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进程。因变革深广度的差异，历30年，至19世纪末叶，中日国力悬殊。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1835—1901）倡导穷兵黩武。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