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这一时期官方和民间创立的各种慈善组织和慈善机构大量出现，开展的慈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学界有关明清慈善事业的研究，同样成果丰硕。①在明清官方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徐州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义冢等官方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又有育婴堂、清节堂、安怀堂等善会和善堂。②这些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在救济灾荒、维系民生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地方志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慈善机构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叙述其设置及发展演变情况的同时，分析其日常的经营和管理，探讨慈善机构创立及发展过程中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关系，以求为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一、明清官方设立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

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是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官方慈善机构。

(一)抚恤孤老的养济院

养济院是明代由官方倡设的抚恤孤老的慈善机构。③该制度由朱元璋创设，并且终明一世，这种养济院在全国不断得到推广和普及，在兴盛时期达到了各州县都有一所，个别财力宽裕的州县则有两所。清承明制，重建和新设了许多养济院，使得清代养济院的数量大为增加，地域范围也日益扩展。养济院无疑是明清时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官方慈善机构。

民国《铜山县志》记载铜山县养济院：“为收养废疾流丐之所。初在旧学旁，明成化九年，知州陈廷琏移城西北隅。隆庆三年，知州章世祯迁城东隅。万历二年，知州刘顺之重修，后废。今在县治东，未详何时改设。原存息本钱一千七百缗，又于新涸湖租项下提钱一千缗，发典生息，每年额收钱三百二十四缗，又有赵山头地六十七亩，每年租钱四十缗，均充院中经费。”[1]徐州下属各州县也都有养济院的设置及分布(见表1)。

表1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养济院设置及分布情况表

资料来源：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六“建置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民国)缪荃孙、冯煦、庄蕴宽等，《江苏省通志稿·民政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点校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至第76页。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徐州及其下属各州县几乎都有养济院的设置及分布，养济院基本上都由当地官员主持创建，属于官办慈善机构，其经费也大多来源于官府拨款或官员捐助，官方力量在养济院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恤病助丧的惠民药局和漏泽园

明清政府还设立一些恤病助丧的慈善机构，这类机构主要有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惠民药局，最早出现于宋代。北宋末年，都城东京的惠民药局多达五处，其经费由户部拨银资助。入元以后，惠民药局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在上都重设药局，而且将其扩展到各行省。朱元璋早年遍尝人间疾苦，称帝建国后，即诏令天下郡邑，广设惠民药局。惠民药局很快在全国各地普及，基本上每州县一至二所，经费由常平仓支出。明清时期徐州及其下属各州县也有惠民药局的设置及分布。如光绪《睢宁县志稿》记载睢宁县惠民药局：“旧志在县西北，久废，知县侯绍瀛捐资复设安怀堂内，来堂就医者不索钱文，并施送膏丹丸散。”[2]

漏泽园亦称义冢，最早见诸于北宋，以后历代都有。明代承袭前制，于县治城厢荒地广设漏泽园，漏泽园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依据地方志等相关史料的记载，徐州及其下属各州县也都有漏泽园或义冢的分布。同治《徐州府志》记载邳州漏泽园有五处：“洪武四年，郡人张义，成化二年义官蔡斌增田二十亩，陈义增八亩，今皆废。”[3]光绪《丰县志》记载丰县的义冢有三处：“一在泡河北，一在官路西，一在城东南里许。典史王大绶施，知县戴一松又增置焉。”[4]光绪《睢宁县志稿》记载睢宁县义冢有四处：“一在城西堽头社，计地一段六亩五分零，光绪八年，知县黄玉昌捐廉置，有碑记。一在青羊社，计地八亩，永善堂置。一在大李集东北，董、李姓捐置。一在大李集东南，李松敬捐置。一在泰山庙东，计地三亩五分零，光绪十一年知县侯绍瀛置。”[5]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漏泽园有两处：“一在治南三里，嘉靖十七年，清军御史蒲州杨瞻置。一在新治东北半里，万历四年，知县喻文伟置。”[6]

(三)其他官方慈善机构

除以上慈善机构外，清代光绪年间，徐州城内还设有医药局、因利局等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大多由徐州地方官员创建，其日常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官府的拨款。民国《铜山县志》记载徐州医药局：“光绪五年，徐州道谭钧培兴办，附设清节堂内于徐防支应所借提钱五千缗发商生息，后以新涸湖租拨还，以作经费，每年额收钱六百缗。”[7]徐州因利局：“光绪十六年，徐州道桂嵩庆兴办，设局传薪阁内，由道拨公款一千七百缗有奇，为借给贫民营生之用。”[8]

二、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善会和善堂

依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善会和善堂主要有育婴堂、清节堂、安怀堂等。

(一)徐州育婴堂

育婴事业源于中国古代的溺婴之劣习。育婴慈幼事业在两宋比较发达，但在元、明两朝走向了衰落，直到明末，育婴慈善事业才逐渐复苏。清代育婴堂在顺治年间就已出现，至康熙、雍正两朝，江南各府州县治大都创设育婴堂，至雍、乾之交，各地形成了兴办育婴事业的高峰。

清朝中后期，全国各地成立的育婴机构多种多样，如六文会、济婴堂、保赤局、救溺会、救婴局等。清代育婴堂的性质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慈善到官督民办的转换。从其经费来源和运作方式可窥一斑。在经费来源上，清朝前期，许多育婴堂的经费都是由地方捐助的，乾隆以后，官方的资助在逐渐增大。在管理运作上，育婴堂一般延请地方乡绅担任首事，轮流主持具体事宜，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事。

民国《铜山县志》详细记载了徐州铜山县育婴堂的设置及其经费来源：“育婴堂为收养婴孩之所，在东门子城路东，今在西门内。清康熙间，知州佟国弼捐资建立。……育婴堂于道光十三年经官民集捐，先后建屋二十九间，以王鲍楼地十五顷九十二亩，钱五千六百八十余缗，租息两项岁得钱一千二百余缗，定额收养婴孩七十名。光绪五年，复经徐州道谭钧培于新涸湖租款内提钱三千缗，发典生息，岁得钱三百六十缗，增额三十名。(光绪)二十四年，徐州道桂嵩庆又拨罚款百缗，发典生息。(光绪)三十三年，附设豢养院教堂内。童子读书由义赈绅士吴宪奎拨赈余款一千一百二十一缗，以千缗发典生息，每年取子钱百二十缗作常年院费。”[9]徐州下属各州县也有育婴堂的分布，如砀山县育婴堂：“在县治东，同治十一年，知县樊燮移置城南内隅，并置经费、立条款。”[10]睢宁县育婴堂：“在东门内，雍正九年知县郎大成建。”[11]

(二)徐州清节堂

清节堂，又称“敬节会”“儒寡会”或“贞节堂”等，主要收养和抚恤“青年孀妇贫苦无依，年在三十以内者，及未嫁夫立志在夫家守节之贞女”，同时还兼有旌表其操行的功能。徐州铜山县清节堂：“为收养贫嫠之所，在铜沛同知署旧址。清光绪五年，徐州道谭钧培建，于新涸湖租内提钱八千缗，以两千缗做建造费，以六千缗发典生息，为常年经费。(光绪)十年，节妇牛文氏捐钱五百缗，经徐州道段喆并育婴堂经费三千缗发典生息。(光绪)十六年，南通盐局月拨钱二十四缗，二十二年又拨公款四百八十二缗发典生息，又在常平仓息款每月提钱十六缗，均作堂中经费，每年额收钱一千六百七十七缗有奇。”[12]

除铜山县以外，徐州下属宿迁县也有清节堂的设置。同治《宿迁县志·营建志》记载宿迁县清节堂：“在新盛街南，同治十二年，文生吴麟圃等以慈云观久废，禀请改建。大厅三间，大门一间，围墙一道。先是，同治九年，里人宋金台、刘敬堂、张书之、尹锡光等建议创堂，集资领佃顺七图骆马湖新涸地九顷七十余亩，历年未能开垦。同治十三年，知县李德传详免官租，并拨仁四图内塘屯田八顷三十七亩五分九厘，由堂收租，又捐廉置孝二图粮地八亩余，归堂执业，俱经通详立案。”[13]

(三)灾荒时期的徐州善堂

灾荒时期的善堂所发挥的救荒作用相比平时更为突出。如嘉靖《徐州志》就记载明代徐州城内的济众堂有二处：“一在河东驿前，一在吕梁洪，建以赈济饥民。安乐堂一所，在城东南隅，永乐十年建，以济远方贫病者，今并废。”[14]《古今图书集成·徐州公署考》记载萧县济众堂：“在县西北街”，惠济堂“在县东，并明永乐十五年建，久废”。[15]砀山、丰县等州县也都有济众堂、惠济堂等善堂的分布。[16]

徐州下属沛县和邳州也有善堂的分布。民国《沛县志》记载沛县广济堂：“旧志在县东旧驿南，景泰三年水灾流亡丐食者众，巡抚都御史王竑令有司煮粥于此，济之，凡活十六万余人。”[17]沛县孚惠堂：“旧志在旧泗北岸，景泰三年，疫疬盛行，王公竑令有司制药督医，分疗于此，凡活六百一人”。[18]沛县安怀堂：“在东门内石碑坊北首，光绪十五年，知县侯绍瀛建。”[19]时任睢宁县训导的丁显在其所作的《安怀堂记》中详细记载了沛县安怀堂建立的原因及经过：“盖闻养老存孤，王政著为月令；敬老慈幼，霸主以为首图。自来身为人牧者，未有不与老幼加之意者也。沛县之善堂均在栖山旧治，自咸丰元年，蟠龙集决口，栖山善堂尽行淤没。……凶年饥岁，老稚转乎沟壑比比然也。巳丑，桂林侯君绍瀛来宰是邦，下车之始，以修志书、建学宫、举节孝为首务，而目击孤苦穷民流离失所者，心焉伤之，商于绅董，又设立安怀堂，即以旧城基地四顷余，酌收租息，以为堂费，并于城内捐廉置房屋二十间，酌定章程，光绪十六年三月某日起开堂。收养经费不足，后之君子必有善其后也。”[20]徐州下属邳州也有善堂的分布。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当时邳州境内共有善堂十五处：“或遇饥荒，路毙道路，有故，则声之官，否，则堂为殓霾，以杜扰累。一在更厅社，一在铁佛寺集，一在良璧集西，一在棠梨集，一在良璧集北，一在纪家集，一在猫儿窝集，一在坝头集，一在官湖镇，一在三叉河集，一在八义集，一在宿羊山集，一在玉皇庙，一在八叉路集，一在南马庄社。”[21]

(四)睢宁县安怀堂

在徐州众多的善堂中，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清光绪年间设立、官督民办的睢宁县安怀堂。光绪《睢宁县志稿》记载睢宁安怀堂：“在县北门内，光绪二年，知县龙寅绶、千总马良镖倡建。十一年，知县侯绍瀛添建。”[22]地方志还载有由知县龙寅绶撰写的《安怀堂碑文》，这对我们了解睢宁安怀堂设立的经过、经费的来源以及日常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碑文首先介绍了安怀堂设立的背景和原因：“夫敬老慈幼，王政宜先，保赤安贫，有司责任。查县境育婴堂久圮，而养济院亦年久颓废，湮没无考，以致孤贫穷民，流离失所。余自癸酉春莅任兹土，心窃伤之。适奉宪行议立保婴会，即经由县参酌具禀，请设安怀堂一处以为养济育婴之地。”[23]

关于安怀堂的日常管理及收养名额，碑文也做了详细的描述：“此堂之设，原为老安少怀起见，凡在事人等，均宜公廉平直，无愧幽明，方可充当此任。现定堂董四名、管账一名、看堂一名，以后如遇董事各项缺任，应由该堂董事联名公保殷实好善妥人接办，藉以自修其德。奸狡无业者不准滥保，致妨善政。酌定堂内孤贫，无论男妇以三十名为额，每名日给钱二十文。遇闰照给，小建扣算。不准预支、套搭，亦不准预限、留难及挽私、扣底各弊。收养男妇均需在堂分住，不愿到堂者，不给。如违，均干查究。”[24]

对于安怀堂经费的主要来源及支出情况，碑文记载：“睢邑地方瘠苦，集资匪易，劝募多时，始据各户捐缴钱一千二百余串，已由堂董先后存于城内谦德恒典，每月一分五厘生息，饬取汇票利折附卷本息暂时不取。又每年各集铺捐钱二百余千，又南关银布等零捐约可得百千文，现在堂中使用只准先动铺捐，如或不敷，再动银布捐钱，余剩送典，一并作本生利。”[25]

关于安怀堂经费的支出情况，碑文记载：“每月准支薪饭钱两千文，遇闰照加。其每年准支管账薪水钱十六千文，看堂饭食钱十二千文，以及礼房钱、纸工钱四千文，门皂茶俸、听差年赏钱三千文，以上遇闰不增，均作定额。此外，并无丝毫浮费，如敢滥销，定于着赔。……自光绪三年正月一日起，按月将收支账目开具清单三份，一焚邑庙，一呈县备案，一贴该堂门首，神人共鉴，俾众咸知，毋锝违误。”[2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睢宁县安怀堂管理之严密。除安怀堂外，清代睢宁县境内还有积善堂、永善堂、从善堂、乐善堂、同善堂等善堂(见表2)。

表2 清代睢宁县境内善堂设置及分布情况表

资料来源：(清)侯绍瀛，(光绪)《睢宁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在官方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明清时期徐州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义冢等官方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也有育婴堂、清节堂等善堂。这些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在救济灾荒、维系民生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慈善机构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官方的鼓励和倡导，地方官员在慈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起主导作用，民间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是很突出。官方的慈善政策和活动往往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不是把它当作一项社会事业，而且这些政策和活动都是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民间的慈善活动也是出于人性中固有的道德怜悯之心，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稳定的保障。

注释：

①近年来有关国内明清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情况详见：曾桂林《20世纪国内外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第2页至第7页；张丽芬《近十年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第85页至第89页；张少婷《近三十年来国内明清民间慈善事业研究综述》，《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9至51页。

②明清时期徐州地方行政区划经历了很大的变革。明代地方行政建制实行两京十三布政司制度，徐州是直隶州，属当时的南直隶管辖，除州城外，下辖丰、沛、萧、砀四县。清雍正十一年(1773年)，升徐州为府，析徐州境置铜山县，加上原来的丰、沛、萧、砀和划属徐州管辖的邳州、宿迁和睢宁，因而清代徐州府辖境共计有一州六县。由于清代徐州行政区划和现今徐州较为接近，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清代徐州府管辖下的铜山、丰、沛、萧、砀山、睢宁、邳州和宿迁等地区。

③关于明清时期养济院的研究详见：王兴亚《明代养济院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49页到59页；刘宗志《浅析清前期的养济院制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44至147页。

参考文献：

[1][7][8][9][12](民国)余家谟，章世嘉，等.民国铜山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2)[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4.

[2][5][22][23][24][25][26](清)侯绍瀛.光绪睢宁县志稿[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5)[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52.362.361.361.361.361.361-362.

[3][10][11][21](清)吴世熊，朱忻，等.同治徐州府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1)[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85.

[4](清)姚鸿杰，李运昌，等.光绪丰县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5)[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2.

[6][13](清)李德溥，方骏谟，等.同治宿迁县志[A].中国方志丛书(141)[C].清同治年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917.918.

[14](明)梅守德，任子龙，等.嘉靖徐州志[A].中国方志丛书(430)[C].明嘉靖年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385.

[15][16](清)陈梦雷，蒋廷锡，等.古今图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7.14645.14646.

[17][18][19][20](民国)于书云，赵锡藩，等.民国沛县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3)[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