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朝华

(大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1968 年的五月风暴,把法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推向了历史前台,但这些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很快陷入失望,这场运动以戴高乐政府承诺改革而宣告结束,同时加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五月风暴失败了,但却催生了一股以德里达、福柯、拉康、德勒兹、伽塔里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为另外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摆脱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范畴。后现代主义对普遍主义以及宏大叙事的怀疑推动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继赫斯特、辛迪斯、鲍德里亚之后,这条路径在拉克劳和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以其所标识的“后马克思主义”而逐渐清晰。拉克劳和墨菲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完成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而二人所特意标识的这一后马克思主义论域,被齐泽克、巴蕾特、巴迪欧等人进一步地向纵深推进。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既是对五月风暴丰富精神遗产的继承,同时也是运用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方法、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后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二者在理论上既有连续性又存在断裂,而正是这种断裂,构成其“后”学特色,并形成了以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为代表的三条主要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路径。

一、鲍德里亚: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

鲍德里亚在何种意义上算后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界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肯定鲍德里亚是个后现代理论家。就其不停打破规则、不断刷新自我、游戏文字、还不断用后现代叙事方法重新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言,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称得上是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德波对景观社会批判、罗兰·巴特运用符号学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无疑使鲍德里亚深受启迪。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广告、室类装饰、休闲方式、街头时装、电视媒体、肥皂剧等等都成为鲍德里亚理论分析与反思批评的主要对象,并由此发掘出物象世界背后所谓的“真实”,不过是媒体用文化符号所建构起来的意象,图像与现实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对“物”这种浓缩意象的阅读,使其发现在一个醉心于购买与消费的时代,资本正以文化和视角交流的形式更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物品自身也分门别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意义系统。人们对“商品”这种“符号”的反应,深受社会文化所构建的意义结构的制约。现代社会的消费指向的并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物所标识的社会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消费过程就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过程,而意识形态不过是文化符号的编码。

从鲍德里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风格来看,他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前提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文化研究为直接对象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1]他虽然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但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的批判当中,遵循的是从生产体制、生产关系层面分析消费,把消费视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来探讨大众文化、工具理性对人的支配。鲍德里亚也同意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商品社会的批判,认为人的需要、情感、文化、知识、欲望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成为商品。但相比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的理论更显深刻。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的同质性看作是商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果,只看到大众文化的同质性,鲍德里亚采用巴特的方法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解码,看到的是同一性中的差异性,从而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虚假需求与真实需求的区分、真与假二元对立、自由与异化的问题。鲍德里亚凭借着莫斯、巴特、德波、列斐弗尔的理论,超越了以生产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的模式,而确立新的范式,以消费社会的“符号和差异的逻辑”[2]置换了“同一性”生产逻辑。他洞悉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符号编码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技术理性作用的结果。符号编码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民主作为人天生的权利在消费中得到满足,而隐藏在物体系之后阶级或阶层的区分,重新生产新的等级秩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中而被认同。面对符号编码所导致的经济学效应,鲍德里亚走向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反对固定化,不断刷新自我的后现代风格,使他最终抛弃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在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认为生产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致命的缺陷,只要马克思在生产领域批判资本主义,就无法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受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支配,社会的生产体系已经被符号控制,符码操纵着拜物教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人类要超越资本主义,抛弃符号政治经济学,用象征交换来代替符号体系,因为象征交换不是专门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积累。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达到否定资本主义的目的,相反却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二、拉克劳和墨菲: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从葛兰西的霸权以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出发,以政治哲学为视角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内在联系,拉克劳和墨菲算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激进的左翼政治家,他们相比一些立场摇摆不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更显示出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根据葛兰西的思想,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新的霸权理论,试图为左翼提供可行的政治规划。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除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能提出意识形态革命的斗争策略,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沉迷于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且越来越缺乏斗争精神。而拉克劳和墨菲把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视为拯救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斗争性的重要契机。他们在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同时,提出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他们居于政治哲学的视角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解构主体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笛卡尔所说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是不存在的,虽然阿尔都塞提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意识形态建构主体,但还不够彻底,因为主体是虚无的、破碎的,真正的主体不过是“他者的欲望”,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位置”。所以,他们强调“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位置'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3]主体不可能先于话语而存在,而是在话语中被建构。就如霍尔所说的人们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当中去理解或者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处境,是在“意识形态链条”所形成的文化意义中成为其所是,而不能把这种理解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社会位置。[4]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话语“招募”自己的追随者,在意识形态的质询当中,个体实际上被质询到不同的主体位置当中,同一主体可以认同由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主体位置。由此,拉克劳指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是多种样的,并且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像阶级范畴那样简单的范畴。”[5]应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民主传统的游戏规则,接合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借助新社会运动出现的政治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打造“霸权”的话语,改变各种话语应用规则,以争取自由民主斗争为依托,更深入推进社会平等。

拉克劳和墨菲解构主体其目的无外乎有二:一方面否定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先验假定。

2.意识形态旨在掩盖社会对抗

拉克劳曾这样鉴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构成并不是对某种确定本质的误认,确切地说,恰好相反:它对任何令人怀疑的确定性都深信不疑,对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性茫然无知。意识形态就是由这些话语形态构成,通过此类话语形态,社会试图把自己建立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固定的、对差异的无限游戏茫然无知的基础上。”[6]在他们看来,一个真实的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社会的客观性不过是本质主义的幻象。社会是由话语符号建构起来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话语与权力的游戏。为迎合纷裂的主体对完满自我认同、完满社会的渴望,意识形态对“社会是不可能的”缺乏认识,而是误认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最终会实现。而完全无视社会对抗是不可更除的,因为由话语建构的社会缺乏固定的中心,总会有多余的意义从固定的话语链条中滑落造成裂缝。对抗是某些没有被“缝合”的创伤、裂痕在不经意间的暴露,意识形态发挥的实际作用就是掩盖这些伤口并试图去缝合它。如兰德利和麦克利安所说,拉克劳和墨菲提供了一个策略性的人体,皮肤是永久性的裂开的,使得外科手术室中医生的轮流值班成为必要。[7](P237)

3.意识形态“霸权接合”的实践——激进多元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把马克思视域下单数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演绎成了复数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如同德里达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时,使用的是复数形式。表明其追求差异性,非同一性的立场。在这里,非同一性不是对同一性的拒斥,而是要肯定同一性中异质性存在的合理性,其意义类似阿多诺的理论中无中心无等级的星丛。在激进多元民主的策略中,复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一是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传统,使多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具有可能;二是只有存在多元意识形态,民主所要求的不同的话语和解释之间的竞争才可以展开。

如何协调意识形态的“一”与“多”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提出霸权接合的策略。“霸权”是二人从葛兰西那里继承的概念。葛兰西所提出的“霸权”概念强调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构建统一的政治联盟,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铸造统一的集体意志。而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线性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否定了同质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他们认为葛兰西把霸权和无产阶级捆绑在一起,是因为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的权威地位——肩负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是无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处境,使霸权接合具有某种必然性。而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霸权接合并不具有必然性,而是充满着偶然性、随机性,因为主体立场的弥散、飘移,没有任何主体能够担当起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社会错位衍生出来是一系列支离破碎的身份,每种身份认同的话语诉求都会在激进民主的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话语能够永久占据“霸权”的地位。因此,霸权接合应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接合”的原则把各个意识形态要素统一起来,统一并不需要牺牲每一种意识形态要素自身具有的特殊性。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接合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政治规划,就是用“激进多元民主”置换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的诸目标纳入到民主历史进程之中,使之与自由民主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他们认为新社会运动使平等与自由的话语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实现民主具有可能性,因此,左翼应该根据形势变化“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方案”,用激进多元民主代替无产阶级奋斗目标,即不再提实现共产主义,主张放弃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重构一种新的“霸权”,进一步深化民主,并使之多元化。[8]

三、齐泽克: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赖希、弗洛姆就已经开始,不过赖希、弗洛姆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来补充新的范式。而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范式,而马克思的理论在其运思中微乎其微,这种拉康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就是齐泽克。如果说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探寻的“知”的问题,而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是“行”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拉康的专家,齐泽克把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很多术语概念运用于分析意识形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批判风格。

1.重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是祛蔽,还原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实。而齐泽克反对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这种模式阐释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问题就是在认识论上纠缠于“真实”与“虚假”,把意识形态视为对现实的表征,对现实歪曲、虚幻的反映。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表征现实的概念,因为,“现实”客观上就不存在,在拉康的视域中,“‘现实'是通过符号化(象征)和形象的特有形式(想象)来表达的。”[9]而“真实”是不能被符号化的实在界,但只是作为永远的缺失而存在。因为在拉康看来,现实从来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被语言符号象征化,因为象征化“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被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7](P19)所以在象征界之外存在着一个人们无法抵达的真实域(实在界),“它们保持原貌,拒绝化约为幻觉镜像的普遍游戏。”[10](P67)只有在象征化失败,实在界才会呈现。这种呈现往往是以对抗、创伤的形式出现。意识形态就是试图缝合这种创伤,填补由真实域(实在界)的闯入而给象征界留下的裂口。意识形态不是用来逃避现实,“就其基本层面而言,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10](P45)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实的扭曲虚幻的反映。而是重构了现实,通过乌托邦的幻想、激发人们的想象帮助人们为逃离实在界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方法。如果意识形态无法掩盖社会的创伤,某个历史性的“他者”便会成为破坏人们美好理想的替罪羊,而这一切不过是意识形态玩弄的把戏。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意识形态的虚假,但是依然与之认同。

2.阅读资本主义的“症候”

“症候”是拉康理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尽管拉康把“症候”这一概念的发明归之于马克思。但他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而齐泽克却以他的才智向我们展现了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拉康是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跨世纪的对话。

齐泽克指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并没有消除以统治和奴役为核心的主奴关系形式,而是表现得更为隐蔽,它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了“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统治与奴役被压抑,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上的自由平等成为普遍信仰,奴役与不平等被看作是偶然的现象,通过把人变成物,变成与自身完全疏离的客体,主人借助于资本运行逻辑实现对奴隶的支配与剥夺。这种被压抑的统治与奴役的关系会以“症候”的形式浮现,“症候”是未被符号化的实在界与符号建构起来的象征界沟通的桥梁,“它颠覆自己的普遍基础,犹如属(species)颠覆其种(genus)”。[10](P29)“症候”是能够瓦解普遍的特殊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导致了症候的出现。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是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作为根基,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按等价交换原则签订的劳动契约,却让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使等价交换原则否定了它自身。当自由对工人来说仅仅是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自由的真正内容成为资本最大限度地剥削、榨取剩余价值,普遍性的自由被特殊性的自由所颠覆。而形式上的平等、自由遮蔽着隐性的暴力恰好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支撑点,一旦私有财产制度消除,劳动力买卖中实质性的不平等消除,资本主义就会崩溃。

3.揭秘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的形式就似乎具有了某种魔力,商品、资本、货币也仿佛变成了具有生命并支配人的行为一种神秘物。而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商品形式本身,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剖析为的是要揭示被意识形态的幻象所遮蔽着的奴役,但他并没有分析拜物教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而齐泽克则试图从社会心理的层面去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特色并不在于以物代人”而在于误认,一种把“一个‘结构',一个‘网络'的效果被(错误)理解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属性。”[11](P121)人们认为商品、货币充满魔力,是因为把社会活动中各种构成要素的关系网络效果、以及结构性效果误认为是某个体要素直接具有的属性。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商品、货币之所以成为超越其纯粹物质性的“崇高客体”是居于符号秩序的权威,而错误地将客体在社会符号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而施加给这个客体的东西理解为客体自身具有的“自然”属性。[11](P128)正是由于误认,商品交换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如果人们都洞悉了社会现实得以运作的机制,这种现实就会瓦解,所以人们常常假装不知道事物的真实状态,依然遵循“拜物幻象”“拜物的信仰”[11](P129)而行动。

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矛盾的出现,各种反抗压迫的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尽管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径不同,但共同点都是致力于把思想文化领域中每一个反抗权力的点联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以推动新规则的产生,这种不触及生产关系的抗议,只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翻版,试图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来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

[1]仰海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转变[J].理论视野,2009,(11):43.

[2][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

[3]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a RadicalDemocratic Politics[M].London,Verso,2001:115.

[4]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96-197.

[5][英]欧内斯托·拉克劳.意识形态与后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114.

[6]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M].London,Verso,1990:92.

[7][斯洛文尼亚]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J].教学与研究,2003,(7):66.

[9][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

[10][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1][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