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婵华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一、徽州竹雕的发展历程

我国竹雕的发展历程可追溯到上古，只不过当时传世器物及知名刻工很少，且尚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元朝禁锢传统文化，小件雕刻成为世人的情感寄托。明朝中期开始按地域划分竹雕派别，比如“嘉定竹刻”以朱松邻、朱松樱及朱小松祖孙为代表，“金陵竹刻”以李耀、濮澄为代表。朱松邻原本是由徽州迁到嘉定的徽州人，其雕刻风格受到徽州文化的影响，“徽州竹刻”与“浙派竹刻”在同一个时期兴起。[1]7-8徽州竹雕作品的作者大多擅书画，能诗文，善篆刻，有深厚的艺术素养，所以徽州竹刻不仅具有地方人文特色，而且带有强烈的文人气息，雕工精湛，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此外，徽商的崛起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庙堂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徽州竹雕在兼收各派特点的同时扎根民俗民风，通过文人仕士的共同参与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特点。

二、徽州竹雕作为民间工艺“俗”特征的必然性

受徽商影响，徽州人虽深谙程朱理学教义，但他们仍然将商业奉若神明。徽州竹雕艺术题材丰富多样，既符合儒学伦理内涵，又表达了徽州百姓的朴实和智慧。比如，徽州人聚族而居，宗族制度是其实现自治的基础，它以人伦五常为核心，尤重孝悌观念。因此反映到创作中，有送嫁用的竹雕宝瓶，所雕老妇人威严端坐，童子恭敬立于一旁，不远处小妇人河边捶洗，神情愉快自然。整个竹瓶用竹根制成，雕法精到，技法变化多端。徽州人重视经商，更重视教育，他们将这种理念巧妙地植入创作中。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圆雕笔筒上琢雕蟾宫折桂的书生、经营四方的商人。将读书人和商人塑造在一起，这生动地体现了徽商的人生态度和儒商的特点。[2]40

徽州竹雕艺人经常运用谐音、典故来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3]13-14如无款折枝蟠桃双蝠洗，以蝠比喻福气，以桃比喻延年益寿；寓意吉祥的还有雕着“喜上梅（眉）梢”的臂搁，以“梅”字谐音“眉”字；“和合二仙”以荷喻和，以蟹喻仙。这些也是地方世俗价值观念的反映。

长期以来，徽州民间工匠综合素质高于其他地方工匠，其作品在质朴天真中见真性情，于繁复缜密中见古拙和单纯。民间艺人介入的徽州竹雕风格多样，有花鸟纹阴刻的秤盒，有问道人物的筷筒，有兰花阳刻的兰花纹鸟食筒，还有竹根连节烟斗、山水纹的鞋拔子等，这些竹雕都体现出民间艺术的勃勃生机。民间工匠在内容安排和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为突显主题，他们用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雕刻作品，经常用概括简化和夸张虚构的手法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抓住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加以刻画，在时间、距离、比例、透视法上并不拘泥。有些构图的比例看似不符常理，却呈现出颇具意味的装饰效果。以明初竹雕笔筒为例，它刻有“进京赶考图”，秀才骑马后眺，人大马小似乎不能承其重，但这将秀才远离家乡前的无限眷恋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无意之趣质朴天成，是文人作品少有涉及和不可替代的，为文人创作富有雅致意境的徽州竹雕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徽州竹雕作为民间工艺“雅”特征的特殊性

徽州竹雕的雅致特征是和竹刻艺术相生相伴的。从明朝中期开始，介入徽州竹雕的主力军并不是匠人，而是能诗文、善书画和篆刻的文人队伍。“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有吴元满、李希乔、张立夫和程文在等，他们不仅仅在竹雕艺术上有所建树，在书画及其他艺术门类上也颇多造诣，其作品格调高雅，意境深远。

徽州竹雕受到“新安画派”的影响颇多，画派名人的介入更使竹雕工艺的作品富有意境。明末“嘉定四君子”中的李流芳是歙县人，工诗画和篆刻；程嘉燧为晚明新安画派的代表，与当时的唐时升、娄坚并称为“练川三老”。这说明新安画派对徽州竹刻的影响深远。“新安画派的画家代表大都经历明清易代之痛，比如渐江就是明朝王室后代，他们有意不与当朝苟合而表达对故国的追思，因此作品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和民族情思”。[4]27因此徽州竹雕大都凸显荒寒、枯淡、清远的意境。作品《荷趣图》所刻荷叶具备正、侧、仰、俯、卷、舒各种姿态，极尽变化。中间的荷叶遍是残枝，更有孤鹤形影相吊，清晰地将寓世炎凉之意传达出来。徽州竹刻笔筒展示的内容更加丰富，一般多为文人归隐生活的写照。他们寄居山野，以琴棋书画为娱乐，情怀高远，超然脱俗，寄情于精神世界，颇耐人寻味。如徽州竹雕作品《仙翁对弈图》，一人凝眸思考，对手执子欲落，全神贯注，究竟谁胜谁负，令人浮想，旁观者的神情也雕刻得惟妙惟肖。

清代李葆恂《旧学庵笔记》中对“黄山”主题竹雕臂搁留青刻法作品的评价是“主峰突起，欲插霄汉，而云气断之，穹不见顶，下不见麓。云势或浓或淡，缥缈卷舒，如置身黄山始信峰上观云海也……凡云气、夕阳、炊烟，皆就竹皮之色为主。妙造自然，不类刻划，亦奇玩矣。”[1]19-20《民国歙县人物传·杂技》记载“徽派竹刻代表人物歙人方洁，其刻竹尤为绝技，善刻人肖像于臂搁或笔筒。以其技遨游吴越间，尝为释六舟达受作庐山行脚图像，须眉毕现。又为阮元作八十岁像更佳”。[5]4其所刻人物用高浮雕，近景用浅浮雕，远景用阴文深刻。人物、花卉、叶子用阴文，花朵留青，花枝深刻，花叶浅刻。刻法变化多端，既能表现人物神情，又将笔墨韵味别具一格地展现出来。

徽州竹刻为体现雅致注重重现笔墨韵味。刻竹虽只见刀痕，但近景深刻而远景浅刻，山头轮廓深刻而皴法浅刻，松树树身深刻而松鳞浅刻，用阴阳刀法表现石头的正反面，用顺反刀法表现画面质感，用刀痕的深、浅、光、毛表现出作画墨法中的浓、淡、干、湿，体现“墨具五色”。对于臂搁竹雕上面经常出现的诗文书法，善书法的刻工则用独具特色的刀法表现书法墨迹，用深刻表现重笔，浅刻表现轻笔，对涨墨刻痕顺光，用毛涩刻痕表现飞白。这些刀法传达出书法的精妙神韵。徽州乾隆清溪堂水仙诗臂搁，阴文深刻行书三行，书法潇洒自如，刀口快厉而字底圆熟，显示作者成熟的技法。作品在体现书画原貌的同时还体现出竹刻的独特风味。

［1］王世襄.竹刻艺术[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13.

［2］俞宏理.中国木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朱泓.浅谈竹木雕刻工艺的传承与发展[J].美术教育研究，2010（3）.

［4］李东海.明清徽州商业文化与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5］吴敏.徽州竹雕艺术[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