气概，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社会一员，和女性一样平等的血肉之躯。在魏微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在生活的胁迫之下，也有着和女性同样的生存压力，面对这种压力，男性可以表现得软弱，女性也可以表现得坚强，两性气质并非天生，它会随着环境和文化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魏微作品所呈现的性别叙事的复杂性。“父亲”便是其笔下复杂的带有寓言叙事色彩的男性形象。

“父亲”的特殊涵义

在封建文化体制下，男性专制以“父”的形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权”与“男权”趋于同义，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认为“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二者的同一性在于：第一，将男性视为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制度的形式来统治女性；第二，男性角色和活动的权威性。[2]从以上观点出发，对“父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言说。在“70后”美女笔下，父亲是自己叛逆的导火索，也是体现自身独特性的一面镜子。魏微作为女作家，性别意识鲜明，但是性别批判意识较为客观和冷静，对“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现象，做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二元统一化选择，与“70后”的其他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0后”作家的写作，与“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词汇进行重新的界定，以说明它的特殊意义所在。从概念上讲，它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的集合，而是蕴含着复杂的文化价值与时代风貌。这是一个群体的指称，或者用父辈来表达更为准确。在“70后”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对父亲的描绘，于是，“父亲”便顺理成章成为我们解析“70后”心路历程的有效探索方式。对于“父亲”，最为被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是有着坚定的信仰、高尚的理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一代，对社会，无私奉献，对家庭，倍感责任。秉承着这种理念，在日常行为表现上，一方面，不希望儿女再重蹈他们的覆辙，总想给子女们提供物质上更为优越的环境，但是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也希望下一代能够继承并发扬自己的理想，传承责任，但是低估了时代的变化对孩子的影响，当所谓的理想被边缘化，原有的责任意识被冲淡，矛盾自然而然便出现了。

逃离“父亲”

无论是向传统挑战的卫慧、棉棉，还是委婉含蓄的魏微，都有着他们这一代人对父辈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的质疑。尽管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父辈的影响，但是“70后”表现出了与其他年代人不同的特点，社会变革、新旧意识交替、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他们不再生活在父辈所编织的美好蓝图里，而是更加现实地去面对社会，当他们发现理想可能只是一句口号时，便极力想冲破家庭的牢笼，选择离去或出走。《拐弯的夏天》中，“我”对父亲的感情很微妙，两个人像敌人一样互相厮杀，彼此伤害，当“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不可能达成共识之后，我选择了离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过着远离父亲的日子，魏微将父子之间的矛盾渲染得淋漓尽致，把父亲对我的无从入手的关怀和恨之入骨的心情统一起来。《回家》中的几个女孩子，被遣返回乡后，选择的依然是逃离。

不仅要逃离父辈的价值观念，他们也要逃离父辈对婚姻、家庭的谆谆教诲。《拐弯的夏天》中“我”执着而疯狂地爱着大“我”十六岁的阿姐，不顾父亲的反对，沉迷于看似有些乱伦的畸形爱情之中，“我”与阿姐不再考虑传统的束缚，同居在一起，向父辈的权威提出挑战。《回家》中，小凤、翠儿等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子也不再如父辈规规矩矩地谈恋爱，本本分分地建立家庭，而是选择了以与不同男士发生关系，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结婚人选这样的途径。

逃离的目的，还包括对父亲生活方式的颠覆。父辈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变得有些不合时宜，物质的极大丰富成功引发了人们的欲望与追求，下一代不再固守家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世无争的生活，现实很残酷地将他们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离去还是留下，是坚持还是回归，都在极大地考验着这一代人的忍受能力。他们决定了与父辈不同的追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回家》的女孩子选择的是靠卖淫为生活内容，《在旅途》的主人公选择灯红酒绿的生活，浑浑噩噩，精神空虚，《李生记》中李生选择的是宁可艰难地度日，也绝不再回归固有的生活。父辈的生活方式与其说不适合这代人，不如说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如果要探究他们逃离的原因，那就是“父亲”意义上的缺失。“70后”的成长是在80年代，普通家庭的父母生活劳顿，勉强度日，对待子女缺乏应用的耐心与关注，造成子女在性格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尽管这种情况随着他们的成长得到了扭转，但是儿时的回忆将伴随终生。《拐弯的夏天》中，“我”与父亲的矛盾始于他对“我”的不关注，从“我”在学校被人欺负，到学坏去欺负别人，甚至发展到打架、逃学，父亲都一无所知，当对“我”的行为不满时，竟然拿起刀子来扬言要杀了我。《寻父记》中，父亲莫名其妙地离去，给“我”和母亲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没有一天不期待着父亲的重新归来，“我”处在了父亲缺失的深深痛苦之中。《父亲来访》中，“我”日夜盼望着父亲的到来，“我”期待着与父亲的交流，却难以获得，于是，“我”选择离去，到北京就业，因为那里离家乡远一些。

当逃离不可得的时候，魏微便将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家庭中另一位男性成员——弟弟的身上，在《姐姐和弟弟》中，姐姐非常爱自己的弟弟，“从来到这个家门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善待她的弟弟”；但是又“无数次地有打她弟弟的冲动，她需要伤害他”，这篇作品印证了魏微所说的“力量的发泄”，姐姐伤害了弟弟之后，并未感到快乐，反而被这种打与不打的思想斗争纠缠得发疯。究其原因，“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的热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凭实据。彻底否定这一意愿，就是放弃客观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观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象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3]所以打弟弟的行为蕴含着对父母暴戾性情的不满，现实中对父亲的权威难以反抗，必然要为这种不满寻找一个发泄的渠道。

值得玩味的是，在魏微的笔下，这些对“父亲”的逃离，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李生记》中的李生的结果是自我了解生命；《在旅途》中的李德明因飞机意外而身亡；《异乡》中的许子慧面对的是父母的怀疑，也曾出现过从楼上跳下去的想法；《拐弯的夏天》中“我”丢掉了爱情和生活。或许在魏微看来，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逃离的结果是身心俱焚，现实的压力不是选择逃离父亲就可以解决的。既然“逃离”不能解决问题，魏微便将视线转到了“寻找”上。

寻找“父亲”

魏微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女作家，她对于作品中的两性描写，曾有这样的描述：“我至今也未写过一篇像样的爱情小说，我是有顾虑的。一旦涉及两性关系描写，我总是犹豫再三。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是我父母的女儿，我曾经在他们的眼睛底下，一天天清白地成长。我愿意为他们保存一个完好的女儿形象。”[4]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魏微对父亲的重视，即使自己在“70后”群体中被边缘化，她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也正因其对父亲的重视，才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在这一点上，魏微的确表现出了大众话语下的“70后”的不同之处，在卫慧、棉棉的笔下，对逃离后的生活倾注了无限的热爱，逃离似乎找到了现实的意义，于是对父亲的意义的消解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魏微没有将父亲的意义完全抹杀，甚至还希望能够去追寻。《寻父记》顾名思义，寻找走失的父亲，在这篇看似有些先锋意识的小说中，并没有解释父亲走失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应该怎样去找到他，当我准备去寻找之时，也没有出现大家预想中的走过哪些城市、寻访哪些人，刊登寻人启事等这些寻找应该具备的常识，满篇的寻找，原来找寻的是父亲的精神。我模仿父亲的生活，从言谈举止到身形外貌，以及父亲曾有的嗜好，“我身上的女性特征是‘寻父’途中最大的障碍”，[5]从物质到精神都难以找到真实的父亲，“父亲是不可寻找的，他在哪儿，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我们一生中的某一天，某一天的哪个时辰，他的身体像光辉一样地降临，照耀我心。”[5]

不仅要寻找父亲，魏微对父亲还倾注了无限的热爱，逃离与失败、回归似乎有了必然的联系，但是不能否认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这与魏微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她一直生活在安宁和谐的家庭，父慈子孝，温暖和睦，虽然看到了逃离父亲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拐弯的夏天》中，尽管“我”与父亲看似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父亲往死里打“我”），但是作品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我”的父亲，阿姐也说“我”应该爱父亲，甚至后来“我”主动回家想降低姿态与父亲重归于好。《寻父记》中，认为失去父亲的生活难以想象，虽然父亲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我”还要固执地去找寻他。《回家》中，“小凤不能忘记父亲的眼神，那样的苍老，安心”。[5]《父亲来访》全篇围绕着“我”对父亲的特殊感情，期待着父亲的来访而展开，“我”为没有父亲的来信而懊恼，为将要到来的父亲来访而焦躁不安，“我”理解父亲，“也许父亲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亮堂堂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的现代社会、仍有着不可理喻的个人世界，预示着一种不可能、艰难。”[6]

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魏微会选择父亲作为价值解构的对象，而不是母亲或者其他的人？这恐怕是传统文化中父权的巨大影响了，魏微从现实生活中本能地意识到了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对下一代的权威与影响，父亲，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在家庭中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会成为被关注的对象。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作者的女性身份，或是由于性别的关系，父亲对于女儿来讲有着一种微妙的异性欣赏在里面，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而言，父亲的地位是胜过母亲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70后”女性作家对“父亲”的意义情有独钟。形成区别的是，大众话语下的“70后”寻找的是“无父”带来的刺激，而魏微则冷静地分析了无父的状态并积极找寻“父亲”的意义。

魏微的存在凸显了“70后”的丰富性。如果说，大众话语下的“70后”展现了人的精神与现实所发生的碰撞的话，那么魏微的创作则体现了精神对现实的依存。作为女性作家，她使用“反身体”的方式来关照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以男性形象和特殊的“父亲”作为参照，真实描绘了现代女性的生活境遇，以及展现出来的现代气质；作为代际范畴中的作家，魏微从文学与生活两个方面充分揭示了“70后”的心理原生状态，并且为读者提供了可选择的接受角度。因此，对于重塑“70后”，魏微有着重要的意义。

[1]魏微,姜广平.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魏微对话[J].西湖,2008(4)：93.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

[3]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81.

[4]魏微,雪冬.魏微：我的文学路[J].朔方,2005(3)：72.

[5]魏微.在明孝陵乘凉[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6]魏微.父亲来访[J].花城,1999(3)：168-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