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从性别文化视角切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代表性著作包括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刘传霞的《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等等，这些著作初步建构起女性文学批评体系，功莫大焉。但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绝大部分著作只限于解读女性文本，缺乏应对更广泛文化现象的能力；其次，虽然也有一些论著将男性书写纳入研究视域，但有些尚存在非历史化倾向，比如将文本抽离出具体历史语境，将男权文化本质化，将男权秩序看成是一个毫无差异的同质体，如此对男权书写的解构就是无力的、无意义的；再次，多注重对男性、女性问题的探讨，从性别视角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进行反思，追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关联的论著还不多见。因此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张文娟老师的新著《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此书运用社会性别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着五四女子解放思潮和史实，对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进行了考察，其目的在于深入探究五四作家的女性观和五四时期女子存在的历史境遇。此书将涉及女性问题的各种文学文本都纳入研究，显示了作者宽阔的研究视野；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将文本反映出的女子问题和当时现实中的女子问题进行对比，将男性作家的文本和女性作家文本进行对比，在现实与想象的裂缝以及男女作家的叙事差别中发现问题，探寻根源，努力做到祛除双重遮蔽：既警惕宏大叙事的遮蔽，也警惕极端化女性主义视角的遮蔽。在具体论述中，选取了女子教育、性爱、婚恋、家庭四个中心问题作为论述重点，阐述了五四思潮中的女性教育观、性道德观、婚恋观，揭示出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存在着忽视女性生存现实、将女性工具化，以及将女性作家的性别体验书写边缘化的局限性。

女性教育的开启为许多女性走出闺阁走向社会打开了窗户，五四新文学对伴随着女性教育而产生的女学生、职业女性进行了刻画，对她们的社会遭遇以及当时人们的反应都做了书写。五四时期女性教育观念驳杂，社会主流的观念是要使女性教育造就符合传统规范的贤妻良母，因此，此时期女性求学道路曲折而艰难，受教育的女性在做学生时笼罩在社会恶意的眼光之下，进入家庭又陷入身份冲突的焦虑之中。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女性虽然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她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因为知识的增加陷入到更深的困惑之中。此书考察了有关女子教育的史料和女作家本人的求学经历，从现实层面说明女性教育权利获得的不易和女性教育发展的艰难。同时，又通过文学文本进行了印证：不仅考察了女作家文学文本，剖析其中体现的女性求学过程中的身心挣扎以及知识女性的身份焦虑，也考察了男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女学生的遭遇。继而通过考察当时评论界的反应即回到五四社会思潮的现实层面，揭示出女性独特性别体验书写被漠视或边缘化、女性真实历史处境被遮蔽的事实。

五四时期，性道德观念新旧杂陈。此书既展现了社会思潮中新旧杂陈的事实，也揭示了文学文本中新旧杂陈的文学现象和文本中男权意识的流露。一方面，新的性道德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宣扬和提倡并产生了一定影响：陈独秀、周作人、鲁迅、叶绍钧等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大力批判旧的性道德提倡新的性道德；张资平、叶灵风等作家在小说文本中描写了大胆追求自我性欲满足的女性，并对她们的不幸命运表达了同情；冯沅君、庐隐、凌淑华等女作家也进行了女性欲望的自我书写，肯定了女性欲望。另一方面，传统性道德有着绝对优势：保守者极力维护旧的性道德，攻击新的性道德，甚至动用政治手段颁发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律令。而在拥护和支持新观念的阵营里也有旧的性道德观念的流露，如张竞生的相关观念、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等等。此外，再如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发表后因其过于直白的性心理描写而受到舆论界的攻击，他所显示出的男性意识深处的性别歧视却并没有被注意到，而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女性追求灵肉统一时内心的情理冲突和肉体性与精神性两难选择的困境更没有受到关注。在另一些文学文本中，对贞节烈女的描绘无意中又强化了传统贞操观念。凡此种种均体现了性道德变革的艰难和女性在新旧性道德混杂时代的狭窄生存空间。

在五四出走叙事文本中，中国的“田亚梅”们义无反顾地反抗父母走出家庭体现了男作家对女性“出走”的想象。在现实社会思潮中，赵五贞的死和李欣淑的出走也被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可见，无论是在文学文本还是在社会思潮中，女性当事人的体验和感受都被忽略了。而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等的女性文本则体现出与男性文本不同的特征，她们虽也写女性主人公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行为，但展现了女性在进行反抗包办婚姻、争取自由恋爱实际行动中的瞻前顾后、游移不定与精神痛苦的状态。参照这一时期女作家陈衡哲、苏雪林、白薇等人反抗包办婚姻的惨痛经历以及话剧《终身大事》演出时的尴尬和《卓文君》演出时闹出的公案，此书指出，大多数男作家（鲁迅、欧阳予倩等少数男性作家作品对女性出走之后的问题有所反映和思考）对女性“出走”的想象是以反传统为目的的，这些出走的女性只是作为他们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工具而存在，而对于出走之后女性如何生存并未考虑。这既体现出五四出走叙事的局限，也反映出此时期女性的主体性发育不完全的状态。

在对五四文学中家庭问题叙事的研究中，此书先以当时郑振埙教授《我自己的婚姻史》及其刊出后引发的讨论展现出过渡时期现实存在的家庭难题，又通过细读《是爱情还是痛苦》《西风吹到了枕边》《茑萝行》等家庭问题叙事文本剖析出男性作家在进行人道“牺牲”的自我书写时旧式家长权威的流露和对女性生命存在和感受的漠视，揭示了他们对家庭问题思考的局限性。endprint

总之，五四时期，新观念新道德虽然也产生了影响并深入到进步知识分子心中，但是传统的旧观念依然盛行，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依然有传统旧道德的影子，女性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的生存空间依然狭小。因此，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对女子问题的书写尚多是出于反对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新道德新文化的目的，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针对性。

此书始终关注社会思潮和史料展现的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艺术真实之间的缝隙，关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女子问题叙事中的不同视角，关注当时批评界对此类文本的反应。详实的史料史实展示伴以文本细读分析，使论著有着较强的可读性。

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要建立女性神话，男女两性和谐才是女性主义批评所要建构的目标。五四时期追求新思想的知识青年试图以新文化来规训旧式的妻子成为他们心中的新形象。而在具体实施时又流露出旧家长的权威，使得这种以解放女性为出发点的行为对女性构成了新的性别压迫。反观当下，五四时期的性别拘执仍然在当今社会演练着。当下，消费与时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则是更深层次的物化。商品与消费凌驾于人之上，成为女性身体的主宰。在商业大潮之下，当代文学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大多或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了男性眼光，而在陈然、林白等人的私人写作又使男性缺席，走向女性自我书写的极端。货币金钱不仅将女性变成自己的奴隶，也使男性成为仆人。因此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女性发展的方向，此书从论题的提出到具体的论述莫不指向这一方向。

当前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诸如只研究女性作家作品、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瞻、不注重本土资源挖掘等等一系列问题。张文娟老师注重文史结合，挖掘和使用女性主义研究的本土资源，这种身体力行避免偏执的态度和精神令人敬佩。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向全球渗透的后殖民主义时代，照搬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不也是一种对西方文化殖民的认同和迎合？笔者不敢说张老师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的这种挖掘本土女性解放话语资源的努力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抗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五四一代的局限在于将女子问题叙事统一于反传统的思想启蒙中，其相关思考还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女性的生存空间依然低矮狭窄。我们不能苛求时代的完美，但是对局限的揭示是我们反思的基础。张文娟老师以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揭示了五四一代的局限，为我们反思五四女性解放、正确认识五四女性的真实境遇和女性解放道路的漫长曲折、探寻当下女性处境形成的历史渊源奠定了基础。此书切入点在五四文学，落脚点在五四时期女性观和女性生存现实，体现出深切的以女性为本位的人文关怀。

（高从云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