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雪芹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敦煌文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王利器先生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1]和周绍良先生在《谈唐代民间文学》[2]中正式提出，自此之后，很多学者开始从宏观上研究把握敦煌文学，致力于整理敦煌文学概论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很优秀的论著成果出现，如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3]由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4]和《敦煌文学概论》、[5]以及张鸿勋先生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6]等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尤其是颜廷亮先生组织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撰写的《敦煌文学概论》一书，“进一步驱散人们对敦煌文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把敦煌遗书内俗文学和雅文学均归入敦煌文学的研究范畴，分别予以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为初步建立敦煌文学的理论体系做出重要贡献，这也是九十年来敦煌文学理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7]

此后的20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继续发展更新，人们对敦煌文学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相关研究领域也愈来愈细化和专业化，相对应地其研究成果也愈来愈多。这对于学术界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对于其他领域或者初学者来说，想要通过这些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著作了解和认识敦煌文学就有点困难了。所以就有必要编著一部把敦煌文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并采取易于读者阅读和接受的方式来阐释敦煌文的著作，并努力使之成为初学者进入敦煌文学研究领域的向导，同时也成为敦煌文学领域的一部指导性和概述性的著作。在读完伏俊琏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总论》之后，笔者认为《总论》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敦煌文学总论》全书共11章，分别由伏俊琏、李正宇、冷江山、巨虹、刘传启、杨明璋六位学者共同撰写完成。本书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敦煌文学，其中重点把握了敦煌文学写卷的基本情况、敦煌文学的基本内容和敦煌文学的研究状况这三方面的内容，具体还涉及到敦煌遗书中的诗歌、歌辞、俗赋、变文、小说以及民俗仪式文学和宗教仪式文学等方面作品的研究。此外还集中讨论了敦煌文学的概念及特点、敦煌文学的历史演进、敦煌文学的作者队伍和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重要问题。本书内容全面丰富，援引了大量的传世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既着重整理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又竭力呈现敦煌文学的研究现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通过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合作，较全面地勾勒出了敦煌文学的概貌，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敦煌文学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信息，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敦煌文学给予了相当权威的指导。

《总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以下几点特色值得一提。

第一，重新界定敦煌文学的概念，强调敦煌文学的仪式性和表演性。

由于认识到“敦煌文学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以集体仪式创作为其创作特征，并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所以《总论》在重新界定敦煌文学的概念时提出，敦煌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仪式性，敦煌文学“除了文学作品外，还应该包括这些作品赖以生产的活动和仪式，以及这些作品和活动中体现的思想观念”。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本书提出了仪式文学的概念，并通过具体分析敦煌写卷的杂抄性质，为本书所提出的“仪式文学”概念提供了很好的佐证：“一些写卷中不同题材的作品杂乱地抄在一起，说明它们是在某些仪式中共同传诵使用的底本。”书中提到P.2633写卷，据考证该卷正面抄写《新妇文》、尺牍、《酒赋》、《崔氏夫人耍（训）女文》、《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除尺牍为随意抄写外，其他四篇都应该是在婚礼仪式上唱诵的，所以抄写者将其统一抄写在同一写卷上了，此外书中还考证了其他几份抄卷的杂抄性质作为理论依据来验证“仪式文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仪式文学”的提出算得上本书的一大亮点和创新，对我们正确界定和认识敦煌文学的概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二，对敦煌俗赋的认识和研究可谓另辟新径，实乃学术界之一大创见。

伏俊琏先生对敦煌俗赋的研究早就见于他的另一部著作《俗赋研究》，[8]本书的俗赋一章基本上是对《俗赋研究》一书相关内容的精度概括和总结。著者在细致考察敦煌俗赋的基础之上，进而对先秦汉魏六朝的俗赋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系统的勾勒和梳理，从而发掘和辑抄出大量早已散逸或为前人所漠视的俗赋作品，如《古文周书》中的《师春》，《庄子》中的《儒以诗礼发冢》、《说剑》，屈原的《招魂》，宋玉的《唐高赋》、《神女赋》，《师旷见太子晋》，淳于髡的《谏饮长夜》等，据著者考证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典型的俗赋。李占鹏教授就说这些作品“此前尚无人从俗赋的角度去审视去解读，它们的价值和功用仍停滞在惯常的认知和故旧的经验，《俗赋研究》则使它们重新焕发出富于生命原创力的潜能和光芒”。[9]所以，伏俊琏先生对敦煌俗赋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梳理了俗赋的源流和发展的历程，而且又一次肯定了敦煌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本书在讨论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时指出，敦煌俗赋的发现一方面让我们对这种文体的性质和产生流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我们探讨赋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材料，最终得出结论：赋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最初都是由下层劳动人民创造并在人民中间口耳相传，同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相融合，后来为文人接受并将其逐渐贵族化，从而形成赋史上的“雅”和“俗”两个世界。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著者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仅广泛援引大量的传世文献，而且非常重视与俗赋相关的各种出土文物和相关考古发现，充分运用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双重证据论”，由此可见著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的学术眼界。如书中在讨论荀子成相杂辞文体时就列举了1975年湖北梦睡虎地秦代墓发现的战国后期被今人拟题为《为吏之道》的文书，以此证明在先秦这种歌谣形式已经十分流行，已被用来编写培训官员的歌诀，也同时证明了荀子的成相杂体作为文体不再是孤篇单例了。书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附带地探讨了几个文学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和讨论。

首先，本书在讨论敦煌文学的概念时提到文学自觉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历来有“魏晋说”、“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种观点，至今也无定论。伏俊琏先生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一直以来大家都笼统地综合地讨论文学的自觉，不加区分具体的文学体裁。不同的文学体裁产生的时间、区域都不同，所以很难准确地划分文学自觉的时代。伏先生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很明智的，他充分考虑到文学的不同体裁产生的先后、不同地域文学传统的差异、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文学观的差别等特殊因素。但是如果真的将文学按不同体裁细分然后分别讨论不同体裁自觉的时代的话，最终能不能确定一个时间作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呢？或者会不会因为太重视这些不同反而没办法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文学自觉的时代呢？

《总论》通过讨论敦煌文学与仪式的关系，对文学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各种仪式中，它和学术界已有的多种文学起源说并不矛盾。因为神示也好、模仿也好、游戏也好、巫术也好、心灵表现也好，都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定的仪式则是劳动的集中表现，没有哪种仪式与劳动没有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就能产生文学，必须是因为劳动而产生的仪式，才能产生文学”。我们知道敦煌讲唱文学多产生于仪式，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得以生存、发展和传播，所以敦煌文学为我们认识文学起源问题正好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这也正是敦煌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又一重要意义，伏俊琏先生不仅很有创见地提出文学起源于仪式，而且又从另一侧面更加肯定了敦煌文学在文学研究上的意义。

此外，本书还对其他文学理论问题，如赋的起源问题、变文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与讲经文等的区别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认真罗列了前人的研究及观点，对这些观点给予精心整合并加以裁决，不仅肯定了成绩，而且还澄清了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四，展望敦煌文学的研究前景，提出将敦煌文体学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

1920年，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0]揭开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罗振玉《敦煌零拾》、刘复《敦煌掇琐》[11]的刊行又把人们的研究兴趣引向敦煌俗文学，接着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12]和向达先生的《记伦敦所藏敦煌俗文学》[13]的问世，使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更加流行，自此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日益繁盛起来。在学术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研究成果涉及变文、讲经文、白话诗、曲子词、俗赋等各个方面。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几乎占据敦煌文学研究的所有领地，其他领域的研究很少涉及，这对敦煌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很不利。对此，伏俊琏先生的看法是：“敦煌文学想要再深入研究下去，敦煌文体学研究可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口。”“从文体角度研究敦煌文学的意义，虽然现在研究成果不多，但研究前景广阔。相对于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第一春，敦煌文体学研究或许可以开拓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二春。敦煌遗书中的各体文本形态，有其各自的文化传播渊源，由此形成的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文体，正体现出中国文学丰富的内涵。”这一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中山大学张慕华博士的认同和支持，在本书的后记中著者专门提到张慕华博士对敦煌文体学研究的展望：“从文体学角度来梳理敦煌文书与中国本土文学之间的联系，并拓展敦煌文学的研究空间。”伏先生和张博士的敦煌文体学研究的想法是否会开拓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二春，我们无从可知，有待时间和具体研究实践的进一步证明，但至少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突破口，值得我们带着求证和创新的态度去做出新的尝试。

以上就是笔者在拜读完《敦煌文学总论》之后一些浅显的认识和理解，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有限，不能将此书更为精华的东西呈现出来，在此很是惭愧。作为一部关于敦煌文学的通论性著作，《总论》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等方面敦煌文学概貌，都给我们的多方面的启示和馈赠。

（《敦煌文学总论》，伏俊琏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版，65.00元）

[1]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J].文学遗产，1955，第一辑.

[2] 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J].新建设，1963，(1).

[3]张锡厚.敦煌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颜廷亮.敦煌文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5]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6]张鸿勋.敦煌说唱文学概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7]张锡厚.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回眸[J].敦煌研究，2000，(2).

[8] 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李占鹏.观澜索源涵古茹今——评《俗赋研究》[J].辽东学院学报，2011，13(5).

[10]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J].东方杂志，1920，17(8).

[11]刘复.敦煌掇琐[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1925.

[12]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J].小说月报，1929，20(3).

[13]向达.记伦敦所藏敦煌俗文学[J].新中华杂志，1937，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