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班固评价苏武说：“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仔细来看，苏武并非“不辱使命”，其外交活动引起了严重后果，几乎让使团丧失殆尽；苏武“成仁”，与其说是“杀身”，不如说是“求生”；苏武名过于功，班固在众多守节绝域者中看重的是苏武的道德名节。

关键词：苏武人格；儒家；成仁精神；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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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忠贞不屈的爱国形象，几乎成为爱国主义的代称；受苏武爱国形象的影响，中国古代形成一种重要文化传统——即“苏武现象”。“《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1]31客观地看，历史上的苏武形象，主要得力于班固生动的史学叙事。班固评价苏武说：“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汉书·李广苏建传》）班固肯定了苏武的“成仁”美德和“不辱君命”的外交行为。但细读历史，我们会发现班固的评价会引发以下疑问：第一，苏武“使于四方”，是否“不辱君命”？“不辱君命”为何但求一死？第二，苏武前求死而后求生，杀身与求生之间是否一致？苏武的“杀身”是否足以“成仁”？第三，苏武的声誉与其功业之间是否相称？第四，出使异域者多，班固立传为何重点只选了苏武？只有消除了这些疑点，才能充分揭示苏武的“成仁”精神及其意义。

一、“不屈节”还是“不辱命”？

苏武在汉与匈奴外交关系稍有缓和的情况下出使匈奴，归还使者，肩负着进一步改善双方关系、推进和平的重要使命。西汉时期，汉与匈奴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汉武帝一改汉初的羁縻政策，远征匈奴，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彻底改变了汉与匈奴的关系，但也让双方耗尽国力，激化了矛盾，双方渐由交战状态转入冷战的间歇，外交关系稍有缓和但依然十分紧张。“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乃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汉书·李广苏建传》）尽管这只是匈奴的权宜之计，但至少也是一种和平友好的表示，汉、匈外交关系出现一线转机。汉武帝对这次送还匈奴使者的外交，抱有很大希望，派遣了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归还匈奴使者：“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这是一次战争背景下的特殊外交，双方都保持着克制和希望。完成好这一外交使命，意义重大。

但是，这是一次注定不会有重大收获的外交活动。苏武使团，“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汉书·李广苏建传》）汉武帝的诚意未能引起匈奴单于的重视，使团的使命成为单方面的。如果苏武使团此时顺利返回，当为“不辱使命”。至于能否进一步改善双方关系，那也不是一次外交能解决的，需要以后进一步努力。

然而，历史总是在各种偶然和意外中进行的。就在结束行程准备返回的前夕，苏武使团卷入一场政治阴谋之中：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汉书·李广苏建传》）

一次满怀信心的外交，出现了这种让人始料不及的恶果，一次并不十分艰巨的归还使者的外交活动，瞬间有上升为政治阴谋活动的危险。苏武的使团副中郎将张胜知道这次政治阴谋，而且予以货物支持，直接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使其外交使团可能被视为政治阴谋团体，外交活动可能会被看成政治阴谋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不能不说，这是一次严重失败的外交，而且引起了相反的效果，刚刚接触的外交关系归于中断。

这次阴谋活动与副使张胜的参与、支持直接相关，并直接导致了苏武外交使命的失败。作为使团的负责人，苏武是摆脱不了责任的。在处理这一非常事变中，苏武的“不辱使命”更有些让人怀疑了：“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汉书·李广苏建传》）在重大事变面前，苏武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处置这次突发事件，而是想到“此必及我”而欲自杀，毫不顾及外交使团的命运，以及如何在危机中寻求转机。苏武的这一举动与他的外交官身份极不相称。是能力不足？还是没有外交官的身份意识？我们若说苏武使团“不辱君命”，当然是不准确的。这一点，苏武自己以“负国”、“屈节辱命”（《汉书·李广苏建传》）做了明确回答，似无须多议。班固认为苏武“‘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汉书·李广苏建传》），不知为何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

仔细分析一下这次外交失败与事变发生的原因，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首先，大的背景非常不利，匈奴方面缺乏诚意，完全达成汉武帝的愿望是不大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未出使就已注定了本次外交不大可能出色完成使命。这是我们评价苏武本次外交活动的基本前提。不过，如果发挥好外交使节的作用，对进一步改善外交关系仍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双方还可以继续进行外交活动。而苏武的这次外交活动的失败，让双方原本停止了多年的外交活动再次中断。这一责任，恐怕是苏武使团要承担的。其次，汉武帝派员不得其人，苏武缺乏职业经验，副使张胜渎职。苏武出使，是没有外交经验的。就《汉书》的记载来看，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汉书·李广苏建传》），管理马厩及宫内园中鹰犬等射猎之具，未从事过外交活动。得知部下参与政治阴谋一事，苏武最先想到的是“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卫律召其受辞，本是一个申明事实的重要机会，但他想到的是“何面目以归汉”而再次自杀。作为一名外交官，面对着重大变局和危局，需要的是冷静和智慧，需要通过外交辞令和活动扭转危局，消除不利影响，设法达成使命，尚未到以死捍卫使命之时。假如苏武自杀成功，我们可以设想这支使团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苏武的节操不容置疑，但作为一名外交官，苏武缺乏基本的外交经验，最起码是不成熟的，这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可谓知人却不善任。古代交通不便，远交传言之难，超乎寻常。选拔一位忠义之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选拔忠勇而具有外交才能和经验的外交官，显得更为重要。当然，这个责任只能由汉武帝来负责了。《汉书》中，与常惠同传的傅介子，以从军为官，持节以言责龟兹、楼兰而折服其王，斩杀楼兰王而扬威异域，有节有勇，与苏武适成对比；苏武的假吏常惠，制止苏武自杀，智救苏武，后扬威匈奴，折服西域，表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既忠且智，也与苏武形成了对照。至于副使张胜，擅自参与阴谋活动，逞一己之私，其罪责难逃。更可卑的是，面对威胁利诱，他第一个投降。汉武帝如此重视的使团，却有如此副使，真是识人不易了。《汉书》没有记载汉武帝对这次外交活动的感想，失望一定是有过的吧。第三，苏武负有料事不周、处事不明、约束不严之责。作为一名外交官，苏武对匈奴的政治军事情况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汉、匈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关系要有最起码的把握。苏武出使前，对缑王、长水虞常等的活动情况即使毫无所知，但应对此类事件的预案应该是考虑过的。如此复杂的政治外交情况，需要外交活动格外谨慎，特别是对使团严加约束。而副使张胜背着苏武私下与虞常接触，不但参与虞常他们的阴谋活动，而且以货物给予实际支持，苏武及其使团却丝毫没有觉察。料事如此不周、约束如此不严，岂能应对突发事件！非常遗憾，20年后，苏武亲眼看着他的儿子参与谋反活动而被处死，这是残忍的巧合，苏武的感受可能更为悲切。苏武使团被缑王、长水虞常等的政治阴谋活动所利用，两种偶然的活动，一下子被看成了一次重大的、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事发至此，苏武只想到了“事必及我”而受辱，以悲观、消极的态度应对这一重大事件。面对外国君臣，苏武想以死明志，但他的死何足以明其志？在外交环境下，怎么能让他国君臣主动去理解一个外交官呢？苏武传达了汉武帝的良好愿望了吗？可见，苏武的确处事不周。如果自杀，他不就等于承认主使或参与了这次重大阴谋活动了吗？如果以死相辩，申明真相，个人可能受辱，而赢得的却是国家之荣，外交关系的失败不至于如此急转直下。如此处事，何足以挽回颓势？如果行前他不了解张胜的话，那么，长途跋涉之后，他应该对其副使的为人行事有个基本的把握。出使国外期间，外交纪律应该是严明的，岂容个人有如此重大的擅自行动和自作主张？从外交史来看，苏武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官，苏武外交活动的失败，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若深明此中利害，苏武难道会“引锥自刺”而不拼死力辩？当然，匈奴还是查明了事实，张胜算参与的主谋之一。卫律指责说：“副有罪，当相坐。”（《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的辩驳尽管义正辞严，但其实苏武的连带责任是免不了的，卫律的指责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此，苏武在本次外交失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苏武是一位铁铮铮的汉子，苏武“不屈节”是明确的：与其“见犯乃死，重负国”，不如“自杀”以全其节。单于使卫律召苏武“受辞”，苏武明确表示：“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并“引佩刀自刺”（《汉书·李广苏建传》）。虽已“辱命”，但苏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屈节”。面对刀剑的恐吓，苏武视死如归。以至“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汉书·李广苏建传》）。因此，准确地说，苏武“辱命”但不“屈节”。

苏武的外交活动未能完成君命，而且使外交活动走向了反面。就达致善意而言，的确有辱使命。无论如何，这项并不十分艰巨的使命的失败，苏武难辞其咎。苏武两次自杀，承认了“负国”的责任。但是，苏武的底线是清楚的，即虽然“辱命”，但决不“屈节”。外交活动虽告失败，但国家民族大义不可动摇。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以死抗争，显示了志士的爱国节操。汉昭帝称苏武“不辱使命”，也只能在“不屈节”意义上理解。

二、杀身“成仁”还是求生“成仁”？

苏武前求死而后求生，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现象是评价苏武人格的关键环节之一。

苏武有两次“杀身”经历。第一次是副使张胜告知苏武他参与缑王、虞常等的政治阴谋活动败露以后，苏武“欲自杀”（《汉书·李广苏建传》）。此次自杀，作为一名外交官，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事情尚未见分晓，未及与匈奴君主有任何说明和辩白，竟然选择了自杀。这种“自杀”，显然不能称得上是“杀身成仁”。再说，“仁”是孔子也不轻许的，怎么能将如此重要的一种道德评价用来评价苏武的这种自杀行为呢？万一苏武真自杀了，难免有畏罪自杀之嫌，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去替使团辩解呢？在此意义上说，苏武的第一次“杀身”不足以“成仁”。那么，第二次呢？

第二次“自杀”是匈奴君臣决定招降苏武等以后，派卫律前往审理和录取口供。苏武此时认为自己“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汉书·李广苏建传》）。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在敌方卫律面前自杀，以示不受辱的决心。但是，“佩刀”尚在，审理并未正式结束。苏武此时选择自杀，就问题本身来看，与上一次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本次使团共计百余人，苏武为中郎将，负有全责。如果苏武的自杀，能带来百余人的免责，也是值得的。但是，这显然非但是不可能的，反而有陷使团于灾难的危险。就匈奴而言，单于对此事高度重视，与诸贵人进行商议，准备处死汉朝使者。如果没有左秩訾的劝降意见被单于采纳，那么苏武的自杀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反之，此时正好是据理力争，辩明事实，申明大义的最好时机。一旦群龙无首，使团如何能幸免于难？如果以自杀处理国内事务，可能并不为过，但若处理国际事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此意义上说，苏武的“杀身”虽然可佩，但却不足以“成仁”。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肯定苏武的“成仁”精神呢？简单地说，苏武杀身不足以“成仁”，但其“求生”却足以“成仁”。

匈奴君臣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不是草率的。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招降使团。先是请苏武会审虞常等。在一定意义上，这实质上是互相对质，给了苏武辩白的一个极好的机会。通过这会审，问题总算弄清楚了。但是，使团的罪责只能以投降免除，面临着最严重的选择：投降求生还是为国赴死？苏武经过两次自杀，大义赴死是他的必然选择。经历了两次自杀之后，苏武开始冷静应对这一问题。面对卫律的刀剑威胁，苏武毫不畏惧。苏武此时清醒地认识到“杀身”不足以“成仁”，“求死”不足以明其志，于是选择了从精神和心理上进行顽强抗争而决不投降，以“求生”的坚忍意志捍卫国家民族的节操。于是，苏武十九年如一日，虽九死犹未悔，矢志不移，与匈奴抗争到底，感人至深。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武的爱国形象无比高大。

苏武经受住了来自卫律的威胁和利诱，匈奴单于的折磨。卫律是长水胡人之子，自幼生长在汉，与协律都尉李延年为友。李延年荐律使匈奴，后李延年获罪被诛，卫律恐惧，投降匈奴，被封为丁灵王。他以自身的富贵与私情说服苏武，遭到苏武的严正申斥：

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

面对卫律的威胁利诱，此时的苏武凛然不可侵犯，义正辞严，充分展示了外交官的形象，堪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死不足惧，富贵何足惜？苏武斥责卫律破坏两国外交关系而求一己之私，捍卫了国家民族大义。卫律对苏武杀身以自效的行为的敬佩和急救，反衬出苏武的坚贞不屈。

英雄往往是敌我双方都尊敬的。苏武“不可胁”的忠勇精神，反而使匈奴单于敬重有加，愈发想劝降他，硬的不行，只能使软的手段，百般折磨苏武，却也成就了苏武作为汉使者的气节。此后的十几年，主要是苏武向这些折磨挑战的忠贞不屈的苦难历程：

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汉书·李广苏建传》）

苏武与匈奴单于打起了心理战，“羝乳乃得归”，迫使他投降。此举非但没有使苏武妥协，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顽强意志：“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牧羊于饥寒交迫之中，磨练了他的求生意志，激发了他的斗志。苏武以坚定的信念和超常的毅力，战胜了饥饿、严寒、孤独、威胁，傲立于北海之上，成就了他“求生成仁”的精神，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史学、艺术中须仰视才见的伟大形象。可见，苏武爱国形象在于他的不屈节，维护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这才是“无求生以害仁”的真义，或者说“求生以取义”。苏武的顽强不屈，为使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苏武之后，还有至少八人未降而得以生还，常惠后来得以拜将。

匈奴单于、卫律的威胁、折磨是外在的，这对视死如归的苏武来说，是压不倒他的，来自匈奴的荣辱不足以决定他个人的价值。但是，来自汉朝的荣辱是内在的，苏武也不会无动于衷。李陵的一番劝说，是非常有份量的。李陵为名将李广之后，兵败被俘而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在自责中了其余生。受单于的委派，李陵硬着头皮去劝说苏武：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馀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汉书·李广苏建传》）

李陵动苏武以身家不幸遭遇之屈，揭苏武以汉武帝晚年法令无常之隐，晓苏武前途未卜之理，比苏武以自己的不幸遭遇，力求从内心打动苏武。李陵所说俱是事实，苏武的前途命运，的确一片茫然。但经过两次自杀和磨难，更坚定了他的意志和决定，“自分已死久矣”，甘愿“杀身自效”。

老子说：“出生入死。”（《老子·第五十章》）对苏武而言，他已经走到了终点，但还没有走完。因此，他是“向死而生”，从死亡再走完未尽的人生，以死亡观照备尝艰辛的外交人生。在此意义上，苏武堪称：杀身也悲壮，求生也“成仁”！

三、苏武名过于功

苏武的功绩和声誉之间是否相称？早在苏武生前就有人提过这一问题：

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汉书·李广苏建传》）

这些人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表面上替苏武鸣不平，实则拿苏武与大将军长史对比说事，以揭发大将军霍光专权而已。

李陵《答苏武书》虽不一定可靠，但也涉及到这一问题：“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文选》四十一卷）

仔细来看，苏武受到的礼遇是空前的：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汉书·李广苏建传》）

“以武著节老臣”，有罪而免，再为右曹典属国，赐爵关内侯，“号称祭酒，甚优宠之”，入于“名臣之图”。班固强调：“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汉书·李广苏建传》）“其选”何在？显然在“著节老臣”。苏武之德，也受到同僚的敬重：“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汉书·李广苏建传》）可见，苏武之封，显然是冲着他的“著节”去的。就立功来说，苏武似乎乏功可陈。

当然，若揆之常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九年”？苏武以强壮出而白发归，付出了超过常人的代价，表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正如李陵《答苏武书》所言：“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文选》四十一卷）苏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或者说“汉嘉其勤劳”（《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在此意义上说，苏武以其“勤劳”得到封赏，的确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功与德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对的，或者说是可以转化的。

就同时代的人来说，苏武之功与许多外交家是无法相比的，但苏武的传记形象却远高于这些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不世之功。第一次出使，历经艰难曲折，一去十三年，“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确立了“四道并出”的外交新格局；再次出使西域，是“骞既失侯”，为个人功而出使。“骞还，拜为大行。岁馀，骞卒。后岁馀，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但是，“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似开凿空之风。班固的倾向于此可见一斑了。傅介子“以从军为官”，数责服西域国王，并以诡计斩杀楼兰王，“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傅介子扬威异域，但其形象却并不清晰。“常惠，太原人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栘中监苏武使匈奴，并见拘留十馀年。”（《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后多次出使西域，斩杀龟兹贵人姑翼，扬威西域，“勤劳数有功”（《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甘延寿、陈汤破郅支而获大功，以便宜行事，当时即遭反复之议。段会宗，“西域敬其威”（《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但“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陈汤傥潇，不自收敛，卒用困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陈汤只能作为道德教训的反面教材了。以上外交使臣，使“汉之号令班西域”，但其共同特点是“诛伐怀集之”（《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未能以德使“远者服之”，其德未受到班固的重视，显然是功大于德了。这些人的描写，是粗线条的，与对苏武的细节描写，是不能相比的。

班固看重苏武的，是其守节绝域的美德。通过多方辅垫、对比，班固饱含激情地通过大量细节浓墨重彩渲染苏武之名节，特别是一些不经意间的文学细节描写，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书·李广苏建传》）等，将苏武的不幸遭遇和盘托出，唤起读者的无限同情。班固借李陵之口，将苏武节操的影响推向了顶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汉书·李广苏建传》）如此细节，已非历史叙事，而是文学抒写了。中国史书强调“秉笔直书”，但同时又强调“微言大义”，“笔则笔，削则削”（《史記·孔子世家》）。苏武的传记，与其说是史传，不如说是文学传记。《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襄公十四年》）在一个有浓厚宗法观念的社会中，美德的地位，显然在功业之上。班固明确地站在儒家的正统立场，将立德置于立功之上。

班固浓墨重彩地叙写苏武的节操，可能是东汉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使然。东汉时，天下重名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列举了感知遇之恩者、让爵为高者、轻生报仇者、有代为报仇者等尚名节的风气，并分析说：

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汉书游侠传序：自信陵、平原、孟尝、春申之徒，竞为游侠，取重于诸侯，显名天下。汉兴，禁网疏阔，布衣游侠，权行州域，力折公卿，众庶荣其名，觊而慕之，虽陷于刑辟不悔也。[2]102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朝廷以德行察举、征辟，帝王奖励名节之士，至东汉时，社会形成以名为教的风气。赵翼所举者，不过一端而已。在这一大的背景和氛围中，班固褒扬勇于“杀身成仁”、绝域守节的苏武之节操，当是时代风气使然。

总之，伟人自有其伟大之处。苏武虽辱命但未屈节；未杀身反“求生”，但足以成仁；名过于功，但名有动人之处。深入理解了苏武的伟大之处，我们就会更加自觉地发扬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苏武精神的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中华书局，1990.

[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正[M].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商原李刚，本名李刚（1967-），陕西商州人，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研究”（08J007）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道家社会管理哲学及其现代化研究”项目（CHDW2011ZD005）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家自治思想传统研究”（11XZS015）的前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