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

政府指导促进了日本的产业转型，却未能有效防止资产泡沫。

从1894年到2014年，120年两个甲子，中日两国间的恩怨纠葛从未如此激烈。时至今日，再回首这一个多世纪，我们却可在历史迷雾之下，看到隐隐脉络浮现。抛却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律，日本从革新自强到自我毁灭，又从废墟中昂然成长的历程，不吝是我辈的最佳镜鉴。而这其中，1954年的甲午年再到2014年的甲午年，又是日本经济最具解剖意义的六十年。

贸易保护与产业升级

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日本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目的是扶植国内新兴产业。早在1950年5月，日本政府分布布《外资法》授权政府成立外资委员会，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审查，后来，这一权力转移到了通产官僚佐桥滋掌握下的通产省企业局。他谨慎地注意外资引进，对外资在日本设立制造厂进行严格审批，鼓励引进技术而不是制造好的成品，特别是那些会和国内产品形成竞争的制成品。

人们称佐桥为死硬的排外派。他用“行政指导”的方式手把手地告诉企业该怎么做，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外国大企业排斥在国内市场外，通产省不允许外国人在合资企业中占据50%以上股份，未经通产省首肯外国公司不得购买日本企业，限制外国人在日本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和投票权。佐桥的强硬在IBM专利事件中令日本大获其利，当时，IBM掌握着计算机技术的全部基础专利，佐桥滋直接告诉IBM：“除非你们授权日本公司使用专利，并收取不超过5%的使用费，否则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你们在日本的成功。”这句话迫使IBM不得不接受了通产省的条件，把计算机生产转移到日本国内。而佐桥为了和IBM竞争，在1961年又以日本开发银行注资的形式成立了一家日本计算机公司，任命前商工省官员为社长。

另外，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精密机器工业等当时的新兴产业在日本的发展也受益于通产省“贸易壁垒”的严密保护。按通产省的观点，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努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着力发展石油化学、汽车、金属、机械、电力、半导体等新兴产业，“以投资带动投资”，比如要发展石油工业，必然需要厂房和设备，那建筑和机械行业就会被连锁带动，要运输产品，管道和重型汽车行业也会被带动，再扩展开去就是电力、橡胶、煤炭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这种以新兴产业为引领呈现连锁化发展的模式就是日本经济在6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的秘密。

与此相伴的就是出口结构的调整，在50年代后期，日本的外汇预算有20%是花在原棉和羊毛进口上，同时大量出口纤维制品。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经济关系，日本的纤维制品大量出售到美国，1960年开始，美国决定对廉价的日本制衣服下手，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优先购买美国制品。此举引起日本和美国的第一轮贸易摩擦，“一美元一件衬衫”的廉价出口战略遭到严重打击。日本人立刻认识到，单纯依靠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出口大头不现实，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还得重视新兴行业。很快，日本汽车、石油化工制品等新出口热点就开始取代廉价衬衫，日本公司也开始转向技术出口。

贸易保护政策为初起的日本企业提供了一套防波堤，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得以顺利崛起，到60年代中期，以贸易保护和产业扶植为理念的通产省“民族派”凋落，通产省在完成经济腾飞筑基任务以后结束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1964年4月，日本经济自由化率达到92%，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国之一并且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为先进国家的一员。通产省此前一度担心在贸易自由化扩大后国内工业遭到巨大冲击，但该现象其实并没有出现。

“证券不况”到“广场协议”

日本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滑，其后进入“失落的十年”。重新拉动经济增长就成为日本政府反复尝试且至今始终不得其解的课题。尽管现任政府大玩“安倍经济学”，试图推动数字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似乎初见成效，但其深层次问题和趋势并未得到扭转，“少子高龄化”的阴影挥之不去。

实际上，日本经济的下滑，症结就出在金融和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的问题其实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1964-1965年期间，日本就出现了一次短暂的经济危机，称为“证券不况”。这乃是经济过热带来的副作用，随着池田内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逐步实现，老百姓口袋里闲钱多了，证券股票市场突然热闹了起来，1961年，证券市场的投资总额较四年前已经增长了10倍。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证券市场说穿了是经济的一张晴雨表，企业发行股票其实就是一种募集资金的方式，股票交易额的高低，归根到底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但又很容易受市场的影响。过多热钱的涌入可能把一些本身没有那么好的经营状况的企业股票炒热，这时，某些企业看到有利可图，就会过多地发行股票。一旦经济景气过去，一些碰到经营困难的企业就很可能因为之前的大肆发行股票而负上重债导致破产。

1965年，山阳特殊制钢就因为负债500亿日元被迫申请破产，这家日本特种制钢的大型企业在奥运会期间由于建筑用材的大量需求，在证券市场上募集大量资金投入到特种制钢行业里。奥运会结束后，建筑用材的需求量立刻减少，山阳特殊制钢这才发现他们出现了大量的生产过剩，为了维持股票价格，他们又在年度决算表上做手脚，试图掩盖企业经营的问题。直到企业无法支持以至破产后，这一问题被揭露出来，从社长以下的7名公司干部因为违反《证券取引法》以金融欺诈罪被逮捕，有14名公司职员被要求负责并赔偿14亿日元，引发了战后日本金额最大的企业破产案。

而从50年代开始的日美贸易摩擦使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进一步紧张，美国把日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归结为日元价格不够高，要求日元升值。在1985年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这一协议将美元兑日元由当时的1：250上升到1：200，使得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出于救市的需要，日本政府调低利率，这一政府导向使更多的热钱涌入了国内证券和地产市场，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地方基础建设和都市开发计划，以及日本国铁民营化以后为平衡收支大量抛售地产，日本的地产股票市场在80年代被疯狂炒热，随后在90年代尝到了泡沫破裂的苦果。

与此同时，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业得以用“廉价资金”大举进行海外投资，随后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而始于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中，日本的硬件厂商虽然由于其深厚的电子工业底蕴而在零部件方面仍处供应链前端，但其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却彻底被美国乃至抛在了身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各传统电子巨头经营纷纷告急，更是凸显其产业升级困境。

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势力日趋右倾化，试图重整军备，与其国内经济上的困境不无关系。站在今日回望过去，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之时，吸取对手的教训对我们的未来意义匪浅。

（作者系日本史普及作者，著有《幕府时代》、《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日本味儿》等著作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