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斌 张 朋 李宝国

（1.太原工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8；2.石河子大学体育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武术是中华先民生产生活过程中身体文化的总结，其本植根于民间，也长期因其下位文化的文化地位而在民间得以发展，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类“草根文化”形态。乡村成为中国武术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场所。乡村武术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任何事物都永远处于发展状态当中，中国传统武术亦是如此。现代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对于植根于民间沃土的乡村武术传统文化发展赋予时代的气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传统武术的理论剖析和文化探究，厘清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武术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处于社会结构变化下武术发展的基本历史面貌，社会重大变迁就成为我们进入研究的新视角。

1 乡村武术概念、特征及价值

1.1 乡村武术的概念

朱永光、蔡宝忠关于乡村武术指出：“在农耕文明时代形成并发展的，至今仍在民间传播的套路、散手和功法等内容及相应活动方式。”乡村武术在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环境中自我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主要依托在农耕文化的传统背景下，由乡村民众共同创造并传播的一种武术文化形态。乡村武术内涵缘起于乡村，扎根于民间。

1.2 乡村武术的特征

1.2.1 传承的狭隘性

由于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加上乡村这一传统社会交流形式，使得乡村武术的传承以师徒传承与家族形式传承为显著特点。家族式的传承狭隘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1.2.2 派别多样性

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和教授过程中因材施教的传承方法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步入近代以后在乡村社会变迁的不断进程中产生了诸多流派，这些拳种流派发展至今虽不全是乡村武术，其根源还是产生于乡村社会，发展于乡村社会，只是经过时代的进步，推广的力度不断加大才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乡村武术文化呈现多元化。

1.2.3 地域性

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乃至消亡不仅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更受到乡村的地缘关系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因此，乡村武术必定带有特定地域的地方性色彩，流露地方性乡村文化特色。如“南拳北腿”，山西太谷县风格独特的形意拳，河南陈氏太极拳等。

1.2.4 继承的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下的乡村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村落人口相对固定性与农耕文明的封建传统思想封闭性，使乡村内部交流主动且频繁，继而使乡村武术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稳定地继承下来。但是，受到旧时世袭观念的影响，乡村的武术活动目的更多是为了家族的需要而进行，虽然，现代乡村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传承千年的武术直到如今依旧保留着旧时的宗教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

1.3 乡村武术的价值

1.3.1 历史参考价值

传统的乡村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乡村已逐渐消亡，乡村武术的发展变革，在新时期的现代化乡村社会中不仅能起到调节乡村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将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武术传承给后人，乡村武术的存在对于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3.2 文化保护与传承价值

存在千年的乡村武术在当代社会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当今，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历史悠久，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如何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了历史赋予时代的新课题。而乡村武术则成为地方政府新时期的发掘、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乡村武术独特的组织形式对现代武术的比赛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其次，传承形式古老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保证了传统武术的精华部分得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推广。

1.3.3 情感价值

乡村武术作为传承千年的一种身体和精神文化，在情感认同的方面，参与乡村武术活动的每个村民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内容，从而达到对乡村社会在情感上的认同。同时，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还将加大乡村社会下乡村武术参与者的凝聚力，进而在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中整体发展，而维系整个乡村的生存与发展。

2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下的武术与乡村武术

2.1 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武术的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化交流进程中的重要组成。传统武术发展依旧脱离不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无论是早期的西学东渐还是当下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的东学西渐，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进程而进行。不同社会结构下也呈现出不同的武术文化特色。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军事学习西方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开始酝酿，一方面被动地接受西方强势体育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现实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武术在军事战争中日渐衰败的同时民间武术逐渐兴盛，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大面积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清军的入关使得各种反清秘密会社在民间滋生，大批反清人士聚集起来习拳练武，积蓄武装力量。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为了抵抗政府和外敌，必然要追求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当时抵抗的主力是广大下层民众，也因此造成了民间武术技术体系的基本成型。在此背景下，义和团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弘扬的作用得以显现。义和团成员大多是中国农村社会下的底层民众，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只注重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特点。义和团通过“练习拳棒”来不断地汇集民众进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传统武术。加之，义和团组织在各地之间的频繁联系，也为武术的推广做出了积极作用，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武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走向衰落，反而步入中国武术在近代历史中的辉煌时期，也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武术人口基础。

晚晴后期，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主权的不完整和经济上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生产地，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瓦解。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武术无论从价值、功能上都进行了新的转型和探索。加之西式教育的传入，旧式私塾教育逐渐转变为新式学堂。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迅速推动了新式学堂的普及，当时体操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当然有的学堂也进行武术教学，但所教内容与旧式武术有着较大的不同，授课内容也由原来的武技改为体操（兵操）。1885年，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后，各省相继设立。至此，始于宋代的官办武学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兵操的出现和授课内容的改变无疑为今后传统武术在传授技艺和管理方法提供了初步模型，这也是中国武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下发生的主动变革。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下武术的面貌，呈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术走进学校体系，原有封闭家族式传承方式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师生传承模式，武术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迈向科学制度化的阶段；二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发展更提供了整体的管理系统。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形意拳已经向现代化转型开始全面推进；三是武术逐步突破过去的庙会献技、擂台比武、私人较量等旧有模式，开始以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进行比赛、交流和展示。时代背景赋予中国传统武术更多的是反抗统治，搏斗武器的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武术也走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剥离了阶级斗争的当代社会中，武术回归到人的发展的本质上，逐渐成为了人们追求自身身体健康和心灵享受的工具。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更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中国社会结构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分层更为详尽，这为武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太谷县形意拳为例，旧时的以搏杀为目的的形意拳显然不适合和平社会中下的文化价值取向。而现代阶层的不断细化，使得形意拳必须在不同的人群中拥有更为宽泛的功能，这使得现代形意拳就具备了多重价值。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形意拳是加强文化交流的政治手段；对于学生来说，形意拳又是学生掌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技能、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途径；而对于现代乡村武术社会来说，形意拳是稳定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结构为更合理的有力助力。乡村武术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改变着形意拳拳法、拳理、特点。反之，形意拳的价值、功能的转变又促进着乡村武术整体的进步。

2.2 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乡村武术社会

中国社会变革之剧烈影响着中国传统武术的变革，而传统武术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乡村武术社会的发展。对乡村武术而言，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乡村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人与自然进行长期的斗争是保证其生存的唯一办法，狩猎是人类当时获得生活物质的唯一办法。这时，要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强壮的体魄来获得生活资料，人类个体的身体强壮被推崇到了最高地位，随之他所有拥有的技能便被模仿和学习，这就是早期武术活动的萌芽。“尽管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充满了格斗搏杀的武力活动内容，但这种武力活动的形式还不能称之为武术”，原因在于在原始社会中的价值系统是以自然价值为中心，核心内容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吃喝等基本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武术这一身体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在原始社会，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乡村武术社会。但是，人类在与自然充分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并开始影响着后世中国武术发展的模式。这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进入农业社会，此时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以农业经济作为其经济基础。此时期，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以儒家道德价值为中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保障，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强弱。此时期的武术重要集中在军队搏杀技能中，武术视为统治者对权利的维护的重要工具，此时期并不支持民间团体或个人习练武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习武之风的抑制。直到武举制的采用才对社会的习武之风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末，社会动荡，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受打击，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原本习武的民间更加重视武术的防身自卫功能”。此时，民间大量习武人口的增加，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乡村武术社会。直到清军入关，中国社会开始与西方社会有了更广泛地交流，火器的引进使传统武术在战场的作用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统治者逐渐不再限制民间习练武术的人群。至此，民间习武人口剧增，中国传统武术在明清时期走向辉煌，相应的使得乡村武术社会在此时期迅速成长，但此时乡村武术社会带有典型的封闭思想特点。乡村武术社会由于其传统宗法制的深刻影响，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成为传播武术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乡村武术社会的基本形态呈现为以血缘和类血缘关系组织的相对封闭的基本面貌。由于乡村之间存在争夺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等大量的不和谐现象的存在，所以，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也往往呈现出排他性与争斗性的因素。封闭与排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乡村武术社会相对稳定的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也使乡村武术发展呈现出简单粗放的特征。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与农业社会的整体形态演变是对应的，在《太谷县志》中有一些相关武术传承规定的记载，虽不甚系统，但也为乡村武术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封闭的思想造成了武术家族式的传承特点，乡村武术社会也大多数以族群定居。

进入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变局”，乡村武术社会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

“体育文化价值是有效确保人的地位，确保人类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他始终是人类文化系统的内核因素”。现代社会中，传统武术具有较强的塑造人体身形和性格的能力，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地位。现阶段的乡村武术社会发生本质的转变，整体社会功能更加人性化，显然，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里成为发掘体育文化视野中的人性光辉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以上论述，颠覆性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使乡村武术社会开始摆脱以往以技击作为核心文化形态的社会状态，向以健康为主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具体到太谷，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变化也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历史逻辑。由于传统社会的断裂，近代社会呈现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乡村武术社会也开始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藩篱，走进近代化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太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之一，其是得风气之先的。形意拳的发展在近代以来进入辉煌期，与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由于经济发展给武术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更是促进了形意拳的快速发展。动乱的社会中，形意拳不再只是简单的保镖手段，而受到相当一批对社会产生不稳定认知人群的喜爱，无形之中扩大了形意拳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而且，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中，战乱频繁，军队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武术的传播，所以，在近代直至民国时期，形意拳作为一种技击术一直受到军队的重视。这一时期，形意拳的发展开始摆脱以往的完全封闭的状态，而进入相对开放的传播状态。此时的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封闭的坚冰开始松动，形意拳走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已势不可挡。但遗憾的是，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依然是好斗的，形意拳更多地作为一种搏杀术为乡间民众所认知，而这样的认知对武术的发展显然不能说是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合理形态。

建国以来，太谷县委、县政府对当地人民的健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人们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感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太谷各个社会阶层都摆脱了以往追求温饱的基本理想，而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享受，与西方舶来的体育文化相比，尽管形意拳也体现出了极强的技击性，但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的。形意拳以其“自然”、“松静”的文化思想给信息时代体育的生命、健康观提供了新鲜的养料。紧张的工作之余，追求的休闲、放松、清净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身心健康、性情愉悦是信息社会赋予形意拳的新理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形意拳从来讲求的后发先至，与中国其他武术拳种同样，不先发起攻击是形意拳的基本理念。所以，形意拳在现代社会也实现了其华丽转型：不再以技击作为其传播的基本核心，而以对自我个体的修炼和健康作为其核心的价值所系。由此，社会结构的变迁反而为形意拳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形意拳成为现代乡村生活的主宰者和健康的重要支持。乡村武术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历史转变，如果说以往的乡村武术社会更多的是将安全和谋生作为主要的考量，那么现代的乡村武术社会则充满了和谐与健康。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这一变化既是对现代生活精神的深度体认，也反映了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可塑性，从而为其他武术拳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乡村武术社会作为具有武术特色的乡村社会体系必须寻求其在新时期的积极改变，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演变为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有益选择，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改变为我们制定新时期的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径可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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