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效应

看中央电视台早些年在黄金时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唐明皇》，脑子里总出现英武、圣明的早期唐明皇和骄奢、颓丧的晚期唐明皇，两个形象迥然相悖却又集于一身，使我产生了对“晚期效应”的思索。

按照事物的自然法则，每一个事物的发展，包括人的一生，都会呈现出若干个时期，事物有所谓萌芽、草创、发展、鼎盛、转折、没落、灭亡时期；人有所谓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期；而无论人或事物，最常见的是被粗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各种时期的叫法，不过是人和事物发展阶段的一种概括，衡量某阶段的好坏，因人因事而异。就晚期而言，果子、谷物，晚期标志着成熟、丰收的季节；而病情，尤其是癌症，倘是晚期，则意味着无可救药和死亡。人生或事业晚期，也是有的成熟老练、高风亮节、德高望重、老马识途、愈老愈坚；有的则每况愈下、暮气深重、不思进取，甚而固执荒诞、横行无忌。此文所说“晚期效应”，即是特指后一种现象。

古今中外，像唐明皇那样早期英明、晚期昏庸的情况并不少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一代伟人，但其“晚期”也犯了严重错误。至于那些有了成就、小有名气的人或凡夫俗子，“晚期效应”发生作用者则更多了。譬如当年步鑫生红极一时后经营决策失误而落马，禹作敏领头建成 “中国第一村”后便狂妄到违法乱纪而被拘留（当然不排除他们吸取经验教训后东山再取的可能性），其事业后阶段的状况大约也可归为“晚期效应”。

“晚期效应”的形成，一般情况来说，首先是因为年老体弱，精力不济，思想趋于保守，“余热”烧“高炉”，老马拉重车所产生的无能效应；其次是在一个地方，一种官职任久了，有了一些政绩便骄傲起来，有了一帮势力便霸道起来，有了一批小人便自我封闭起来，有了享受条件便玩乐起来，当累了腻了便懒惰懈怠起来。既然称之为“效应”，意即带一定的“规律性”。

人类毕竟有许多的圣哲和智者，他们善于发现规律、认识规律、运用规律、扬长避短，克服和避免“晚期效应”。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就坚决不再当了，由此形成了美国严格的总统任期制（四年一届，不超过两届），避免了总统终身制和由此产生的“晚期效应”。邓小平总结吸取斯大林、毛泽东出现“晚期错误”的教训，粉碎“四人帮”后出来工作就不当总书记和总理，而让更年轻的人干，并着力推行干部“四化”，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交流制等改革。这些都是避免“晚期效应”极好的举措。

遗憾的是，现实中“晚期效应”现象和产生的根源、机制仍然存在着。不少地方，不少时候，用人论资排辈，错过一个人的最佳使用期，往往“媳妇磨成婆”才让她“当家”；当官能上不能下，技术职称只授不解，许多“长”、“师”，长年累月在一个地方、一个岗位干，久而生厌，灵气丧失，墨守成规，甚而胡作非为，进入昏聩、混乱、荒唐的“晚期”。看来，我们还应加倍努力，排除干扰，认识事物发展和人生成长的规律，运用好最佳时期；实行干部岗位的合理交流、升降、任期，使其始终保持新鲜感、警惕性、尽职心、旺盛力，避免“晚期效应”，让人们的晚年干与自己相适应的事，让事业的后期更加兴旺，使“晚期”充满辉煌和光环。

关键在于向谁要官

多次读到《唐诗三百首》中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全诗如下：“北阙修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诗的附录写道，《唐书》云：孟浩然游京师，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诏出，问其诗。然自诵，至“不才明主弃”，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这则附录很有意思，孟浩然作为唐代的大诗人，一生没能做官。王维本来想推荐一下，可是偏偏孟浩然在皇帝大人面前因为一句“不才明主弃”，反而得罪了皇帝，结果当官无望。细想起来，孟浩然有些 “冤枉”，但唐玄宗说得的确很有道理：你孟浩然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要当官，我也没有抛弃你，为什么反诬蔑我不给你官当。

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官，主要是由皇帝加封，他们先是把各地的官让家族成员来做，搞家天下；人手不够了，再对跟随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干将论功行赏；江山坐久了，又出现了把官给阿谀奉迎、讨好卖乖者；再继而搞买官卖官。东汉桓帝、灵帝竟然设机构标价卖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典型。当然，封建王朝为了政权的巩固，也实行过一些吏治改革，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逐渐形成的科举制，在相对公开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下为封建统治集团选用了一批能人和德行好的人才。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把当官作为实现人生抱负和发财的途径。因此很多人要千方百计地去找皇亲国戚作靠山，或者舍得“十年寒窗苦”，求得“金榜题名时”，换来“黄金屋”和“颜如玉”。真正的所谓“隐士”是极少数。而作“隐士”是要有条件和原因的。条件是必须有经济基础，不至于隐起来“饿肚子”。原因是要么看破官场弊端，不想与之为伍而隐；要么失意被遗弃，个人又有点名声才情，不得不隐。况且在“隐士”中有一部分还是走的“曲线做官”道路，借“隐居”扬名，让官方重视罢了。说白了，也是文人们“要官”的一条途径、一种方式而已。当然，古今中外，也有一些杰出人才，从内心不愿意当官，一心一意在其他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赢得了普遍赞誉。

“要官”被搞得“声名狼藉”、“臭名昭著”，我以为问题出在“要官的途径”和“给官的方式”不对，而不在要官者本身。其实，“要官”本身是没有多大错的。官，不外乎是一种“公共职业”，只不过有一定的权力罢了。“要官”，就是要这个职业，要这个权力。如果要来这个职业和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办事，那不是很好么？从这个角度说，“要官”是一种主动进取精神，积极认真态度。你不想当官，不想为人民服务，不愿意掌那个权，如果硬要你做，你不就白白糟蹋了吗？不是贻害人民的事业吗？统治者要维护他的统治，要推进他的事业，要延续他的利益，当然要把官交给靠近他、能成事的人。用现在的流行语叫“知人善任”，他知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把官给你做呢？从这个角度说，那些又想当官，又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不靠近组织，不接近领导，结果没能当成官的人，就应该“想得通”了。问题是，这些人中大有心态不好者，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总爱埋怨、甚至骂人。对此，我是不屑的，说得难听点，他们其实是“又想当婊子，又羞于去拉客”，哪有这样的好事！

当今中国，仍然存在选人用人上的腐败现象，有的提拔干部不主要看德才，而主要是讲关系，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有的甚至把“出多少钱当多大级别的官”搞成了上下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封建社会遗留的痕迹，有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更主要的是我们选人用人体制制度上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的选拔主要不是由上级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而是凭一套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凭公开考试、凭人民群众的选举产生，那么，想当官的人，就不会向“帽子制作公司和发放单位”去“跑官要官”了。他们就会凭真本事向政绩、向人民“要官”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也有一些成功的改革，选举制度正在进一步完善，选举的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公开招考的范围和职位层次也在提高。不过，相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才的要求，相对于治理“吏治腐败”的需要，距离还不小。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把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对一些不采用选举办法产生的领导职位，通过民主测评、谈话推荐、政绩考核、业务考试等等方式综合产生，避免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可以规定一定数量或比例的领导职位，采用公开招考的办法产生。特别要对任职的条件加以规范，防止不够资格的人员混进去。这样，“给官”的渠道、方式变了，所谓“要官”的渠道和方式也会跟着变，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凭真本事、走正道，向人民、向群众、向政绩“要官”可能不会是坏事。

也说 “官架子”

“摆官架子”，向来是对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人高高在上、傲慢专横、故作正经、脱离群众的通俗而形象之描述，那名声是极不好的。是的，在人民即“主人”面前，你官员即“公仆”，有什么架子可摆呢？不过，官既与民各是不同的概念，官而无架子，“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就“不成方圆”了，也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官架子”还是要有，但讲究的是如何摆、摆的地方与场合。这就像服装店要有模特儿架子一样，不然时装的“效果”就出不来。

说来也怪，当今有的当官者的架子，有点像某些个体服装店的模特儿架子，经常不是光着身子东倒西歪地放在店内，就是摆到街上人行道中——不该摆的摆了，该摆的却不摆，真是大煞风景。要说不该摆的摆了，一点即明，不必赘述。说起这该摆的不摆，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得慢慢道来。据鄙人观察，此类情况大约有三：

在孔方兄面前“垮架”，此其一。有的官，爱财如命，一闻到铜锈味就一改平素高傲形象，不顾身分和脸面，把架子和骨气全丢一边了。曾轰动一时的四川简阳市原市长王善武经济案，就颇具一点典型性：有一次，给王一笔可观“润笔费”的生意人张某喝醉了酒，跟在座的哥儿们打赌：“简阳谁最大？王善武最大。可我喊他什么时候来，他就像狗一样什么时候来。不信，现场试试。”说着，他就拨动电话，果然，不一会儿，王善武就赶来了。你看，堂堂市长，因得了人家一点小施舍，就像狗一样听人使唤，整个地“垮架”了。

在洋人面前“软架”，此其二。有那么一些官，以为洋人都是财神富翁，都是天王老子，只要人家一来，不管他的身分、档次怎样，都要拉着有关方面倾巢出动，围着转，一副身惭形秽、卑微乞求的样子。其实，有的洋人（或“假洋鬼子”），不过一个小小商人，在本地身分是极低微的，来做生意，自有我们对应的企业、公司接待，何劳你层次比他高得多的官员费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见面、照相、陪餐、陪谈、陪玩呢？与外国人交往，应该互惠、互利、对等，我们的官员，什么场合该出场，什么场合不该去，这是有讲究的。有时为了谈成项目，灵活一点，上级官员“降格”出出面亦不是不可，但不宜相去甚远，为了一点小利，丧失我们的“官格”乃至国格。有些项目，恰恰因为我们接待的规格过高、热情过度、开支过大而引起外商疑惑而告吹。至于个别官员为了本人、子女出国以及贪图私利而在洋人面前软架的，其性质就更严重了。

在石榴裙下“散架”，此其三。有的官，在男性 （上司和洋人除外）面前是摆着架子，而一遇飘柔的石榴裙，架子就散了。江西那位前省长，就为了“情人”敢放下架子求人办违法违纪的事，其人物之大和架子之小构成一流“反差”。还有不少当“厢长”而出丑态的，就更无架子了。

“官架子”，贬义和狭义的说法是脱离群众的臭架子，是不该摆的。而如果从褒义和广义来说，似乎可理解为当官的形象、气质、骨气，这就不仅应该有，而且要摆，尤其在需要为人民办大事，需要体现民族气节，需要抵制错误和反对腐败时，更要摆够。对此，鄙人建议当官者如此这般：

在人民面前，“俯首甘为孺子牛”，放下架子；

在金钱美色面前，“无欲则刚”，摆够架子；

在日常生活中，“不卑不亢”，端平架子。

手机，怎一个 “玩”字了得

最近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中国人不阅读，成天玩手机。在地铁上玩，在公共汽车上玩，在吃饭时玩，甚至开会也玩，一起床就玩，睡觉前还玩。大有“眼睛一睁，玩到熄灯”的痴迷和干劲。而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中的德国人，最爱读书，各种场合，只要可能，都是“手不释卷”。甚至有人统计了德国人平均每年读多少多少本书，中国人平均每年才读多少多少本书，是人家的多少分之一。有人据此断言，中国人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成为落伍的人群，中华民族将成为因为不读书而遭淘汰的民族。

这种说法，从现象上看，很有些 “与事实相符”。也有警示作用。不容置疑，我们的国人现在阅读是少了一些，比不上先进发达且还在好学上进的欧美国家的人。但是，细细想来，到了这个时代，用手机，又怎一个 “玩”字可概之？我对于有人说的 “玩手机”的后果却没有那么悲观。自我褒奖地说，我还算是一个读书之人，每年纸质的书籍多少也要读他几本。家里书房的书不算少。出差也爱带上一本在身边。然而同时也玩手机。对短信、微信、QQ、手机邮箱、手机上网等等还算“运用自如”。就我个人来说，读纸质书籍是一种阅读，通过手机上网、看微信等等，也是一种阅读。

其实，手机成为国人的 “玩品”，成为一种阅读工具和方式，也要算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的素质提高的重要成果。想那旧中国，大多数国人饭都吃不饱，又不识字，还阅什么读啊！就是改革开放前，国家经济落后、科技落后，大多数国人也是没见过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的。现在，我国手机已经非常普遍，用户成为全球第一。如果把这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体现，我想也不为过。

当今是“网络时代”，与过去时代相比，互联网已使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多学习、交往、生产、生活活动是用电子产品、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包括手机在内的电子产品就成为新的阅读的工具。看电子图书、看手机微信、通过手机上网看新闻等等成为新的阅读方式。事实上，现在手机上的阅读内容相当丰富，许多玩手机的人也是在阅读。把“用手机”仅仅用一个“玩”字进行贬斥和责难是有失偏颇的。你看看，现在的小孩，对手机、电脑，玩得多熟练，他们的许多知识、技能、人际交往，是从这里面获得的。我们有的老年人也能紧跟时代，会玩手机、电脑之类的现代工具，这部分老年人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身心健康都比较好。但也有一部分老年人（还包括一些中年人），玩不来手机、电脑，给交流、学习、生活留下许多遗憾。

客观地讲，包括手机在内的电子阅读，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图书，它的优势是方便、快捷、量大。它的缺点是不系统、不准确、不易细品。我个人认为，我们国人的阅读，完全应该和可以把电子产品阅读和传统的纸质图书阅读结合起来。手机阅读虽然不能代替传统的阅读，但不能否定这个阅读。人们在许多场合看手机，甚至开会看手机，不一定人家都是在 “玩”。比如有一部分人，开会时用手机作记录也是有的。遇上什么问题了，用手机查资料也是有的。

当然，不可否认，有的人的确是真正成天痴迷于“玩”手机。所干的主要是打游戏，或者“晒”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热衷于传播负面信息。这当然要加以区别。如果传播负面信息，违反了法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行了。至于个人爱好、习惯，那是人家的自由，干涉是不好的。一些专家、高人加以引导、疏导，我也赞成。

不管怎么说，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对于阅读，我们不能只重视传统的纸质阅读，应该转变观念，也重视新型的阅读方式和手段，同时把传统阅读和新型阅读结合起来。对于我们的出版部门，应加强新型电子图书出版、网络出版，特别是把那些国学经典、世界名著加以系统出版，以提高准确度、权威性，克服现在网络上一些国学经典解读的纷乱情况。我赞成国人多读书、多方式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