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泉剑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靠“工分”量度劳动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工分”在当年的重要程度，犹如社员的命根。因为平时生活要向生产队借粮，年终再按工分分粮食还给生产队。

生产队有记工员，社员个人有记工本，那小本本与现在的身份证地位差不多，格外珍贵。每天晚上，记工员会到生产队的队部，等候前来记工的社员们。社员们不顾一天的疲劳，手持记工本，都会聚拢到生产队队部来。

记工本有64开那么大，皮是浅黄纸，上面有姓名栏，芯儿是白纸，按月份把每日都画出格子，记工员把某社员这天农活事项，写在小格子里，逢月公布，张贴在生产队队部的门板上。一旦某天忘了记工，经派工队长核实，月底可补记。

每年评一次工分，以男性劳力“十分”为量度，视能力大小，上下浮动，女社员最高记八分。老的，安排些轻活干，无论男女，所记工分数相应缩减。评分会由队长主持，队长提议，众社员附议，也有一些讲资历味道，资历老的社员，体力又好，评分多年居高“雷打不动”。

至于刚从学校毕业，新入社的小伙子，则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即使再能干，体力再好，也只能记八分。

直到某次你出过河工，回来评十分，才没人再有异议。因为挖河是土方活儿，按时限完成，是最累的，不脱几层皮、掉几斤肉，难以应付。由于超负荷劳动，落下终身病痛、残疾者并不鲜见。

衡量生产队间的贫富差距，是工分值，生产队搞得好的，十分价值几块钱；搞得不好的，仅一角钱，差距十倍或几十倍。差的生产队，年终结算时，社员往往还倒贴生产队钱。

有位社员很感慨，做了一首打油诗，用刷纸的红笔写在生产队的大门上：“人生每顿如喂鸟，硬说生活似天堂，劳动一年尽心血，年终结算一场空。”“每顿如喂鸟”，是说当时年定量420斤粮食，一年365天，每天折合一斤多，分成三顿，每顿不足四两，这是毛粮，褪了壳，剩下的就更可怜了，根本不够吃。说是如喂鸟，也是体瘦小鸟，遇到鸵鸟，只几口，就吞下去了。

工分廉价，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当时，吃闲饭、不干活人的太多，在公社，除少数人由财政供养外，电话员、水利员、电影放映员等多部门人员，均由队里抽调，生产大队、小队有不少后勤人员，整天不干农活。生产队长有正副好几位，动嘴不出力，这些人都被看成特权阶层，活不干工分还定得高，其他社员心中不服，但却无可奈何，只有消极怠工。“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点钟。”找个机会就歇一会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才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作为“大锅饭”见证的记工本已成为陈物，工分概念早从人们头脑中抹去。回望伤疤，回味曾经的痛苦，为的是提神醒脑，永不重蹈覆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