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诉求

2014-08-15邢宽

焦作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邢宽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众所周知，在北宋一朝，士大夫是一个广泛尊崇和待遇优渥的社会阶层。优越的社会地位也让他们对政治抱有很大的热情，以图在政治上实现“学而优则仕”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而宽松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滋长了他们期待“与君同治天下”的想法。“得君行道”的最初思想由此而滥觞。到南宋，在二程思想体系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王道”衰微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得君行道”思想在朱熹这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这是他政治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实践其政治抱负最为理想的行为范式。“根据朱熹一生的进退出处，反复论证‘得君行道’是他终生志业之所在，这至少代表儒家士大夫对于朱熹的认识”①。本文拟从政治实践、时代因素与思想逻辑三个层面抉发其“得君行道”的思想实际。

1. 朱熹“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

自从父亲去世后，十四岁的朱熹就师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等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诲，又师从李侗，直探洛学渊源。这期间，他“从小学到大学，从法帖临摹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攻习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贤之域’而潜研二程洛学的理学。”②儒家的伦理纲常、礼乐制度以及仁义道德早已经深入到他的思想之中。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儒家士大夫的“得君行道”观对他的影响更是巨大，渴慕先代的圣贤哲人能以治国安邦为己任，那么在“得君行道”思想支配下的的他，又有着什么样的作为和表现呢？他为践行“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又做出哪些努力呢？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1.1 入朝奏事时的直陈时弊和直言敢谏

入朝奏事，在当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心中是一件至高而荣耀的事情，同时也是实现其作为封建士大夫“得君行道”理想的最好捷径，对他们无不有巨大的吸引力。朱熹一生大概只有四次这样的机会，可以面奏天子，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和主张。而笔者将以隆兴元年（1163年）的奏事为例，来论证本部分的观点，同时这也是其“得君行道”政治理想最为极致的表现。

该奏札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意在对孝宗好佛老的指责，同时也认为国家得不到有效治理也在于其不沉心研读儒家《大学》之道。他以为：“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宜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而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儒者以词章记诵为功，而事业日沦于卑近。亦有意不止于此，则又不过转而求之老子释氏之门，内外异观，本末殊归，道术隐晦。”③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制御夷狄的复仇之义，反对议和。他提出自己恢复中原的军事策略，即“表里江淮，合战守之计为一，使守固而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持之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并以为：“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第三部分主要告诫君主内修治国之道：“古先圣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食兵，而在乎纲纪，盖决然矣。”只有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人唯贤，重本安邦，这样才能实现自强，恢复中原故土便指日可待。

这是朱熹的第一次入朝奏事，其他的还有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的《辛丑延和奏札》、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的《戊申延和奏札》以及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的《甲寅行宫便殿奏札》。奏札的内容有当今的时政之弊端，如君主的拒谏听谗、文过饰非、宠幸佞臣等，有对地方各司兴私舞弊的揭露，以及对天下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如赈灾、减税等，总之涉及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其中，他也不断提醒君主要内修“圣王之学”，“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④要以德治天下，徕远人。他的这些奏札在当时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不能不说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但他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所作的经国之策竟然在沉迷佛老的孝宗与独断乖戾的光宗的面前，变得毫无意义，或麻木应对，或敷衍了事，更甚者以至于闭目塞听，心猿意马。

1.2 外任地方时的泽被黎民和锐意革新

朱熹的整个仕途是十分崎岖而坎坷的，他每次的奉命入朝奏事，都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无果而终，自己的治国之策始终无法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不过他在地方的几次任职，却为他实践“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践的空间。例如，有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的南康赴任，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的除提举浙东茶盐公事以及淳熙十六年（1190年）任江东转运副使等。其中，任南康知军时所采取的施政方针大部分都得到有效的实施，而他为民请命的执着与胆识得到了切实的实践与表达。如其《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说自己“到任以来，夙夜忧劳”：

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因窃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计其所捐除不碍上供数外，不过绢一千五十余匹，钱两千九百余贯，比之汀州之数未为甚费，而可以少宽斯人，使得安其生业。⑤

这是朱熹为乞求朝廷能够减免其下辖一县的税赋所上表的奏状。其他关于南康状况的还有《奏南康军旱伤状》、《再奏南康军旱伤状》、《申南康旱伤乞放租税及应副军粮状》以及《乞保明减星子县税札子》等，其中，有的的奏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但他多次上疏的据理力争、对民瘼的关注以及典型士大夫的怜悯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在南康时，最为得意的政绩莫过于对民风和士风的整顿。“孝经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⑥，“教授总司教条，每日讲书，次日覆，三八出题，四九日纳课。择精勤者书考以示劝，无籍者给食，有籍者以此差补职事，其不率教者，则有规请贤父老，勉其子弟，努力从事于学”⑦，这些措施对摒除地方好佛老的民风以及振作长久萎靡的士风，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朱熹的几次外任中，他所采取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为该地带来明显的变化，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也深受百姓爱戴。他虽然身在朝廷之外，却恪忠职守，泽被一方，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

1.3 乞归闲居时的著书立说和挽救人性

儒家士大夫的仁者之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得朱熹在乞归闲居笔耕不辍，从而让他在文献与学术的总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以此通过著书立说，把“得君行道”的努力转入对人心善性的回归之上。

朱熹认为：“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闭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⑧他著书立说的目的仍在于移风易俗，拯救人心。朱熹晚年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四书”的集解与注释。在 “四书”中，《大学》主 “德”，《中庸》主“理”，《论语》主“仁”，《孟子》主“心”。淳熙十六年(1190年)《四书集注》的完成，可以说为儒家思想的复兴夯实了基础，建立起以性善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理学文化思想。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南宋王朝，他以此来挽救人性异化的封建衰世，实现自我救世、强国、拯民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诉求。

2. 朱熹“得君行道”思想的时代因素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朱熹，有着对时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喟叹，乞免和辞归的奏状其实正是他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渴望实践“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当时的政局却使他极为失望，每次的入都，几乎都伴随着朝廷相权的党派纷争，最后都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朝廷的每次临命，无论是入朝奏对或是外任地方，

他都义不容辞，慷慨赴任。唐代士人推崇“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处世态度。那么是怎样的因素让仕途坎坷的他仍然做出这样的抉择呢？换而言之，促使他实践“得君行道”思想的除了对道的追求外，也集中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鲜明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精神。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2.1 宋儒普遍表现出的与君“同治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

自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实行“崇文抑武”的政治文化策略以来，宋儒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为：“宋代不但是

‘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⑨，他们普遍觉醒的政治主体意识，要求与君王“同治天下”、“共定国是”，

以期待重新恢复“三代”，即尧、舜、禹时期的“君明臣贤”的理想社会秩序，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丰变法”又为其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某种范本与可能。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宋代政治生活里被不断地完善和演进着。作为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典型士大夫，朱熹也无疑受到这种思想的浸染和熏陶，渴望实现“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诉求。其《跋范文正公家书》说：“凡今之仕者，得其说而谨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然所谓自未尝营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⑩他把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奉为行为准则，力图“得君行道”，匡清寰宇。

2.2 “内圣外王”之学的衰微与重振

程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体，劳思虑之难也，何惮而不为哉？……故臣前所陈，不及历指政治之阙，但明有危乱之虞，救之当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11。这是程颐针对当时“内圣外王”之学衰微的具体状况，首先发难而提出的“得君行道”，他开始有意识地把“内圣外王”之学从“坐而言”到“起而行”进行转变。而在朱熹的学问体系中，二程的学问体系，尤其是程颐的道学思想对他的影响更甚，因此他在编修《二程遗书》时，程颐所展现出的思想与态度，对他的“得君行道”信念无不是一个很大的加强。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南宋王朝，“得君行道”以重振“内圣外王”之学的任务迫在眉睫。“丹朱不肖，尧则以天下与人。洪水汛滥，舜寻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纣暴虐，而汤武起而诛之”12，以儒家传统士大夫自居的朱熹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挽救颓势，拯民强国的历史使命，从而让“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深深植根于他的行为模式之中。

3. 朱熹“得君行道”的内在逻辑及矛盾分析

“得君行道”是儒家士人对于君王与臣子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模式的概括。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诉求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孝经》中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把立身行道视为孝的终极表达。在封建帝国体制下，“行道”必须“得君”。《孟子·公孙丑上》有“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这成为宋代士大夫行为的楷模。如王禹偁《孙府君墓志铭》有“公即评事之次子，少孤力学，举进士不第，退而修经世之务，欲以布衣干天子，取显位而行道”。而王安石之“得君行道”却引起了清议的不满。《续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八年》曰：“一时朝士见惠卿得君，谓可顷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显然，得君也不意味着能够“行道”。如何纾解得君与行道之间的矛盾呢？

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得君行道”思想，在朱熹这里，更突出表现“道”的重量，是一种政治主体自待的群体意识。《中庸章句》中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说，不仅旨在说明什么是所谓的“性”、“道”和“教”，而且还有一种别样的意味，“明德”是上天所赋予的自然禀赋，顺应自我本性做事，在“道”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这是朱子“得君行道”思想内化为其哲学命题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从中也能窥探出有关朱子“得君行道”的理想范式与行为模式。在“得君”与“行道”之间，“道”才是政治行为的内核。

《大学》是宋明理学的根本文献。如前揭《癸未垂拱奏札》所述，《大学》之八条目，构成了朱熹得君行道的政治参与的基本理据。《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正心，正心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3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朱熹是在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及政治参与的思维进路。这是一种实践“得君行道”政治目标的理想范式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从而让朱熹尤为重视“格物致知”的作用，“正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也就是先以“格物”为出发点，经过“正心”、“修身”等一系列的自我省悟过程，最终达到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境地。但现实的帝国政治中，“行道”必须以“得君”作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在这种关系中，“得君”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传统权力结构之下作用的必然结果，即当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共存的平衡时，才能达到一种最佳的关系，一旦这种权力的平衡被打破，就会伴随着矛盾的紧张。它们之间相互制约，也就是在紧张与舒解的交织中存在着，并呈现出回环往复式的发展轨迹。

“行道”是儒者不得已的生命诉求，但能否“得君”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达到“得君”与“行道”完美共融的境界很难，但宋代士大夫依然把回向“三代”，即把恢复为士人倾心仰慕的“君明臣贤”的社会秩序，作为自我的使命与追求，努力实践“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这成为封建士大夫所孜孜以求的精神目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朱熹也是如此。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为孔子思想的践行者，朱熹的过分理想化的政治诉求似乎也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 结语

朱熹在他的整个仕途之中，始终都把以实现“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作为努力践行的方向，但最终的结果不免让人失望，或许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君主的集权欲望与士大夫的“同治天下”的理想之间必定出现一种隐形的矛盾关系，而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毕竟是在特定状态下才会发生的暂时现象而已。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朱熹为实现“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诉求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实践。尽管无法真正地实现“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和恢复“君明臣贤”的社会秩序，但朱熹他为民请命与朝廷抗争的决心和胆识，他对黎民百姓的怜悯与同情，他对时弊的直陈己见和高瞻远瞩以及他学问著述的博大和精深，依然是后代士大夫们敬仰的典范和楷模。

注释：

①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425页。

②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43页。

③朱熹撰刘永翔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癸未垂拱奏劄》，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十三，631-637页。

④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八，97页。

⑤朱熹撰刘永翔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乞蠲減星子县稅钱第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十六，736-737页。

⑥朱熹撰刘永翔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示俗》，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九十九，4584页。

⑦朱熹撰刘永翔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招学者入郡学榜》，上海古籍出版社，別集卷九，5000页。

⑧朱熹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十四，129页。

⑨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290页。

⑩朱熹撰刘永翔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八十一，3838页。

11颐程颢撰王孝鱼点校《二程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六，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