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肃地区的书院

2014-08-15赵丹

焦作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赵丹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它于唐代开始兴起，但直到宋代才真正确立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制度，到元代依旧延续，明清时普及到了全国。明代时期的书院，就书院发展史来说，处于一个再度辉煌时期，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书院的数量上远远高于前代，以及书院分布的地域也比前代广阔两个方面。在现今的甘肃行政区划内出现书院始于明代，但终明一代，这一地区书院的数量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可这一从无到有的过程，对这个地区的教育史而言却是一个里程碑。

一

明代在疆域的行政划分上一改元代的行省制而设布政司，明代甘肃地区则属于陕西，大致为陕西布政司管辖。这一时期甘肃地区的书院几乎没有遗存，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也不见其踪迹，所以现今来看只能从文献中找寻那一丝丝线索。

从记载来看，甘肃地区所建的最早的书院是在明朝景泰年间由段坚在兰州建的容思书院。后则是在静宁州（属平凉府）于成化年间所建的陇干书院：“成化中，知州祝详会建书院于城隍庙西，嘉靖间址废……”①正德年间在平凉府有崇文书院，该书院在嘉靖年间，由韩藩昭王占原宋代渭州太守的蔡挺所建的柳湖，并做了大规模的扩建，由明武宗敕赐“崇文书院”。其次为嘉靖十四年（1535年）王绅在巩昌府建的崇羲书院，“在东关内明嘉靖十四年巡按王绅建。在甘肃巩昌（今属陇西）。”②“明嘉靖十四年（1535）御史王书绅见巩昌历代人才间出，而近年全郡乏登科第者，故捐资倡建。遴选河西才俊之士百数十人聚其中，礼聘名儒教之。因伏羲生于其地，故名‘崇羲’。后废。”③同年，在临洮府的渭源县建有渭川书院，修建者不详。“嘉靖十四年建，久已坍塌。”④再者为徽山书院，位于巩昌府的徽州，是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侍御刘新野来邑董茶马之政，以兴学舍湫隘，乃发茶课若干嘱知州莫汝高创建于钟楼山下……”⑤龚守愚的《增修徽山书院记》和刘新野的《徽山书院落成》均有记载。酒泉书院，位于直隶肃州的酒泉，但关于创建人而言有不同的记载，在许容的《甘肃通志》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副使唐宽建。”但在季啸风编的《中国书院词典》：“明嘉靖间副使汤宽创建。”一个为“唐宽”，一个为“汤宽”，究竟是姓唐还是姓汤，没有更多的材料，不能下结论。凉州书院，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由参政江东建。此外，还有超然书院。超然书院由杨继盛在嘉靖年间所创建，“将门生贽礼并己俸资买东山超然台……乃于上盖书院一区……”⑥杨继盛在当时也算有名的名儒，《明史》中有为其列传，在《杨忠愍文集》中也有两篇关于该书院的一些情况，这两篇文章是《辞陕西巡按刘取书院帖》《辞陕西巡按刘取书院再上辞帖》。仰止书院，位于泾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参政迟凤翔建。”⑦正学书院，位于镇原县，“万历时知县李槃建，后废。”⑧到崇祯七年（1634年）时，知县张星在临洮府的金县建书院，书院名不详⑨。再次，则是在清代嘉庆年间朱愉梅编纂的《柳湖书院志》中记载的正学书院：“考郡志，东郭外之阳有新塔院为正学书院，为郡士子肄业处……”⑩该书院与前面所提到的正学书院在记载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虽均是属于平凉府，但具体位置相差较大，应为两所不同的书院。

二

明代甘肃地区终明一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仅有13所书院能在文献中流传于世，这一数字不管是从横向（即在历朝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纵向（即从总数上与明代的其他地区相比较）上来看与东部及东南部、西南部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横向上的比较，在邓洪波先生的著作中有过类似的比较，虽是未把甘肃作为主角与其他地区相比，但通过其统计数据：“明代各朝中，书院最多的是嘉靖朝，有596所，其次是万历朝，有295所，第三是正德朝，为 150所，三朝合计1041所，占已知年代书院总数的67.99%……”15甘肃地区同样兴建书院最多的是在嘉靖朝，有7所；其后景泰朝、成化朝、正德朝、万历朝各兴建1所；另有一所兴建时间未详。通过对比，其发展的高潮均是在嘉靖朝，虽然嘉靖朝时曾两次明令毁书院，但这一代又是整个明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这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现象就这样呈现于世人面前。甘肃书院的发展受到了来自外界发展书院的势头的影响，同时又有着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导致书院在甘肃有所发展但实力并不雄厚。

纵向上的比较，甘肃地区在明代所建书院数量在当时与全国来说处于远远靠后位置。尽管在白新良先生的书中统计明代甘肃地区的书院有17所到18所之多，除个别地区如港澳地区、海南以及辽东一带只有几所到十几所外，与其他地区相较依然显得总体数量较少。

通过第一部分对甘肃地区书院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可以了解到明代甘肃地区书院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明代甘肃地区书院的发展并不好，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明代之前，该地区书院的发展史是零，从明代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书院，而且随后在不同地区也渐渐兴起了一小批书院，这不仅仅是对甘肃地区的教育史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整个明代来说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从它们所在的地区来看，只有酒泉书院和凉州书院分布在陕西行都司，这一地区向来为边防重地，特别是酒泉书院已接近嘉峪关，这几乎是在边防线上。其他的书院分布则多靠东，其中临洮府有4所书院，巩昌府有2所，平凉府有5所。从东到西均有书院分布的痕迹，而重点及密集点都是偏东，这也基本打下了以后甘肃书院的一个分布格局。

三

明代甘肃地区书院所留下来的相关资料不多，而且往往只是略微一提，更多的关于具体某一书院内部运转的详细资料不见，所以无法更深一步了解明代时甘肃书院的具体状况。在此情况下，借助全国书院普遍性的特点来推测无可厚非，也有借鉴之处，但最终还是要在仅有的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似地区的状况来做推敲。

首先，从书院的基本建筑设施谈起。文献中所能见到的甘肃地区明代的书院中只有徽山书院、超然书院、仰止书院有明确记载其各自的建筑规制。徽山书院：“……创建于钟楼山下。有前庭5楹，外门3楹，仪门3楹。另有坊肇、尊经阁、钟楼等。”16这里的“楹”有一列屋或一间屋的意思，据文中所表达的推敲应是一间屋的意思。所以徽山书院的格局大致为前庭有5间房，外门和仪门各3间，另有坊肇、尊经阁、钟楼等建筑。超然书院：“前三间为揖见之所，中五间为讲堂……两壁侧则颜、曾、思、孟，汉董仲舒……”17可见主要建筑大致为前屋3间为揖见之所，中为5间为讲堂，后为道统祠。仰止书院：“筑堂3楹，庑6楹，诸生讲习其中。后关西道胡松又增葺。”18这一书院的建筑相对前两书院来说显得简单。通过这三所书院建筑格局的介绍，可以看出当时书院因财力多少也有大小之分。规模大一点的书院则是除了基本的讲学之所外，另会有一些职能不同的专门性建筑，如前门、仪门等用于揖见的建筑；祭祀先贤的祠堂性质的祠庙建筑等。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规模教小的书院，其建筑除了基本的讲学之所外，几乎没有或前面说的另外的专门性建筑。

其次，关于书院的管理，文献中所谈的则更少。只有徽山书院中有“延乡贡士史衢为山长，与学正徐行共掌教学”这一句涉及到。书院设山长一名在明代是普遍现象，如岳麓书院历任山长都有记录，其他各闻名书院均有设山长一职。此山长一职相当于现在学校的校长，一般其下会有管理各部门的职事，如副讲、堂长、管干、副管干、典谒、经长、学长、引赞、火夫、樵采、门斗等。这是跟据康熙二十一年，高璜的《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中所提到的书院各层职事人员。而甘肃地区的书院规模相对较小，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完备的职事人员，但一书院要正常运行，必须有一定的管理人员，虽然文献中并未提及，但也不难想象根据书院自身的情况也会有管理人员。

再次，关于书院的职能，书院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外，还有祭祀、藏书等活动，对不同的书院又有所不同。如超然书院中设有道统祠，里面供祀先贤，必定会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而徽山书院中则设有尊经阁，多用于藏书。

最后，则是关于书院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或其所属的性质问题。综上，从书院创建人的身份来看，为官员创办的有 9所，藩王府办的有 1所，民办的有1所，其中渭川书院与正学书院创办者的身份不详。这些身份都使书院注定无法摆脱与官方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独立的讲学之所。同时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各地方官是很看重书院的，而且书院的运转也很大程度上较依赖这一阶层的人士。在杨继盛创办超然书院时，曾出资置田2000亩，到“嘉靖三十一年，侍御孙月岩建坊3楹。”19这也是在甘肃地区仅见的有关明代书院学田的记载，这些若离开了官绅阶层的支持，必使得书院的发展举步维艰。另外在徽山书院中除了延聘名士做山长外，还让学正参与其中，这也是表明了官方在书院中的渗透。综上而言，明代甘肃地区创办书院的目的多出于教化民众，为科举培养人才。这一系列的表象都在显示出在明代书院的官学化。这都使书院有独特的性质，私学又不能说纯粹的私学，官学也确实不算，这一种位置确实尴尬，也为明朝官方多次毁书院埋下伏笔。

在前面也常常提到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而导致一些问题存在，总结甘肃地区书院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经济上的衰落所带来的文化力量上的衰败。甘肃地区位于西北地带，同时在明朝时期，这已是处于西北边关。而这一地区因明朝长期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对峙，加之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冲击，这里便不同于唐宋时期因丝绸之路的繁盛而与其他地区交流频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卫所林立，重兵把守，经济萧条。不管是书院的创建还是后期的维持都与地区经济力量分不开，虽然其最开始多是由官绅出资创办，但官绅的依靠也必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所以经济的落后与书院力量的弱小必然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其次，文化氛围上也相对薄弱。从许多文献上的记载来看，都会提到该地区少数民族多，多事注重武力。从朝廷政策上看，也是较偏重军事而相对轻文化。同时与外界名儒的交流相对较少，并未如东部以书院为基地讲一家之言，成一派之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相反该地区的书院更多地偏向于以科举为前提的教学,个人学术观点的宣讲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踪迹，在关于书院的文献中也不见这样的记载。

综上，经过漫长的岁月，书院于明代时在甘肃发芽并有一定的成长，虽然因各种因素纠合使其规模不大，也不十分出名，但其也为甘肃地区教育史上开一先河，并为该地区书院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注释：

①王烜编修，《静宁州志》（乾隆十一年修民国重印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第 63页。

②许容，《甘肃通志》卷九《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③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46页。

④陈鸿宝等纂修，《渭源县志》（民国十五年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第168页。

⑤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⑥高朝英、张金栋，《杨继盛〈自书年谱〉卷考略（上）》，《文物春秋》，2011年第 2期，第 69页。

⑦许容，《甘肃通志》卷九《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

⑧许容，《甘肃通志》卷九《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页。

⑨耿喻修、郭殿邦等纂，《金县志》（康熙二十六年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第 28页。

⑩张春溪、朱愉梅编纂，《崆峒山志柳湖书院志》，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1993年，第 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