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玄览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近年来，李商隐研究成果丰硕，不少研究者依凭传统研究的深厚基础，采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别开李商隐研究的新境，而董乃斌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研究李商隐的著作以《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为代表（他早期还曾发表过不少研究李商隐的论文，但2012年《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均予以收录，故本文一并论述），两者共同构成了董乃斌研究李商隐的完备体系。为李商隐立传，自然要涉及对李商隐生平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述，如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性格、家世、世界观、爱情经历、政治遭遇、悲剧探析等，而作者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则撷取几点，向内发散，对其心灵世界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两书不仅有不少相通之处，还勾勒出了作者治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1. 浓厚的理论色彩

毛泽东曾说过，“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1]而恩格斯则将理论思维与民族的科研高度结合起来谈，所谓“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理论的必要性。从事学术研究，必然要探索事物的理由和根据、研究事物间的内在关联。董乃斌具有追求学术理论的自觉意识，与同类研究著作相比，董著的理论思辨色彩是比较浓厚的。“他著书立说，重视导言（或结束语）的理论建构，擅长学理的雄辩和规律的阐发，追求研究方法的落实和逻辑体系的圆满。”[3]

在《李商隐传》中，作者喜好说理谈论的倾向便初露端倪，他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等经典作家的话，以求更好地阐释问题，虽然有时与传记体例并不合辙，却表现出作者的理论素养，为李商隐研究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传记毕竟囿于体例，不便更加深入、直接地融汇理论，作者理论构建和应用能力的大放异彩是在随后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该书在《李商隐传》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挖掘，系统论析李商隐诗文内容的风格、艺术特色，并据此探索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渊源与影响诸问题。”[3]（P19）上编三章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分析，将作家研究放在文学研究的中心，关于现实困厄与自由追求之身心矛盾的分析，将其作为创作动力源及外部环境折射于个人的聚焦点来进行考察，凸显出心灵探索的必要性，不仅彰显出作者研究李商隐的着眼点，还如同草蛇伏线，灰延千里，成为李商隐心灵世界研究整体架构中的主线。

同时，董著融汇了不少西方文论的观点，展现出宏阔视野与创新意识。如苏雪林关于义山恋爱事迹的考证，假设大胆而证据不足，董乃斌指出上述缺点的同时，又从“把爱情诗只当爱情诗（而不是政治诗）来读”[4]的角度给予了很高赞扬。他引用西方现代阐释学的理论，任何人阅读文本都会融入一定的主观色彩，反观苏雪林关于李商隐主观色彩极强的阐释，可发现这更多地是女作家本人心灵活动的某个侧面，折射出她所受的五四思潮影响。“但又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更准确点说，是可以通过她看到那个时代里情况相似的一批女作家的某种共同心态。”（[4]P60）这样就在二分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具体读者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从而窥见时代风气在读者身上的烙印与投影。类似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如对义山诗歌“蝴蝶”意象的分析受到西方符号学的启发；在谈及义山诗的感伤特点时，引用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对悲剧的论述，更好地说明了悲剧易于引起审美感受。在谈义山诗的“梦”意象时，董乃斌观照了弗洛伊德的梦境理论，但从中国的文学传统出发，对其“力比多”说进行了改造，将梦境与现实政治的压抑联系起来，更符合实际情况。一如孟向荣所言，“在董乃斌的治学思想里，经常有这种对中西人文或学术状貌‘相通’的厘分，他对引进西方理论采取了有所扬弃、有所改造的审慎态度。 ”（[3]P19）

2. 深度的心灵解剖

“此外，因为我信服‘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尤其对人性，对人性的表现和变化，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研究李商隐诗文便亟想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探究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何以会成为那样一个人？ ”[4]（P3）无论是《李商隐传》还是《李商隐的心灵世界》，董乃斌通过研究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的特点都十分明显。传记致力于探讨李商隐的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揭示了形成诗人创作特色的主观方面因素。如第二章作者细致地描述李商隐的成长环境，家境困顿寒微，幼年漂泊异地，父亲早逝而己为长子，这些对其气质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也许多愁善感的根苗早就存在于李商隐先天带来的素质之中，但这种素质的固定和强化，发展成为一种明显内向、遇事易生悲感的性格特征和感情倾向，却又跟他幼年生活少有欢乐、少有喜事，精神常处于压抑状态有某种关联。”[5]而这种气质对其诗歌创作又影响至巨。

在传记中，董乃斌对李商隐命运悲剧的论述是零散的，他公允地看待李商隐的矛盾性格，“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清高与庸俗、刚强和怯懦乃至伟大与卑鄙，有时可以共存于一颗心中”[5]（P240），并以柳仲郢与李商隐命运对比，表露出超脱于牛李党争而直指门阀制度不公的犀利眼光。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作者对李商隐悲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致力于探索其矛盾性格背后的社会原因，看到了封建社会残酷挤压人性的力量，以此说明李商隐命运悲剧之必然，是对问题的拓展与深入。

以前学者多注重儒、道两家对李商隐思想的影响，尤其因他曾于玉阳山学道，着重论述了道教对其至深的影响。而董乃斌却提出了独到见解，认为他虽曾学道，熟悉道教经典，但并不相信长生不老之类的东西，屡屡对帝王求仙进行尖锐讽刺，道教予他的滋养主要在于想象力的开发。相比道教，佛教倒真正地对他的世界观结构发生了影响。传记“在佛教中求麻醉”一节专门论述了佛教对李商隐人生观、世界观发生的重大消极影响，但李商隐并未完全脱俗，没有放下对文学和政治的关怀；与此相对应，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作者又加入了他幼年向佛和苦于眼疾以求治疗的论述，不仅看到了他沉溺佛教寻求精神解脱的要求，“也看到了他毕竟无法解脱，而只能在心灵的困扰中永远挣扎的更深沉的痛苦。”[4]（P264）董乃斌对李商隐世界观的分析，深度开掘了其心灵世界，为一个旧时代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绘制了一副立体图，李商隐一生的沉沦、困惑与挣扎在读者面前历历可见。

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董乃斌更是竭力挖掘，试图烛照李商隐心灵的幽微角落。他指出，李诗浓郁的抒情色彩得益于作者创作的主观化倾向。事实上，只要是表现作者心灵与人格的诗歌莫不如此，而李诗的特异性 “就在于它的许多诗已经不仅仅是于咏叹中流露一些个人感慨，而已进入全面象征的程度。”[4]（P136）如《杏花》中作者既将杏花当成好友，向其娓娓而谈，又将其当成自己的化身，而“援少风力多，墙高月有痕”[6]便不但是对杏花处境的描述，而且可以理解为诗人对自身遭际的隐喻，写杏花畏惧粗暴风力的摧残尚可，而“援少”、“墙高”便只能是人的感情了。这种主观化倾向在李商隐咏物诗中尤其明显，深入挖掘其可以象征和寄托诗人身世之感的内在特征，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作者本人的化身，甚至呈现物我不分的状态。但这又不止于咏物诗，几乎融入了李商隐的全部诗作，根源于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感情的自诉，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锦瑟》、《无题》、《杜工部蜀中离席》等多首诗都具有这种以诗人主观生命意识为基础的诗思善跃、镜象多变的特点，超越了凡常的理性逻辑。

3. 对散文研究的重视

李商隐传世文章中古文数量很少，骈文占绝大多数，几乎都是为应用目的而作，由于形式主义的倾向很受学界诟病，故近年来研究相对较少，董乃斌却给予相当的重视，列专章进行研究。李商隐少年时跟随处士叔学习古文，后来入令狐楚、崔戎门下改作骈文，董乃斌很留心这一转变，认为这是由当时社会（主要是官场）的骈文写作风气、李商隐的幕府职业生涯和他本人的积极入世态度合力促成的。书中以李商隐骈文代表作为例进行详细分析，认为虽然是官样文章，但他往往能把文章写得得体典雅，并总尽可能地加入某些谏诤与规劝的内容，流露出他本人的政治思想与观点。艺术上樊南文平仄协调，隶事恰切，深具词章之美，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董乃斌还将樊南文与玉溪诗对看，注意到樊南四六对于玉溪诗的影响，指出以骈文入诗是玉溪诗歌的一大特色。

对李商隐散文，董乃斌则着重论述了其中的思想内容，可作为了解李商隐思想性格的佐证，侧重议论刻画则表现出作者相当的叙事才能。而将上述两方面合起来，董乃斌还看到了事情的对立面，骈文的大量写作是出于为稻梁谋的职业需要，不仅挤占了李商隐写作散文的精力时间，还深深地束缚了他的身心，使得他只能到诗歌中去自由地舒展心灵。这种诗与文的相反相成性质的论述，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相当地敏锐思辨。

4. 通达的诗歌解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董乃斌对李商隐诗歌的解读。“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7]，李商隐的诗以难解著称，特别是无题诗，几乎首首聚讼纷纭。《李商隐传》中引用了李商隐的不少诗篇，不仅将其作为独立个体来解析，还将其当做义山某一人生阶段整体艺术结晶中一分子来看，与其身世、人生相联系，因为义山诗中浓郁感伤的气氛本来就是其主观化倾向的产物，这样无疑将诗人的艺术、心灵与人生都打通了。而对聚讼纷纭的无题诗，董乃斌也一再强调应该持“通达的观点”[5]（P262）。到《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作者专门撰《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一文，以《柳枝诗》为例，详细论述冯浩、张采田之说不通的根源在于对诗歌与时事政治二者关系的狭隘理解。由于义山无题诗本身的多层次性，“我认为义山‘无题诸诗’是他以爱情生活为主要依据，而又融汇了全部人生经验，以感伤身世为基本主题 的 作 品 。 ”[4]（P188）

之前已有不少人谈到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问题，如陈伯海也以为无题诗 “有着比单纯描写男女相思更为深广的概括性，足以为人们提供多方面的启发。”[8]而《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刘学锴、余恕诚更将这种开放式、多层次的解诗观融汇在对每一首义山诗的解读中，不拘于索隐本事，不为政治穿凿，联系义山沉沦身世，着力表现义山心境，将诗意领会得更加宽广、空灵。董乃斌也加入到这一队伍中，亮出自己的解诗观，与陈、刘等人合力矫正义山诗歌的解读弊端。

5. 与现代作家文学渊源的揭示

李商隐的诗歌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前人多有论述，如吴调公先生曾讲述李商隐诗歌自北宋至清的接受传承，张巍论述了李商隐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却多将之局限在古代文学范畴之内。董乃斌运用发散性思维，打通古今界限，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废名、戴望舒、何其芳等现代作家创作的部分文学渊源，具有相当的创新价值。他认为研究作家的文学渊源并非易事，因为二者的联系往往潜隐于深层，倾向于神似，论证较难。在这颇富挑战的学术探幽中，董乃斌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深层次的特点。

董乃斌从宏观方面进行了比较，就取象造境而言，废名和李商隐都喜用明净高洁的意象，何其芳则继承了李商隐斑斓秾丽的一面。废名小说和李商隐诗在写作状态、总体风格和内在批判意义上有着根本的相通；何其芳早期以梦为诗思、后期以文艺充当政治工具，都与李商隐不乏默契。此外，他还从细微处探寻共同点，如废名、李商隐都关注同情女性命运，废名、何其芳的语言修辞都从李商隐那里汲取了营养。不难发现，他竭力寻绎李商隐和现代作家的相通之处，视角多样而全面，尽管研究者的个人体悟是其灵感来源，论述却相当地令人信服。

董乃斌往往不满足于发现李商隐对现代作家的浅层次影响，如废名诗文小说对李商隐的诗化用很多，但他一笔带过，省略了浅显繁琐的举例，直接进入到二人在审美情趣、取象造境上的深层次心灵契合。同样，作者以梦为窗，看到何其芳、李商隐梦的价值都在于“人的欲念”[4]（P425）的舒泄和张扬， 也落脚在二人的心灵世界。相当可贵的一点是，由于戴望舒诗歌受义山影响的直接材料较少，董乃斌并没有牵强附会，而是坦承“我觉得，他并不是可以学习模拟义山诗风，更没有照搬或套用义山诗的词句，他是与李商隐真正的心灵相通——这包括个性的某些相似，爱情遭际的某些相同，对女性态度和审美观念的某些接近，等等——因而自然地诗风相像”[4]（P416-417）。 这样处理显 得较为公允，既尊重作者艺术创作受到的多方影响，又立足于现有材料的尚待开掘上，不为确凿断语，仅作启发式的谈论，为后学者留下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除了以上几点，董乃斌的李商隐研究中可圈可点之处还有很多。如传记一开始就以“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篇页翻到距今大约一千一百七十年，大唐帝国的元和六年”[5]（P3），引领读者进入诗人所处的政治日益衰朽的晚唐时代，将李商隐放在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中，正是个人的孤弱寒微注定了他日后坎坷不幸的生活道路，而其诗歌却又是时代精神的最好传达者；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著者非常强调将他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轴和他所处时代的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来考察，并给以科学的定位。”[9]此外，他还以李商隐的境遇变迁、思想演变和艺术风格发展为线索，将其创作大致划分为习作期、青春期、感伤期、颓废期等几个阶段，来进行横向的品鉴赏析和纵向的综合评价，既充分重视诗歌创作本身的变化，又兼顾了生平遭遇对诗风的重要影响。

在《李商隐传》中，董乃斌还将斐然文采和真挚感情融入对李商隐生平的叙述中，并经常采用小说化的叙事方法，可以说是一部兼顾文学性和学术性的传记。传记加入了适当的想象与虚构，如第十章中李商隐和妻子的对话属于虚构，但二人相濡以沫的形象却很符合实际情况。李商隐辗转幕府时写下不少思念妻子的诗篇，如《端居》、《到秋》、《夜意》等，其中《东南》诗更为对话直接引用，而从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房中曲》等诗中也能窥见王氏与丈夫惺惺相惜、共同分担苦难的高贵品质。这种基于历史事实的虚构合情合理，能更好地塑造典型，突出主题，吸引读者。书中不少地方都采用了引人入胜的小说化叙事，如第一章在介绍李商隐家世时，并没用历叙家世的传统手法，而是选取其父李嗣的视角，将他对孤寒家世的追忆和对新生儿的希冀糅合一起，既突出了李氏先世的艰难不幸，又为日后李商隐汲汲功名的入世态度埋下伏笔。作者在叙述中虽平实公允地娓娓道来，却将浓郁深挚的感情融入其中，书中有不少直接嗟叹人物命运、倾注对人物同情的句子。“凡此种种，使得全书描写与论析相协调，文采与学术相适应，成为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佳作。”[10]

综上所述，董乃斌的李商隐研究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将不少西方文论融入其中，开拓了视野。他将李商隐放在时代与文学发展的坐标轴上进行定位，致力于探索李商隐丰富而幽微的心灵世界，对李商隐诗歌中的语言符号系统、主观化倾向、感伤色彩、作者世界观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分析，这也是其研究中比重最重、论述最深入的精华部分。同时，他还比较关注李商隐的散文，对李商隐诗歌尤其是无题诗有公允而独到的见解。相当有新意的一点是，董乃斌还探索了李商隐诗歌和现代作家之间的创作因缘，视角多样而深入，在李商隐研究日益深入且空白较少的现状下，这无疑为后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同时，《李商隐传》材料翔实丰富，叙事引人入胜，体现出作者高超的驾驭文字能力，呈现出文采与学术相结合的特点。

两书的基本论点一致，只是传记限于篇幅与体例，将作者的观点捏散揉碎在人物生平经历的叙述之中，虽然零散却具体可感，但难以深入集中地论述某些问题；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着眼于文学史和人性探索，不仅以点带面地关照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并对李商隐的心灵世界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论述集中全面，密集的辞藻裹挟着作者的思维如天风海雨般扑面而来，体现出作者思想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将两者互相对照，不但对读者启发更大，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董乃斌的李商隐研究。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9-3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14.

[3]孟向荣.天平向理论倾斜——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述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0.

[4]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9.

[5]董乃斌.李商隐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5.

[6]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3.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5.

[8]王蒙，刘学锴.李商隐研究论集[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2.

[9]刘学锴.古代诗人的新尝试与新探索——评董乃斌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J]. 文学遗产，1994，(3)：115.

[10]刘扬忠.古代作家研究的新成果——董乃斌《李商隐传》评介[J]. 文学评论，1987，(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