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中，十七年“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典型的革命现代性叙事，一方面以激进的思想形式，通过文学审美直接表达了革命现代性急迫的历史目标，加深了文学与传统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又以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和审美力量，始终眷恋着日常生活，保持着民族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填补着与历史断裂的鸿沟。这可以在《红旗谱》等十七年“红色经典”中看到清晰的脉络和表现，在《红旗谱》地域文化与民间伦理基础上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我们看到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及其乡土文化的丰富性，《红旗谱》的鲜明特色就是以日常生活和燕赵文化为根基的民族性建构。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具体阐释。

英雄形象的燕赵文化性格和日常生活形象的展现

《红旗谱》中梁斌曾表示，要把朱老忠塑造成高大完美的理想化形象，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朱老忠被看作是具有革命性、时代性、民族性的农民英雄。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朱老忠的“理想化”形象更多地表现在燕赵文化性格和日常生活形象中。革命前的朱老忠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慷慨侠义、大公无私、急人所难的燕赵文化特征，这是朱老忠的主导性格，这种性格正是他成为英雄的前提。文中也提到他有“功夫”，会“骑马蹲裆式”，会踢腿、耍拳，会使用三节鞭，在游行示威时举起三节鞭打落敌人两把刺刀……这样的“功夫”在当时尚武的冀中乡间很常见。而朱老忠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体现为重信守义、崇尚道德、理智清醒、急人所难、勇于担当等优秀品质。走南闯北的经历使朱老忠身上既有冀中农民宽厚和勤忍，又比他们多了一些见识和胆气。但和其他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相比，朱老忠更多地体现出燕赵优秀农民的本色，他不同于《烈火金刚》中史更新的壮烈和英勇，也比不上《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东讲究神机妙算和斗争智慧，而是当时冀中乡村英雄好汉形象的典型代表。小说原著多次交代他回乡的原因，不仅是为了报仇，更多的是在异乡生活的难处而思乡心切。

“不回老家吧，死想家乡。总觉得只要回到家乡，吃糠咽菜也比流落在外乡好。可是一回到家乡呢，见到幼年时的老朋友们，过着烟心的日子，又觉得打心眼里难受。”心里说：“知道是这个样子，倒不如老死关东，眼不见为净，也就算了！”转念又想到：“在关东有在关东的困难，天下老鸹一般黑！闯吧，出水才看两腿泥！”[1]

这段话体现出冀中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通过对朱老忠回乡后日常生活的描写，也传达出作者对冀中平原乡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的透彻了解和认同。尤其是在冀中乡间的爱好的描写中体现出朱老忠的生活情趣和舐犊深情：

冀中时令：每年春天，麦穗刚刚黄尖的时候，有蓝靛颏鸟儿由南往北去。每年秋季，棉花掉朵的时候，有蓝靛颏鸟儿由北往南去。

忠大伯说：“运涛！现在正是过靛颏的时候，你去给兄弟们逮只鸟吧。我就是不愿意叫孩子们不高兴。一个槽头上拴不住两头叫驴；一只玉鸟，给了江涛，二贵不高兴；给了二贵，江涛心里也不舒坦。咳！人一上了年岁，就看孩子们值重了。不管怎么，把孩子们拉扯大了，就是老人的落场！”[2]

《红旗谱》中对朱老忠燕赵文化性格和日常生活形象的描绘中，加重了对英雄人物静态叙述和心理描写的比重，扩大了人物的心理容量和思想意识的积淀，更好地完成了英雄形象的成长过程的讲述，使英雄形象在革命故事中得以保留审美属性而本真存在。

温馨的归乡式气氛和冀中乡村生活图景

与其他“红色经典”相比，《红旗谱》的独特之处，就是细致地描绘了河北保定地区的乡村生活图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风俗，而且构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人物的生存和成长提供了具体可感的生活环境。经典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作品中人物生活环境的设置是现实主义作家普遍重视的，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孙犁的白洋淀、铁凝的保定乡村等，这样的描写真实、具体、细致、生动，燕赵地域色彩鲜明、乡间民俗气息浓郁的生活环境给人物性格的成长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迫不及待地赞美着家乡的景致：

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汩汩流水。

流着流着，由西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镇以东，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镇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

因此，《红旗谱》虽然按照革命理性对乡村社会进行了革命叙事上的重构，但作者依据自己乡村生活记忆和体验对当时乡土中国展开的艺术描写，关注的是那些与地域文化、民族传统、乡间风景相关的创作技巧和美学风格。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燕赵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与同时期的“红色经典”相比，《红旗谱》在表现地域文化、民族气魄、乡村风土人情方面的探索是相当成功的，以其独具风采的日常生活叙事奠定了“红色经典”民族性建构的基础。

地域风俗的描绘与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

梁斌把他的“文学美化生活”的创作追求贯穿于创作过程中，在对地域风俗的描绘中也显示出与其他“红色经典”不同的特色，《红旗谱》虽然抛弃了章回体的外在形式，但有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而且形成了在写法略粗于西洋小说而又比中国一般古典小说描写更详细一些的表现手法，对河北地域乡村民俗作了许多生动的描写，展现了一幅幅冀中平原文化风俗的画卷。

《红旗谱》中，作为阶级斗争起源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一章中，不仅以滹沱河畔那茂密的柳林、千里堤上高大的白杨树向人们展示了冀中平原特有的自然风光，而且以铸钟为凭的官地揭示了华北平原的深厚历史，把燕赵文化中的地域风情和民俗具象地展示出来。作者满怀感情地描绘着这座古钟：

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村乡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看看，伸手摸摸。年代久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钟上映出朝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黑油油的。[3]

《红旗谱》中，革命理性与民间伦理的冲突并不彻底，它在表达着充沛的革命理念的同时，依然表达着对世俗幸福的关注；在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旗帜下，建构革命的神性的同时也在勾勒着革命所带来的世俗幸福的美妙图案。热恋中的运涛和春兰，由于对革命的认识和目的不同，即使在亲密的情感交流的时刻也流露出不同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春兰有着对革命的不同的理解：

当她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儿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想：革命成功，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那时，她和运涛成了一家人。那，他们就可自由自在地，在梨园里说着话儿收拾梨树。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噌噌磨着。还想到：像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高兴。不，还有忠大叔，他一定抱起胖娃娃，笑着亲个嘴儿。[4]

地域风俗的描绘与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宏大革命叙事的沉重和压抑，在还原农民日常生活现场时，使革命理性制约下的生活显现出一种更为本真和实在的乡村生活，为《红旗谱》的革命叙事增添了温暖和实感。特别是这种地域性叙事很容易唤起河北读者对乡村生活的回忆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使其对革命理性的认同更为自觉和自主。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50年代的革命叙事中，革命理性还没有对地域文化、民间伦理和世俗幸福感过分挤压，而是把它作为革命叙事的重要补充和论证，革命的激情和目标，借助于地域风俗和世俗幸福的焰火，燃烧得更加热烈了。

冀中乡间特有爱情描写与乡间风光

《红旗谱》因以出色的燕赵地域文化和日常生活描写被认为是“民族风格”的典范作品，梁斌本人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也使得他笔下的爱情描写是那样的真实动人。作者真诚地讲述着青年男女对理想爱情生活的追求，那些风俗场景的描绘，放到当下作品中也毫不逊色；那些对美好爱情和革命理想的追求，依然是我们当下对纯真爱情的梦想。作为十七年“红色经典”中的经典，《红旗谱》是以阶级斗争叙事为主题的，但是它毕竟是一部以情感人的文学叙事作品，因此，梁斌这样安排文章结构和内容：

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5]

在《红旗谱》的开头，春兰是一个甜美而柔弱的闺女，盼望着嫁给青梅竹马的运涛，这时的春兰被置于规范女性认同的传统范围内。她为了表达对心上人运涛革命行动的支持，将“革命”两个字绣在了自己的蓝布褂上。当运涛参加革命被捕入狱后，春兰一方面顶着传统社会的舆论，苦苦地等待着爱人的消息；一方面参加朱老忠领导的革命斗争，仍然是为了运涛。这种青梅竹马的爱情在后期则由于运涛的被捕而演变成庄严的承诺，因运涛被判的是无期徒刑，邻里亲朋都怕耽误了春兰的青春，说服她嫁给大贵，但春兰坚守着她和运涛的誓言。在这样的写实描写中，革命式的爱情终于又被赋予比较符合冀中乡间生活伦理的解释。春兰最终成为运涛的妻子，她在女性身份上恢复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她是作为革命者的妻子而支持丈夫，这一系列的情节并没有逾越女性的传统规范。但燕赵地域文化的濡染和冀中乡间日常生活的坚实根基使得小说超越了“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而获得了地域特色和坚实的根基。

因被理想爱情鼓动着、对美好生活憧憬着的春兰、严萍两个年轻的姑娘，在高蠡暴动时给红军送消息的途中，即使是在血雨腥风即将到来的前夜，因对爱情的憧憬而对革命充满胜利的期待。她们赶着牛车，呈现在眼前的冀中乡下景物是这样地优美：

春兰把车放慢，走入一条倒沟，跳下车去，在漫坡上采了一把喇叭花儿——“黑老鸹喝喜酒”。这种小花朵，边缘上的绛红色的，花柄是白色的，小孩子们最喜欢玩这种花。又采了两把“米布袋”，用褂子襟包着，追了两步，跳上车辕，说：“嘿！醒醒！喝一盅喜酒吧！”她把“黑老鸹喝喜酒”和“米布袋”洒在车上，又晃起鞭子，把牛轰快，拿起一朵小花儿，摘去花托，把花柄儿放进嘴里吸吮。[6]

这样的描写使我们触摸到燕赵大地的生命情怀、审美情趣、生活状态、人生理想及终极关怀，这块神奇土地上乡村儿女的淳厚质朴、慷慨激昂、自信达观、勤劳善良的文化风貌尽收眼底。在那些唯美文字的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了燕赵儿女的悲伤、微笑与哀愁，那些古老久远的人民耕种劳作、婚丧嫁娶、民俗节庆等景象似乎就在眼前。

因此，《红旗谱》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和民族性建构，不仅使小说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艺术魅力，承担了审美现代性的价值，而且也实现了革命现代性叙事的目的。其乡土还原中体现了个人最真挚的生活记忆，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感和生命律动，以极具冀中风情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填补了激进的革命叙事对传统文化、对乡土生活断裂的鸿沟。《红旗谱》虽然是一部宏大的革命历史史诗，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但其强势地发挥了文学本体性的功能：即从地域文化和本民族的生活出发，塑造典型形象，书写乡土生活、刻画环境与场景，而非单纯受政治话语或革命理性支配。这样，革命文化才能内化为全民族的政治认同，形成一种具体的思维方式。

[1]梁斌.红旗谱[M].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2][3][4]梁斌.红旗谱[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J].人民文学,1959(6).

[6]梁斌.播火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