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针对元初程朱理学博而不能返约、陷入“支离”的困境，引入“陆学”，来重新阐释程朱理学，解决了程朱理学的传播危机。继而，他的思想呈现出“尊奉程朱、以陆补朱”的特点，并非后世学者所言的“和会朱陆”“折衷朱陆”，极大促进了其弘扬，正所谓“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以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1]（P176）。 官至中书左丞、国子祭酒，掌管教育事务，又亲自授学，通过政治和教育实践，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1. 许衡生平及学术源流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元代河内（今河南焦作）人。天资聪颖，七岁入学受章句之学，就“能问其旨意”[2]（P3716），不满足于浅尝辄止。然而其生活之时代，正值蒙古与金、宋交战之际，战火频繁，民不聊生，求平安之生计尚不可得，更无师授、书籍。但许衡并未因此怠慢求学实践，所谓“尝从日者游，见尚书疏义，就请宿，手抄以归”[3]（P2998），并且能注重道德践履，“不食道旁无主之梨”即传为佳话。后入仕为官，历任京兆提学、中书左丞、国子祭酒等职。于1281年病故。辞世后，谥号 文 正 ，封号 尊 崇 ，备 受礼 遇[4]（P34）。

许衡的思想以公元1242年为界，之前师承汉唐以来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然许衡似乎对其并不满足，从其年幼时对章句之学功用的怀疑可见一斑：“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 ”[3]（P2995）1242年许衡接受赵复传播的程朱理学，认为“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亦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 。”[5]（P201）以为“能明此，他学虽不治可也”[5]（P20）。 此后言传身教，著有《大学直解》《大学要略》《中庸直解》《读易私言》等，他的理学思想基本上祖述程朱。天道观方面，尊奉程朱，认为天即理。“有是理而后有是物”[5]（P2），将万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根源归之于“理”；在心性论方面，认为“心具理”，所谓“心形虽小，中间蕴藏天地万物之理”[5]（P39）；修养论方面，认为天理在人心即是“性”，人们可以通过修心养性，达到精神境界的提高，这与朱子的“本然之性”“气质之性”说如出一辙。

然而，程朱理学发展到元代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高谈性理，空疏之风泛滥，逐渐陷入“支离”，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和会朱陆”，这是元初理学的新境遇。许衡基于自身体悟，顺应时代潮流，亦对其做了发展，一言以蔽之即“尊奉程朱、以陆补朱”。通过教育和政治实践，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弘扬。

2. “尊奉程朱、以陆补朱”的理论创新

元初，程朱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新境遇，即高谈性理，陷于空泛，流于支离不能返约。许衡从天道观、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在继承的同时也有新的发展，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弘扬。

2.1天道观

天道观即是论述天地万物生成、存在和发展模式的哲学范畴。程朱理学将“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最高范畴，通过论述“理与气”“道与器”和“体与用”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建立其理论体系。许衡的天道观基本承袭程朱模式，但对其又有一定的发展：一方面，他将“命”、“心”两个哲学范畴及其关系引入天道观，并对“理”的范畴进行宽释；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具体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论述，如“义命合一”。

许衡认为：“或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贯之。 ”[5]（P2）即“理”对万物具有决定作用。又，“上帝降衷，人得之以为心，心形虽小，中间蕴藏天地万物之理。 ”[5]（P39）认为“理”具于“心”，“心”是“理”的载体。这样既强调理的绝对本体地位，又赋予心以蕴藏万物的强大力量，显然与程朱之学略有偏离，带有陆学之倾向。但许衡此处并未说“心”即是“理”，而是“心”具于“理”，即“心”是“理”的载体，“理”与“心”是本原与衍生的关系，这样就消除了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心”之间的隔膜，使得程朱理学体系更加完备，非但没有削弱理的绝对本体地位，反而有所加强。

为了完善程朱理学，许衡将“义命合一”引入其天道观。他认为：“穷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 ”[5]（P4）这里 “义”“命”就被规定为天理内涵的两个层面，“义”指“所当然之故”，是指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命”指“所以然之故”，是指万物的本原，是一切事物的终极规定。对于万物而言，“命”又有“天命”和“时命”之分，“时命”即指因为“气”在天理与人之间的贯通作用，使得“天命”在作用与人时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贫贱富贵，死生修短，福祸禀于气皆本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5]（P2）。然则“天赋予万物，无不尽善。譬若父母养育幼子，少与饮食衣服，多与饮食衣服，皆是爱惜。 ”[5]（P16）即是说，时命济与不济皆是天地“仁心”所致，具有不可抗拒性，但却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态度。“天命”是万物存在和发展之道，具有必然性，人们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认识它，然后顺“天命”而为，实现大“义”；“时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能确切把握，但正所谓“虽处贫贱富贵，各行乎所当为，即义也。只有一个义字，都应对了”[5]（P18）。即无论处境如何，都是天地“仁心”所致，只有顺受“时命”，以超脱外在的态度接受，使言行合于“义”。这里的“义”即指人在面对“天命”或者“时命”时的路向选择，其中体现了规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将“义命合一”引入天理，使得天理不再遥远，而是成为了人们的现实选择，天理的至上性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得到论证和加强。

2.2心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对“心”加以重视的是孟子。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6]（P288）并提出了“四心说”。孟子理论中的“心”既是思维器官，也是与“性”相关的道德规范。孟子之后许多思想家都对“心”有论述，在宋代理学中尤其凸显。张载提出合性与知觉就是“心”，“心统性情”，认为“心”是统率知觉和“性”、“情”的一个哲学范畴。 二程将“人心”、“道心”与“人欲”、“天理”联系起来，以人心、道心的不同论证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朱熹总结了二程的心论思想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着重研究了心与性情、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与程朱不同，陆九渊则认为心与性情、理没有分别，心即性即理，反对将“心”分为“道心”与“人心”，指出“心”是万物的根源性实体。陆氏及其后学与朱熹及其后学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许衡的心论思想尊奉程朱，但对陆氏心论又颇多借鉴，因此有学者认为许衡的心性论委蛇于朱陆之间，实则不然，“尊奉程朱、以陆补朱”才是其思想特点。

许衡继承了《大学》的十六字“心法”，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并著《心法录》一书，专门阐释其心论思想。从许衡的著述中可以得知，他的心性论从根本上说与程朱一脉相承。他认为，“声色臭味发于气，人心也，便是人欲；仁义五常根于性，道心也，便是天理”[5]（P15）。即是说，“道心”与“人心”之别是心之禀赋所致，归根结底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他说：“盖上帝降衷，人得之以为心，心形虽小，中间藏天地万物之理，所谓性也，所谓明德也……天地人为三才，明德虚灵，明觉天下，古今无不一般。 ”[5]（P39）很明显，许衡认为“明德”之性来自于天之所赋，即由“天理”决定，显然是程朱的心论理路。面对程朱后学博杂支离导致的传播困境，许衡则借鉴陆氏心论，做了一定的发展。《鲁斋遗书》记载：“或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贯之。 ”[5]（P2）因为在许衡的哲学中“天”即是“理”，所以实际上是说“心”“性”“理”三者是相通的，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理。许衡还认为，“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写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 ”[2]（P3844）由此看来，即是说客观世界皆为“人心”这个印板的摹本，治物必先治心。许衡还提出了“良知良能说”。他说：“人心固有良知良能……爱亲敬兄，蔼然四端，随感而见。 ”[5]（P5）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妄断其心性论的主陆倾向，而需要返求于许衡对“心”的界定。许衡认为：“盖上帝降衷，人得之以为心，心形虽小，中间藏天地万物之理，所谓性也，所谓明德也。 ”[5]（P39）由此看来，许衡提出的是 “心具理”的思想，而非“心即理”。但从其“一以贯之”及“良知良能说”的阐释我们确能看出其对陆氏心论的借鉴。

许衡的心性论强调“心”的作用，强调发挥人的主体精神，一方面弥补了程朱理学该范畴之不足；另一方面，也将陆氏心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明代阳明心学的创立有深远影响。

2.3修养论

修养论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儒家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前提。许衡在天道观和心性论上有以陆补朱的倾向，既是程朱学传播的需要也顺应了思想史发展的趋势。修养论是哲学在伦理领域内的方法论，与其基本观点具有一致性。许衡的修养论也具有以陆补朱的特质。即主体仍是格物致知的功夫，主张穷理以明性，但又重视由内而外的简易“修心”功夫，是修身与修心并行的修养论。承前所述，许衡承认心体具有明德之性，但从来源上是由天理赋予，并不是自觉的本然从在，这就决定许衡虽然重视修心功夫，但是实质上是一种复性说而非陆氏的“发明本心说”。

许衡认为 “心具理”，然而人在禀赋明德之性的同时，由于受到“气”的美恶清浊特性的影响，表现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共存于心间，此即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心”与“人心”的冲突，因此才有了修养的必要，修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道心统率人心。他认为，“人禀天命之性，为明德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长存。 ”[5]（P18）由此看来，许衡认为人心本“具众理而应万事”，只因“物欲所蔽”而不能发见，修养的关键就是发见已具有之明德。许衡坚持格物致知之理路，并汲取了陆氏内求于心的修心观。他指出：“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贤，友其士之仁，外面检束，使不致不正。这是从外以及内，却有由中以致外，如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内外交相养也，亦必相辅成德。然必以心为主。”[5]（P30）就是说，修养应该内外结合，注重本心的省察与对明德之性的持敬。

很显然，许衡修养论中陆氏心学的成分颇重，是对程朱学中修养论部分穷究万物分殊之理而不能反身自省，以至于陷入支离的一种修正与发展，对陆氏修养观一味返求本心以至近于“狂禅”也是一种规正。然而，其主流仍是程朱的修养方法。许衡曾道：“知其性，是格物。尽其心，是知至。先知其性然后能尽心，非尽心而后知其性。”[5]（P15）就是说，发明本心前提必先穷究万物之理，仍是格物致知的修养理路。这种在表述体系上的发展完善了程朱学的体系，促进了其传播。

2.4 宽释理学

许衡弘扬程朱理学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宽释理学。程朱以降，理学家解释“理”“道”这些哲学范畴大都过于偏重形而上，以至于太过“高深玄妙”“高远难行”。许衡将现实生活的“日用常行”均解释为“道”“理”，认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5]（P9）这样就用大到“君臣父子”的伦理行常、小到“盐米细事”的日用常行来阐释“道”，使得人们有章可循，都能践履“道”。在修养论中，许衡并不完全赞成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而是将“治生”作为修养的前提。他指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 ”[3]（P3001）这样就将程朱之修养论置于一个可能的境地，增强了其可行性，完善了程朱修养论从理论到现实的路径。

3. 弘扬程朱理学的政治和教育实践

许衡在政治上弘扬程朱理学的实践，其主要效果是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现今学界一般认为程朱理学官学化始于元代，即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开科取士，以程朱理学经典作为考释内容。虽然晚于许衡几十年，但许衡对程朱学的官学化却功不可没。

许衡担任中书左丞之后，提出了著名的 《时务五事》，主张“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 ”[5]（P116）许衡指出立国家先要兴学校，教育之宗旨乃是明人伦，所谓“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以期实现统治有序，上下安宁的圣朝局面。忽必烈“嘉纳之”却因时势而未施行，但对汉儒理学仍尊崇有加。后许衡辞相为师，受命主持太学，领衔国子祭酒和集贤大学士。在此期间，他将程朱理学引入太学，以《小学》《四书》等理学经典为教材，并指示学者专于程朱之学，不得妄疑。“一以朱子为主，或质以他说，则曰:贤且专主一家，则心不乱，及江左混一，始得阅其文亦病其太多。 ”[5]（P205）许衡的部分著作如《编年歌括》《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均为此一时期所作，充当讲义，将理学的经典列为了正式的教科书，实际上理学已经获得“准官学“的地位，这一点在其为国子监定立的学规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元史》记载，许衡规定在国子监中，“凡读书， 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2]（P2029）可见，国子监的教学内容全然是程朱理学的，更重要的是有元一朝，此规定几乎未曾更改，一直沿用。

不难看出，经许衡努力，理学已取得“准官学”的地位，对于这一事实，时人与后人均有考评。《元名臣事略》记载：“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以行于斯世者。 文正之功甚大也。 ”[1]（P176）清代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3]（P2994）许衡对理学官学化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许衡的教育实践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弘扬。从内容上来看，许衡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内容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效果上，许衡的教育实践极大地促进了程朱理学的普及和传播。

许衡从三十二岁开始“垂降讲论”，聚徒讲学，从事教育工作，到逝世共四十余载，期间时而仕，时而退，退则教，长期的教育实践为理学的普及和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史可证，许衡在担任京兆提学期间政绩可嘉，“世祖出王秦中……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 ，民大化之。 ”[2]（P3717）许 衡 在 任 国 子 祭 酒 期间 ，教育也相当成功。《元史》记载：“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人生之道。”[2]（P3727-3728）

许衡的教育宗旨可归结为明人伦。人伦实际上就是儒家提倡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就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这正是程朱理学“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许衡说：“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司徒之职，教以人伦而己。凡不本于人伦，皆非所以为教。 ”[5]（P12）“盖为教而不本于道，则非教也；为学 而 不本于道，则非学也。 ”[5]（P34）这“道”即是指天之性，人之道，显然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从教育内容来说，许衡认为教育的功能是“变气质”。他认为，“气”有阴阳、美恶、清浊，“故设为学校以变其气，养见在之明，开未开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圣人立教本意。 ”[5]（P40）这是程朱“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思想的内容在许衡教育观中的体现。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许衡极其重视 《四书》《大学》等儒家经典。史书记载“先生自得小学书，则主于此书，以开导学者。尝寄其子书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书虽不治可也。”[5]（P206）《鲁斋遗书》记载：“先王设学校，后世也设学校，但不知先王何为而设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为学，皆本于天理民彝，无他教也，无异学也。 ”[5]（P12）在此，许衡明确提出 “为教”“为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天理民彝”。

许衡推崇程朱理学，又力践躬行，为时人殷服，思想传播极广，影响甚大。从事教育四十余年，门徒弟子众多，皆致力于许衡所传之学，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他们的努力使得程朱理学在元初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发展。

4. 结语

生于乱世，许衡慨然以道为己任，刻意愤典，祖述圣贤，为弘扬程朱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尊奉程朱，但鉴于其博而不能返约的支离境地，毅然对其进行了合乎时宜的发展，以陆补朱，形成了自己的阐释系统，并取得了时人的认可，与吴澄并称为思想界双壁，为人们所仰行。许衡虽以程朱为宗，但受陆氏心学影响颇多，这在其心性论与修养观中表现尤为明显。他这种理论路向为后继学者所承，成为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过渡的重要一环。

[1][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M].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2][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陈正夫，何植靖.许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元]许衡.许衡集[M].毛瑞方，谢辉，周少川，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6][战国]孟轲.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