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欣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在其《韩非子》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法、术、势相依而治的帝王统治理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其代表作《君主论》等几部著作中探索救国之道与统治之术。表面看来二者没什么关系，但经过斟酌他们的帝王术理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点。他们都主张非道德的政治观，无论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于其评价也有相似性。对二者作一番比较是有意义的。

一、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伦理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概念，一般来说，政治道德是指政治行为道德。关于政治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 “政治道德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权力的价值属性、政治活动的道德准则及政治主体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总和。”[1]42“政治道德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适宜的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2]1研究者既可以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解释，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对道德的基本看法、根本观点及政治道德观内涵加以界定。

政治道德观和道德政治观有相近的地方，道德政治观就是将政治道德化，用道德的良善去评判政治，用道德的规范去约束政治。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是道德政治观，用否定道德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便是非道德政治观。政治道德观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治理国家主要依照赏罚而非道德，其思想被后世定位“非道德主义”，在历史上饱受非议，著作《韩非子》也有“刻薄寡恩”的传名。“自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作了法家‘严而少恩’的评价之后，‘严而少恩’即成了法家的形象标签”，[3]100-102司马迁也在 《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极惨礉少恩”。但从实质上来看，非道德并非完全不道德，轻道德也不等同于无道德，所以不能一概地认为韩非子完全摒弃道德。事实上，道德在其政治思想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韩非承认道德曾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原则，但是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已过时。这说明韩非认为道德对治理国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只不过现实情境不允许再将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

马基雅维里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其思想对政治生活中传统的道德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政治思想是用道德来诠释政治，德性是伟大的，有时甚至比太阳还要灿烂，因为盲人看不见太阳，却能清楚地看见德行。马基雅维里通过探究历史和考查实际却发现了社会中的非道德性，他将道德与非道德进行了区分，将政治善治放于道德善治之上，这就降低了人们对政治道德的期许。马基雅维里完成了现代道德观的一场革命，并由此塑造了具有非传统道德德性的新君主和政治共同体。但是在对马基雅维里道德观的评价上，正统道德学家将他视为政治道德的败坏者，这是存在误解的。有学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非完全不重视道德，甚至可以说他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有他自己一套的政治道德观”。[4]12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道德的地位与作用，而韩非的政治道德观则是在国家治理角度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二、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共性

战国时代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着相似的社会环境，许多思想家都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以此来认识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从古时西方和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不难发现，思想家们都把道德准则当作整个政治生活的法则，以良善作为政治目的，用所谓的善恶作为政治评价的准则。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认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观动机十分明确。《韩非子》的主旨是探讨“明王治国之政”（《韩非子·五蠹》），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的目的在于探讨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他们几乎没有关于君主道德境界追求的论述。二者的政治哲学出发点是以功利性为目的，而非至善的道德理念，君主利益至上原则是他们思想学说的共性特征。

1.功利性目的是最高的政治追求

当政治的最高追求是以功利性为目的的时候，道德价值观念也就自然消失了。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都贬低道德在约束人们行为规范中的价值：韩非反对仁义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促进作用，他认为人们“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要“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韩非子·说疑》）。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也指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5]3由此可见，如果良好的道德品质不能实现功利性目的，那些被公认的美德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也就没有了价值。

2.道德是统治者有利的工具

在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看来，君主的道德品质是微不足道的，君主的仁慈、善良、诚实并非是统治者的必备素质。韩非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子·功名》）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谈论到君主的优秀品质，但更多地是讲述君主的恶行。“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反乎神道。”[7]79他鼓励君主为了维护统治应学习君王之术。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如出一辙地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对于君主的统治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他们都认为行善与作恶都是政治统治的艺术，所谓的美德也不过是君主用于统治的工具。“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5]85他们都认为美德对于君主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民众中表露其伪善的面具。

3.强权政治下君主恶行的正当性

关于统治者应如何行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均很少谈论，他们更看重君主的恶行艺术，主张用一系列的伪装将恶行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能满足其自身的统治需要又免于暴君之名。韩非说：“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他还认为 “欲得民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中无所用也。 ”（《韩非子·显学》）《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也多次论证恶行比美德更具有效果。他们都主张暴力与强权政治。

三、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差异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身处的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也各异，关于非道德政治观的思想学说也有各自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们对道德原则的认识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先秦时期儒家倡导礼治、人治与德治，孟子就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否认了德性，连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也认为是不可靠的。他说：“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韩非子·难四》）。他从来没有承认德性和道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经院哲学盛行，哲学家们把美德归结为勇敢、诚实、节制等一切良好的品德，这对马基雅维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阐释非道德政治观念时并不否认美德的作用，还劝告统治者应塑造自己的美德与风度。

1.对于非道德认识上不同

由于对道德的不同理解，在非道德的认识上韩非比马基雅维里更加深刻。马基雅维里认为优秀品质对于君主的统治是有帮助的，但不能满足其需要；韩非却认为在其所处时代美德均不利于君主的专制统治。《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的记载：“鲁人从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所以韩非不承认道德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而马基雅维里仅仅贬低美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2.对于法律的不同理解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不仅对道德的理解不同，对于法律也是如此。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将法律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在古希腊，人们将法当成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是显而易见的：韩非认为法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君主也在作恶；马基雅维里认为法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方式，君主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可以不择手段，但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君主的意志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提出政治与伦理分家，被认为是西方思想史上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的第一个人。马克思曾说：“就是从近代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博丹，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6]368这种全新的观点也让近代政治科学有了新的发展范式，马基雅维里也被认为是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韩非没有这样的认知。他们虽然具有很多相似点，但是一些思想的不同特性也注定了其在政治科学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1］赵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途径.政治学研究[J].2004（2）.

［2］杨松.论政治道德与政治的道德化.暨南学报[J].1997（2）.

［3］刘绍云.儒法思想的内在相通及历史融合[J].理论学刊.2004(12).

［4］韦琳.论非道德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道德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J].2002（2）.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