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凡是女孩子喜欢玩的跳皮筋、踢毽子、抓拐、扔沙包我都不喜欢，我亦不喜欢男孩子那种疯跑，那种野蛮。只是静静地立在一角，去看那些奔跑的蚂蚁，亦或看那些蓬勃的青草，偶尔一声婉转的鸟啼会闯进我隐秘的世界，像是夏晨含着朝露的空气一样清新。

上初二那年，我们班换了一位语文老师。那是早上第二节课，班主任把他领进教室，说他是从市一中调过来的，介绍完后就走了。语文老师先自我介绍，然后开始给我们讲课。他很年轻，清瘦，白皙，儒雅而且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细细的很好听，课也讲得生动有特色。我听得特起劲，全神贯注，唯恐一不留神漏掉一句话或一个字什么的，所以我坐的姿势最端正。老师布置完作业后，就走下讲台，当走到我身边时他把我盖在书上的文具盒挪开，看了看我的名字，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脸热辣辣的，连耳朵根儿都红了。

每天早上早读时他都提前15分钟到校给我们讲唐诗宋词，讲诗经，每天只教我们一首诗歌，要求我们必须背会。当时我很崇拜他，崇拜他的知识渊博。但那时我的确不会写诗，我认为诗只有高雅的人、神圣的人才能写出，我只有欣赏的份儿、阅读的份儿了。因为喜欢老师，所以我语文学得特别好，那时还偷偷想过长大后就嫁给语文老师。谁知一年后语文老师就和学校一位女老师结婚了。他休了一周婚假，那天上自习课我们班男生李卫奇说语文老师这会儿正在家里和老婆玩糨糊呢。我感觉他是在侮辱老师，便狠狠地瞪他一眼，骂他真“下流！”在我眼里老师是无比神圣的，像神一样。我想那一周我一定是失魂落魄的，一定是魂不守舍的。

高中毕业后我就进入工厂，偶尔一次在大街上，在那么多的人头攒动中我竟一眼认出了他，他还是那么年轻潇洒，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他说：“你文字功底那么好，怎么不往报社投稿呢？你看人家乔叶多用劲！”当时乔叶的青春美文在《焦作日报》上接连发表，很火，一下成了小城名人。从那以后我就在工作之余写些小文章，小感悟。那天我在单位用记录本的背面用铅笔写了一篇短文《请留一分距离给我》，诚惶诚恐地送到报社交给编辑，然后头都不敢抬一下就走了。等过了两天，突然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名字，这一惊喜让我欣喜若狂，让我兴奋不已。于是又写了第二篇散文《请留一份恋情给婚后》送往报社，当时是下午4点，副刊办公室门锁着，我轻轻敲了两下，见没动静，便扭头要走，谁知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开门的声音，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叫住我：“是你敲的门吗？”我怯怯地说；“是。”他热情地将我让进办公室，接过了我递给他的稿子，他只瞟了一眼就兴奋地说：“你就是马朝霞？”我“哦”了一声，眼睛盯着脚尖。他显然是很兴奋，言语中带着激动：“你的字写得那么好，我不认识你的人时就先认识了你的字。”我一惊，抬头瞟了他一眼后迅疾低下了头，右手不安地摆弄着辫梢。他说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编发的，所以他不认识我的人时就先认识我的字了。他见我很怕生，便搬了把椅子让我坐。那天他很热情，说了很多话，他说我的文字很美，很有灵性，还说编辑遇到一篇好文章都会眼睛一亮的。后来我就更勤奋写作了，再去送稿时也没那么胆怯了，偶尔还敢和他对坐，还敢看着他的眼睛说话。渐渐我们由生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在全国大报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影响的一位大诗人。他曾一个人徒步走过黄河，还在黄河边的一座土山上挖了一口窑洞，那时他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诗歌上。他太专注了，一直将诗稿写过了他人身的高度。有一天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首顺口溜带给他看，他没有鄙视我，而是很认真地把每一首诗都看了，并称我的信口涂鸦是作品，还鼓励我好好写。其实，那时我根本不会写诗，认为诗人是受过神授教育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写成的，我只会写些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有感觉的生活小品文而已。是他带我走向一条诗歌的道路，是他领我去寻找诗歌的神庙，从此我就走在一条朝圣的路上了，于是他更换了我的名字，指明了我的方向，带我去走过黄河，看过红叶，穿行过黑夜的墓地，在狂风暴雨雷电中寻找灵感，那时他讲的诗真好，比情话好上一万倍。只是后来他为了写诗而远走天涯了，但无论他在内蒙，还是在新疆或在外国他都惦记着我，关注着我的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诗歌的道路上他是我的灵魂，他的博学、宽厚、仁爱，和热爱生活的天性一直是我的镜子。在他的鼓励下我竟然敢给《诗神》投稿，那是1996年，我的第一首诗歌《山沟里的红草莓》竟然发表了，虽然是发在《诗神》最不显眼的地方，是“诗天飞絮”栏目，但也的确激发了我写诗的激情。那时《诗神》的编辑是著名诗人刘松林老师，他还给我寄来了长长的信，他说我很执着，鼓励我朝着诗歌的道路勇往直前。那时候我把信就藏在枕头底下，等家人睡着后也不敢开灯，打着手电筒读那每行字，每读一次就坚定一次信心，这辈子就写诗歌了。

苦难总会过去，而生命也会过去，我只有一次的生命是如此渴望它始终的火旺葱茏。“让我活着遇到你，这就足够了。”我坚信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2002年我的诗歌《别·外一首》在《诗刊》上发表，当时高兴极了，一位老师说我是鲤鱼跳龙门了。因为这次是林莽老师编发的，他也写了长信鼓励我。还有诗刊社的朱先树老师，十几年来，每到过年他都给我写一封信，嘱咐我好好写诗歌，守住就是一切。还有周所同老师、李小雨老师、杨志学老师、叶延滨老师等都经常给我写信或来电话鼓励。后来，我的诗歌接连不断地在《诗刊》刊登，同时在全国诗歌大赛中屡次获大奖。

直到2007年，我的诗被青春诗会选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当时很害怕，因为河南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很犹豫去还是不去？不过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了，一向胆小怕事的我竟然对爱人说：“如果不让去，我们就离婚。”其实爱人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只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罢了。

一个老家在河南的《诗刊》社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热情鼓励我说“没事，我去车站接你”。我去火车站买票时，正值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所以有人问我是去北京开十七大吗？我说不是，是去开“青春诗会”。

“青春诗会”是我终生难忘的，当我坐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远在北京的老师一直不断给我信息，使我这十几小时的孤独之旅烟消云散了。早上7点多我到了北京，车还没进站，老师就发来信息，问我在几号卧铺，并叮嘱我下车不敢乱走，怕走丢了。我回：“好。”车一进站，我要下车时就听见老师喊我，我的眼睛立即涌满了泪水，我像看到了亲人。然后他帮我拿着行李，帮我挤公交，把我带到他家，给我热鲜奶喝，拿面包吃，当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走在首都北京的中心，走在天安门前，我一直昂首挺胸，一点也不感觉陌生，很有自豪感。其实来北京是我一生的梦想，这次是借青春诗会的东风了。

好多年都过去了，我和他们（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恩师）一直鱼雁不绝，如潮汐一样守时，每每写出新诗我就最先让他或她看，我们为每一首好诗的诞生而欢呼雀跃。兄弟姐妹之间疏于音信的比比皆是，就算是情人，十几年也难保持这场耐心与热忱。而我一直很幸运有那么多爱我的人陪我一起走在诗歌的路上，也就是走在朝圣的路上，所以我一生都不会孤单。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爱过后，所有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化作时间的土壤。一切光华四射，一切又忧心如焚。然而只有此刻才能写出那些长诗，才能写出《清歌断肠》。谁都不能逃离岁月的风化、时间之矢的射穿，唯有诗歌可以留下。

大月寺——干娘

那时，我是不信佛的。

去大月寺，完全是一个偶然，只因一帮诗人住在云台村牵着我的诗情，只因大月寺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我猜想着那弯月样的门，我想推开那扇月亮一样的门窥伺清瘦古朴的寺院，所以我们一行人，翻山越岭跋涉而来去往大山的寺里。20多个诗人一路走来，唱歌，说笑，在美景停留，在险处携手，从心里热起来，我索性脱去外衣只留一件吊带背心，便有小杨司机打趣道：“万里此时真有点像杨贵妃了。”旁人笑声里，我也红了脸，像是山花一朵。走的时间长了，先前的兴致慢慢滑下，疲惫爬上每个人的肩，大步流星逐渐变为步履蹒跚，偶尔能碰见几个迎面骑行的驴友，便急急地追问：“大月寺还远吗？”答曰：“还要走个把小时。”人便先泄了气，查看粮草——行囊渐空，连水也没了，便想退缩，心也莫名地烦躁起来，天气愈加闷热且满山都响着一种奇怪的叫声“吱——咕咕咕——吱——咕咕咕……”一个同伴便用棍子去敲那叫唤的东西，随行的沁阳市林业局李迎建副局长赶忙阻止了他，他说出了它的名字——寒蝉，我的脑子里先浮出一个词“噤若寒蝉”，便静下来听李局长讲寒蝉，寒蝉是一种让人心生疼痛的东西，在黑暗里蛰伏了17年之后才能来到世间，在这世间却只能活短短的10天，这10天的光阴便是它的一生了，在这10天里它必须完成蜕变、羽化、飞行、交配、繁殖的任务，然后再悄悄地谢幕。所以它才那样舍命地叫，热烈地叫，哀婉地叫，凄凉地叫，它的叫是在呼唤光明，是在寻偶，寻找它一生的爱情，它这一生只为爱情而来。所以我能理解它的急迫，它的贪婪，只因它用17年的等待苦守着10天的爱与光。

终于来到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村里人家早已搬下山来，只有一个老伯悠然地放着牛，像是长在山里的一株植物，见我们走来，便热情地邀我们进屋歇息，从缸里舀水给我们喝，这水冰凉、甘甜。再往前走，是一个叫“朝阳沟”的小村庄，如今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有灰色的房，古老的树，沉默的石磨还在这里默守着岁月。

3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月寺，这里没有月样的门，没有清瘦古朴的院落，只是像民居一样平常的寺院，那一刻我的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望。看守寺院的是3个神态安详的老女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60多岁，女主持也70多岁了，她们听说我们是诗人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寺院不算大，有佛教亦有道教，香火也不怎么旺盛。院里立有一座大月寺碑，上面有沁阳市原作协主席李建国等撰写的碑文，还有一棵百年的古柏树，树身如苍龙盘曲，树尖直刺蔚蓝的晴空，谁看了都会精神为之一振，奇怪的是它一半长柏枝，一半却生出松针来，没有嫁接也没有旁逸斜出的理由却偏偏生出这两种结果来。主持告诉我们“文革”时候这古树也难逃刀劈斧砍的厄运，被伐倒时有人亲眼看见树根处流出鲜血来。我抬头看着满树祈福的红布和宝牒，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愿我吉祥喜乐。神树仿佛在说，活着便是希望便是喜乐。

一行人和主持合影留念，主持对我尤为亲热，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从北京来的诗人蔡诗华。蔡诗华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妈，我也附和，我也是没了妈的孩子啊！主持说那你们从今往后就都是我的孩子了，只这一句，我便又有了娘。

不觉间已到晌午，我们要走，主持却非要留我们在寺里吃饭，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坐在石桌边，两个老人在为我们忙活午饭，另一个老人蹲在门口洗衣，我突然像是看到了古代浣纱的女子，那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动作是多么娴熟文雅，不用肥皂单用清水就能洗干净了，在这里一切繁杂的手续似乎都被省却了，有的只是天然和古朴。不一会儿她们便端来手擀的面叶和自己腌制的咸菜，还有一筐大馒头，虽然没城市里卖的馒头白，掰开来却是麦香扑鼻。清淡的饭菜让人突然想起了苏轼的诗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席间主持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包，说是压岁钱，我们不要，她却不依，只好收下，又给我们拿供奉过的糖果吃，说是吃了能免灾。我打开红包发现我的是100元，而其余的人是5元，世间的缘分便是这般神奇，难得有人只依着缘分就去疼爱自己。后来我们都喊她娘，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搂在怀里并用她的老脸紧贴着我的脸，自从娘去世后从来没有人再和我这般亲近过，那一刻我真想再叫声娘！我也没想到翻山越岭能认下一个干娘来，小时候，我们兄妹5个，哥哥从小身体不好，娘特意给他认了干爹、干娘，所以哥哥从小就比我们多了几分疼爱。那时，每到黄昏，娘就到门口喊我们回家吃饭、洗澡，有那么多的身体要洗，那么多张嘴巴要喂，娘却从不厌烦，娘的岁月就像屋外的黄昏，温暖却无限，所以我总以为娘不会老，也不会死，是会陪伴我一生的，然而我30岁那年却没了娘，没了娘的一瞬间我就成了孤儿，再没人唤我回家吃饭、洗澡。谁知30岁后我又意外地有了干娘，前30年的日子如果不算，那么后30年就又是新岁……

后来，我也多次去过沁阳，只是因大月寺山高路远行程不便，就没再去过大月寺，然而心却是常常牵挂的。在神农山大酒店和李小雨老师一起吃饭时她们问起大月寺，李建国说马万里就是大月寺的女儿，徐敬亚老师和多多老师忙问我大月寺干娘给你透漏过什么玄机没有？我笑而不语，心知干娘早将亲情的红绸系挂在我腰间。

5年后的中秋节，干娘的女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娘在沁阳紫陵家小住，我便带着儿子前去紫陵省亲。几年不见，老人家已是80岁高寿却依然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见了我很是亲热，她说以为再也见不到闺女了，她在寺里每逢有焦作人去大月寺，就托人向我问好，而我也只是时常翻出我们的合影看看而已。娘搂着我，亲着我，像是骨肉相连的母女。娘吃素，所以她不去饭店吃饭，便委托女儿一家热情招待了我。席间，听姐说，她底下原有个小妹的，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我想娘一定以为我就是她的那个小女儿吧！10年前，我跋山涉水去大月寺，在神树下祈求喜乐，那刻我找到了失去了30年的娘，娘找到了失去了很多年的小女儿，如此便是真正的吉祥喜乐。

常想起干娘蒲团盘坐，宛如莲花，低眉垂首，专心吟经的模样，一想起她我就很温暖，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