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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多名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的退休官员相继被查，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反腐新动向，退休官员的廉政反腐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追责。

一件件退休官员被查的案例表明，过了退休这道线并不意味着“平安着陆”。随着反腐走向深水区，退休也不等于进入“保险箱”，不能享有法外豁免的特权。

退休干部如何防止腐化，如何永葆本色，发挥余热，继续服务于社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退而不休” 反腐剑指退休官员

3月28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63岁、已退休两年的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5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67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5月29日，杭州市纪委宣布，已退休的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王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仅2013年，就有3名省部级退休或退居“二线”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们是：64岁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59岁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63岁的湖北省原政协副主席陈柏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介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59岁被一些官员视为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分水岭，在退休前抱着‘最后捞一把的心理，大肆贪污受贿，以为只要一退休就基本不会出事，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被称为‘59岁现象。”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这一件件退休官员被查的案例表明，过了退休这道线并不意味着“平安着陆”。随着反腐走向深水区，退休也不等于进入“保险箱”，不能享有法外豁免的特权。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明教授曾表示，“近年来，个别退休领导干部大搞权力期权化，有的甚至步入犯罪的深渊。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进行制度性安排，是法治社会应当考虑的问题。不但可使退休领导干部发挥余热，继续服务于社会，也有利于预防权力期权化。”

退休制度 “破茧”之艰

我国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经历了初创、停滞、建立、完善等一系列过程。

1958年，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老弱病残干部和工人得到了妥善安置。

但是，1966年到1976年期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实际工作的失误，我国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全国的退休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大批该退下来的干部继续在岗位上，队伍严重老化。

1982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年，而一些肩负着重大工作责任的干部已年过花甲，普遍出现精力不支或思想跟不上形势变化的现象，导致有些正常的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同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

《决定》强调，对于一切离休退休的老干部，他们的政治待遇，包括阅读文件、听重要报告、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政治活动等等，应当一律不变。生活待遇，包括医疗和交通工具等等，也应当一律不变。

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规定》的通知，作为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以确保老干部退休制度得以顺利执行。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又把这一问题写入了党章，并明确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或者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自此，我国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为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奠定了人事管理的制度条件。其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此后，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

权力期权 “暗流”不止

专家认为，干部退休制度实行至今，一直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对领导干部退休后的去向，却缺乏一个完善的制度性安排，这加剧了退休领导干部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担忧，也加剧了权力期权化的风险。

与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不同，如今的领导干部退休后，除一部分赋闲在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外，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有些还热衷于发挥余热，继续涉足社会公共事务，去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当前领导干部退休后大致有五大去向：一、告老还乡、回报桑梓；二、出任公职。一直以来，领导干部退休后到人大、政协或各种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是中国政坛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三、高校任职；四、著书立说；五、企业兼职。

因此，对退休领导干部的去向应作更明晰的制度规范。领导干部，要注意不能留恋原有权力，不能利用权力延伸的影响对权力公正运行产生不当的干扰，更不能利用权力期权来搞腐败。

从目前情况分析，退休领导干部所以能权力期权化，法律法规不健全是主要原因。《公务员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但这些规定比较模糊。比如对领导干部退休后所从事的工作能否认定权力“期权化”，都很难把握。

针对于退休领导干部受聘到企业，《公务员法》中也有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现实中，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相关规定形同虚设。而法律在规定从业限制监督主体时，也没有考虑到纠正退休领导干部违法从业工作的艰巨性。让“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似乎并不现实。

官员恋权 源于“心理落差”

目前，退休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迹象比较普遍。有些领导干部喜欢提拔心腹，目的就是为退休后下海经商，可在行政审批、项目立项、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能够得到这些老部下的关照，获得更大的利益。

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一个新的富有挑战性的人生新阶段。说是人生的新阶段，首先因为这是从“官”回归于“民”的重大转折。说没有任何失落感，不是真话。特别对于有的习惯于前呼后拥、“众星捧月”场景的领导干部来说，失落感会更强。

有些领导干部利用在位时的权力影响，合法或不合法、合理或不合理地为一些企业、个人牟取非法利益。为规避法律，他们并不图眼前的回报，而是为日后退休、离职或辞职下海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基础。

在这种官场生态下，在位的领导干部为照顾老领导，可能会规避法律和原则，这不仅会加剧行业内的垄断趋势，破坏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引发社会动荡与不安。

而事实上，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缺乏有效的监管，其弊端已凸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