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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怀庆府的农业经济

2014-08-15程峰任勤

焦作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清乾隆物产温县

程峰任勤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河南 焦作 454000)

怀庆府地区位于豫西北,北依太行、南滨黄河,为黄河、济水、沁河等水系冲击而成,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之地,有“小江南”的美称。最初,怀庆府所辖济源(今济源市)、温县、孟县(今孟州市)、河内(今沁阳市)、武陟、修武等六县;清雍正、乾隆年间,开封府属之原武县(今原阳西南)、阳武县(今原阳)并入怀庆府管辖,共计八县,统称“怀府八县”。清代怀庆府的农业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类繁多,农作物有小麦、水稻、大豆、棉花等,为河南粮食高产之地;以“四大怀药”为主的中草药种植普遍,竹子生产有相当的规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1. 农作物的种植

清代怀庆府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水稻、大豆、棉花等等。

麦的种植非常普遍,有大麦、小麦以及荞麦之分。小麦是主要的农产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清顺治年间,温县就有种植麦的记载。清顺治《温县志》记载温县的“物产”,其“谷类”有大麦、小麦、荞麦等[1](上卷《地理·物产》)。清乾隆《温县志》同样记载温县有大麦、小麦、荞麦等[2](卷 6《地理志卷下·物产》)。 同样,修武在清乾隆年间就种植有小麦、大麦、荞麦[3](卷 8《物产》)。清道光九年(1829年)《武陟县志》记载:武陟“大麦、小麦(分红、白二种,三月熟者名三月黄。小麦重于他谷,故谚曰:一麦抵三秋);荞麦(不多种)”[4](卷 11《物产志》)。 道光年间,修武的麦类种植也主要有大麦和小麦。“大麦:即牟也,其粒皮有似稻,作饭滑。《后汉书》芜篓亭麦饭即此。小麦:即来也,有红白二色。 ”[5](卷 3《舆地志下·物产》)怀庆府其他各县均有小麦的种植,只是与温县、武陟、修武的物产相同,并无特别之处,故而略其不载。正如清乾隆《怀庆府志》记曰:“凡谷蔬、瓜果、草木、虫鱼、鸟兽之属,所在 多有者 ,不备载 。”[6](卷 8《田赋志·物产附》)清乾隆《济 源 县志》、清道光《河内县志》也有类似的做法。

水稻也是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清顺治《温县志》以及乾隆《温县志》分别记载温县种植水稻[1](上卷《地理·物产》)[2](卷 6《地理志卷下·物产》)。 济源有传统的水利优势,多种植水田。如引济水的千仓渠,灌溉稻田6180亩,永利渠灌溉 25000 余亩[7](卷 6《水利》)。河内“邑有水田 ”[8](卷 8 《疆域志》),“其 并 渠 依 井 者 为 水 田 , 水 田 十 之三”[8](卷 12《田赋志》)。 清乾隆年间,修武种植有水稻[3](卷 8《物产志》),道光年间,修武水稻的种植集中于五里源、东板桥、水寨村一带:“稻,《说文》:稌也,黏者为糯,可酿酒,有赤白二色,赤者酒多。不黏者为秔。五里源、东板桥、水寨人种之。 ”[5](卷 3 《舆地志下·物产》) 这里处于吴泽陂的核心地带,又有马坊泉诸泉的存在,水源充沛。武陟的水稻种植历史上规模较大,潘安仁《怀县诗》曾云“稻栽肃芊芊”,但清道光年间,“尚有水田种稻但不多耳。 ”[4](卷 11《物产志》)不知什么缘由,位居黄河北岸、濒临黄河的孟县却没有种植水稻。“孟之物产,五谷唯无稻,余种皆美。”[9](卷 4上《田赋·附物产》)

怀庆府的豆类种植不仅普遍而且种类繁多。清顺治年间,温县就种植“黄豆、绿豆、黑豆、白豆、青豆、匾豆、菀豆、红豆”[1](上卷《地理·物产》)。乾隆年间,温县有“黄豆、绿豆、黑豆、扁豆、豌豆、豇豆、青豆、小豆、红豆 ”[2](卷 6《地理志卷下·物产》)的种植,共计有八、九个品种。 而修武在乾隆年间种有“绿豆、黑豆、黄豆、豇豆、扁豆、豌豆”等[3](卷 8《物产》)。 道光年间,修武的豆类种植与乾隆年间所种植的种类略有差异,有绿豆、白豆、豇豆、扁豆、豌豆、豍豆等品种[5](卷 3《舆地志下·物产》)。 武陟在清道光年间,种植有“黄豆、黑豆、绿豆、豇豆、红豆、豌豆、扁豆、大豆、小豆”[4](卷 11《物产志》)。

清代怀庆府所属各县种植的豆类不尽相同,但黄豆、白豆、大豆等各县仅有,应该说,大豆就是指黄豆、白豆、大豆等品种。大豆是主要的油料,清末全国有18处新式制油工厂盛行之地,包括河南怀庆府清化镇(今博爱)、陈州府周家口(今周口)2 地[10](卷 385《工务考》)。 这说明怀庆府的大豆种植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

此外,清代的怀庆府还普遍种植有黍、谷、粱、稷等农作物。 温县在清顺治年间种植有黍、谷、粱[1](上卷《地理·物产》),清乾隆年间,种植有黍、稷、粟(黄白青红黑五种 )[2](卷 6《地理志卷下·物产》)。清道光年间,武陟种植有“粱(俗名谷,五色俱备,红、黑者,酿酒);黍(有数种);黄黍(分大小二种,亦可酿酒);穄(黍之别种,其实黄不黏)”,还有“稷(一名秫,俗名高粱)”[4](卷 11《物产志》)。修武,清道光年间,有黍、穄、稷、梁等[5](卷 3《舆地志下·物产》)。 再则,清代末年,番薯在怀庆府的种植有增无减。如河内县栽种的甘薯不仅量多,而且质美[8](卷 10《风土志·物产》)。

明代 ,怀庆 府 所属武 陟 种 植 棉 花[11](卷 4《田赋 志·物产》),同时棉花在 温 县 也 得到广泛种植[1](卷 1《集市》)。 清代棉花种植扩展到河内、修武、孟县、阳武等县,几乎遍及怀庆府地区。 清初,孟县,“女红勤而木棉不产于本土”[12](卷 2《风俗》),清乾隆年间“县西高坡,颇产棉花”[9](卷 4上《田赋·附物产》)。“孟地无 水 田,西乡岭坡专种棉花。 ”[13](卷 8《社会·职业》)亩收 50-80 斤不等[13](卷 8《社 会·物产》)。 孟 县 所产棉 花 ,素 以产量高、质量好而倍受推崇。阳武县境内“种棉者颇 多”[14](卷 7《实业·农业》)。修武、武陟、原武(今原阳西)、阳武(今原阳东)的棉花种植也颇具规模,主要用作商品交换①。只是有的地方收成有限,如原武县“棉花有白、紫二种,但今地变瘠,沙多,不甚成”[15](卷 2《物产》)。

2. “四大怀药”等中草药的种植

河南是中草药的重要产地,怀庆府大力发展中草药的种植,成为中草药的生产基地。其中,地黄、菊花、山药、牛膝,因质地纯正、药效独到,历来在中外医药界占有重要地位,备受历代医药学家的赞誉。

怀庆府“太行雄峙于后,丹河、沁河交流其中,境内诸水,皆发源于西北而归于黄河,……所领八县以河、济、温、孟四邑土膏泉沃,厥田为上上,尤以种药草之利为最优。 ”[16](卷 3《怀庆府总图说》)

在《怀庆府志》以及所辖各县的县志中均有关于中草药种植的记载。清顺治《怀庆府志》在“物产”中记载怀庆府的中草药有:“地黄、山药、牛膝、紫菀、皂角、知母、葫芦巴、防风(俱河内出)、天门冬(河内济源出)、黄芩、荜薢、桔梗、黄精(俱济源出)、刘寄奴、兔丝子”等,而且指出:“岁贡地黄、牛膝”[17](卷 4《物产》)。 这本身就说明怀庆府的中草药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大的影响。而清乾隆《怀庆府志》在论及本府的中草药的种类时说:熊胆,出怀庆太行山;地黄,河内、武陟俱产,以北金村者为良;薯蓣,一名诸薯,唐人呼为山药,以避代宗讳故也。各府州虽皆有之,入药者河内为良;竹、紫苑、车前、百合、石斛、知母、皂角、荜薢、葫芦巴、芎䓖、牛膝、防风、茭白,以上河内;桔梗、天门冬、山楂、苍术,以上济源;葛根、苦参、地骨皮,以上修武;远志,温县;兔丝、刘寄奴,以上孟县[6](卷 8《田赋志·附物产》)。

“济源多山,而药物产于山者为多”,主要有“天门冬、苍术、黄芩、黄精、桔梗”等[7](卷 1《土宜》)。 温县的中草药主要有远志、芒硝、桑白皮、椿白皮、杏仁、桃仁、地丁、小茴香、槐花、瓜蒌、天花粉、蒲公英、益母草、蝉退、金银花、地骨皮、皂角、香附、花椒、地黄、山药、车前子、牵牛、葶苈子等等[2](卷 6《地理志下·物产》)。 河内县的中药材有地黄、山药、防风、紫菀、车前子、百合、天门冬、知母、皂角、牛膝、补骨脂、葫芦巴、萆薢、芎藭、熊胆、朱膠、硫黄等等[8](卷 10《风土志》)。 孟县的中草药除菟丝子外,还有“麦门冬、刘寄奴、远志、山药”[9](卷 4(上)。《田赋·附物产》)修武的中药材,清乾隆《修武县志》记载有“黄岑、薄荷、苦参、葛根、柴胡、益母草、车前子、地骨皮、南星、萹蓄、白附子”等 11 种[3](卷 8《物产》),而清道 光《修 武 县志》却记载包括沙参、桔梗、黄精、知母、苍术、贯众、远志、丹参、紫草、黄芩、紫胡、前胡、防风、地黄、牛膝、蒲公英、白附子、天南星、马兜铃、牵牛子、瓜蒌、天门冬、葛根、何首乌、全蝎等 57 种[5](卷 3《舆地志下·物产》)。 武陟“县境皆平衍膏腴之壤,禾黍繁植,珍药盈陇”[4](卷 13《田赋志》)。 武陟的药材有枸杞、茴香、香附、蒺藜、桑白皮、车前子、地黄、牛膝、山药 、药菊[4](卷 11《物产志》)。 在这些中草药之 中,地 黄、山药、牛膝、菊花等最为著名,统称“四大怀药”。清道光九年(1829年)《武陟县志》特地注明“地黄,《本草》曰:一名地髓,河南怀庆者佳……县之西南乡多种植之”;“牛膝,一名百倍,一名山苋菜,江淮闽浙皆有,以怀庆为佳。”“山药,原名薯蓣,一名玉延。《本草》云:入药以怀庆者为佳。”“药菊,《本草》注引苏颂曰:白菊,河内名……今县西间有种此者”[4](卷 11《物产志》)。 “河朔地多肥美,其近于沁、济间者,尤宜于药草,骛利之徒遂舍谷稼而专植他物。武陟较少于河内、温、孟、然亦居之二三。 ”[4](卷 11《物产 志》)而且,该志 编 修者从 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角度发出感慨:“末产不禁,而欲求百室之盈,安可得哉? ”[4](卷 11《物产志》)清道光五年(1825 年)《河内县志》同样记载:“药之属曰地黄,河内者佳……;曰山药,河内最著”,[8](卷 10《风土志》)而且指出,河内“有地黄、山药百种之饶,利益滋甚,垄亩之间,殆半禾黍。 ”[8](卷 12《田赋志》)王凤生在《河北采风录》中也记载:“河内县北倚太行,山势雄厚,……南则大川宏旷,北则群峰高峙,西绵盘古,东揖百岩……有沁河、丹河、济河,其支流渠道各资灌溉……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四民耕读外,商贾居多贩卖药材,散处天下。 ”[16](卷 4《河内县水道图说》)总而言之,药材种植在怀庆府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3. 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3.1 竹子的种植

历史上,怀庆府河内县是有大量竹林种植的。《山海经·北次三经》说:“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石,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18]。 记述战国至西汉初,丹河流域一带,已多竹子。河内处于太行山南麓,资丹水灌溉,是竹林资源的重要分布地区。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怀庆府志》记载怀庆府“物产”时说,河内有“竹”[6](卷 8《田赋志·附物产》)。 清道光五年(1825年)《河内县志》同样记载河内有“竹”,而且指出“木之属”[8](卷 10《风土志》),道明其用途所在。 清代,河内竹林面积已发展到近万亩,主要集中在万北乡、许良镇、清化镇一带,“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19]就是真实的写照。清化镇在府城东北三十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筱垂阴,旅游忘倦”[20](卷下《九府四直隶州沿革·怀庆府沿革》),以至于“居民种竹成海, 获利颇厚”[16](卷 4 《河内县水道图说》)。 清嘉庆二年(1797年),万北乡冯竹园竹农所立的《德政碑》记载:“万北里图,资丹水灌溉,种竹者多,虽土地所宜,寔民生攸赖。”“河内县境内竹园颇多,凡有种竹之家,日用饮食,赖此养生。”“河内县万北乡一带地方民稠地狭,全赖种竹养生。”[21]“许良镇等处居太行山下,地势稍高,居民种竹成海,获利颇厚”[16](卷 4《河内县水道图说》)。 许良镇“多竹园及水田……物产收入亦因而丰富。 ”[22](第三册《鲁豫晋三省志》)竹子的种植成为当地的生活来源。为适应市场需求,怀庆商人将所产竹子加工成竹篮、竹筐、竹桌、竹椅、竹帘、竹耙、竹篓等,销至华北诸省,由于竹商络绎不绝,许良集也叫“竹集”。竹器生产也成为河内著名的手工业。

清代以前以及清初,河内向朝廷贡竹,影响了竹业的发展。 清康熙年间裁免 竹贡[8](卷 10《风土志》),竹器生产慢慢发展起来,以“清化竹货”闻名于省内外。一种竹器常常集中在一两个村镇生产,出现了“泗沟篦梳”、“许良竹桌椅”、“中道爬齿”等著名的竹器。

3.2 蓝草及红花的种植

清代,蓝草在河南的种植方兴未艾,怀庆府的武陟、修武、孟县等地,蓝草的种植在特产中均占很大比重。

清道光年间,武陟种植有“茜蓝”,其“靛”作为“货”来对待,说明其种植规模较大:“草之属曰茜蓝、蒿艾、芦萍”;“货之属曰靛、硝、丝 、大布、棉。 ”[4](卷 11《物产志》)修武也有蓝草的种植,同样,其“蓝淀”作为“货类”对待[3](卷 8《物产志》)[5](卷 3《舆地志下·物产》),揭示其普遍性及其经济效益。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洋靛传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本土的蓝靛生产,蓝草种植量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几乎绝种。孟县蓝靛原为销售大宗,自从“蓝靛盛行,土靛遂无人过问,而种蓝遂绝迹矣 ”[13](卷 8《物产》)。 武陟的蓝靛因“被各国靛粉排挤,几乎绝种”[23](卷 8《物产》)。 红花的种植,在清末也受到外来染料的冲击,种植量大幅下降。修武原为遍种红花之地,清代末期因外国染料的输入,本地红花“销售不畅”而“种者渐少”[24](卷 9《物产》)。

4. 余论

清代的怀庆府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这是农业生产依然保持着优势的原因:“境内土脉腴润,饶有水竹之胜。 ”[25]“河朔沃野千里,产殖珍饶。 ”[4](卷 10《风俗志》)再则,水利的兴修,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怀庆府修复了广济渠及利稔、丰稔诸渠,“水之涓涓细流者,复滔滔汨汨如故。浸溉之利大饶,而邑用不争。 ”[26](卷 79《怀庆府》)水脉畅通,灌溉面积扩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乾隆年间,“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6](卷 31《艺文志》)。单位亩产量之高,在清代河南是不多见的。怀庆府首县河内,清道光年间“田万一千顷有奇,其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远渠无井者旱田,旱田十之七。大率岁二熟,今年九月种麦,明年四月收;五月种黍、稷、高梁,八月毕收。土地膏腴,不待勤力而获丰收矣。又有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故千金之家,比屋可数,善封殖者,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曰都其富哉! ”[8](卷 12《田赋志》)其富庶令人惊讶不已。 在肥沃的土地上,即盛产粮食,“四大怀药”更是享誉全国的特产。道光年间的记载还说:“十载前耕种之地,今为闾屋者,不可胜记,足征繁庶。 ”[16](卷 4《怀庆府河内县覆禀》)乾隆皇帝曾有诗专门称赞其清化镇(今博爱县):

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

顿觉风物佳,西成颇丰美。

跋马路无尘,煕皥乐井里。

髙树柿垂丹,疏林枫染紫。

矮屋曲篱间,緑竹黄花绮。

就溪翻水碓,碾出长腰米。

芃芃麦被陇,饼饵明春指[27](卷 21《清化镇》)。

当地人民引丹水灌溉农田,种植麦子、水稻和竹林,到处都是丰收和安乐景象。武陟“县境皆平衍膏腴之壤,禾黍繁 植 ,珍药盈陇”[4](卷 13《田赋志》)。 在 农业发 达的基础上,药材生产也颇兴盛。属县孟县物产丰富,五谷除了稻以外,“余种皆美。 ”[9](卷 4上《田赋·附物产》)修武“田里生息,物产饶多。 ”[5](《序》)济源有传统的水利优势,多种植水田,以至于“邑之东偏,咸莳秔稻,几无复知有凶年。 ”[7](卷 6《水利》)农业生产稳定,很少歉收。 在怀庆府各县中,惟有孤悬东部的原武(今原阳西南)、阳武(今原阳)最为落后:原武“滨临大河,其地瘠而民贫”;“自经河患后,沙碱居十之七”[15](柴玮《序》;卷 2《风俗》)。阳武同样“地滨大河,土瘠民贫”;“滨河瘠土,产无异物……民生其间者,终寠且贫,十居八九。 ”[28](卷 5《风俗》;《土产》)都 是黄河泛滥带来 的恶果。

注释:

① (清)吴映白、李谟《修武县志》卷 8《物产》,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清)王荣陛《武陟县志》卷 11《物产志》,清道光九年刻本;(清)吴文炘《原武县志》卷2《物产》,清乾隆十二年刻本;(清)谈諟曾《阳武县志》卷5《土产志》,清乾隆十年刻本。

[1](清)李若廙.温县志[O].清顺治十五年刻本.

[2](清)王其华.温县志[O].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3](清)吴映白,戈云锦.修武县志[O].清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4](清)王荣陛.武陟县志[O].清道光九年刊本.

[5](清)冯继照.修武县志[O].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6](清)唐侍陛,杜琮.怀庆府志[O].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7](清)萧应植.济源县志[O].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8](清)袁通.河内县志[O].清道光五年刻本.

[9](清)仇汝瑚,冯敏昌.孟县志[O].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0](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A].

[11](明)秦之英.武陟县志[O].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12](清)乔腾凤.孟县志[O].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13](民国)阮藩济,宋立梧.孟县志[O].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14](民国)窦经魁,耿愔.阳武县志[O].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15](清)吴文炘.原武县志[O].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16](清)王凤生.河北采风录[A].清道光六年刻本.

[17](清)彭清典,萧家芝.怀庆府志[O].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18]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0.

[19](清)萧家芝.丹林杂咏[A].博爱县志总编室,博爱县竹志[C].1997:91.

[20](清)朱云锦.豫乘识小录[A].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21]清嘉庆二年.冯竹园三官庙竹园碑记[A].现存博爱冯竹园三官庙.

[22](民国)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O].民国十四年影印本.

[23](民国)史延寿.续武陟县志[O].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24](民国)蕉封桐,萧国桢.修武县志[O].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25](清)孙兆溎.风土杂录[A].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5帙.

[26](清)薛所藴.重修广济河渠碑记[A].(清)田文镜.河南通志[C].清雍正九年刊本.

[27]清高宗.御制诗集(2集)[A].

[28](清)谈諟曾.阳武县志[O].清乾隆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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