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结婚，是和成家和女士（后改名成丰慧，时年19岁，刘海粟35岁）。

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型、风度、神韵皆美。可惜她的思想品德和情感操守没有像外在那样美。

成家和起初是跟我学画的，也是美专的学生。当时她如果肯下定决心，肯摒绝十里洋场声色犬马的诱惑，能够在自己的全部生活感情中，找到一块建造艺术殿堂的净土，她会成为一只凤凰，一朵奇葩。可惜她没能做到。我现在也这样看：成家和虽然没有陆小曼那样博学，嗓音和语言修养上也不及小曼，但是她却有自己的特点：凡是她认为好的东西，她总是争取，凡是她喜欢的事情，她一定要做，绝不犹豫。但是她这种执着和认真，并没有用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不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一个光明世界……

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成家和思想感情的发展，不能与当时的潮流脱开。我认为，一个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在生活中常常难以做到这三个方面：“甘淡泊”“守节操”和“耐寂寞”。但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一个已经涉足名利场的女性，尤其重要。

成家和离我而去，只是我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变化。但是，她离艺术而去，离艺术创作的潮头而沉沦，被四周数不清的浪头中的一个浪头打昏了，席卷而去，这是她不能“甘”，不能“守”，不能“耐”的结果。现在回头来冷静地剖析一下我们当年的婚变和离异，我也从中总结了一点东西。

作为当年她的校长和老师、丈夫和保护人，我事后所得到的痛苦代价使我深悟到：我最初播下的那颗种子并不理想，并且没有着意耕耘，尤其不注意锄草。爱情的果实能茁壮吗？它的滋味能不酸涩吗？对于我和成家和之间的感情裂痕，我发觉得太迟了。

成家和从一个清苦的女学生，成为美专校长的妻子，很快适应了那种所谓上流社会的交际生活。其实，我虽有虚名，生活却并不充裕，尤其无法满足家和对物质生活的迫切要求。实际上，我们结婚不久，就开始暴露出夫妻之间有一点小小的隔膜。

有一天，家和说：“我是学艺术的，我对精神上的要求更多。我认为，你虽爱我，但更爱的不是我。对艺术，对工作和朋友，你都看得比我重要。一个普通朋友的信没有复，一盆不值钱的花草没有浇水，你会对我发脾气，但是你忙得连我和孩子的生日、我们结婚的日子都忘了，却一点不感到歉意。甚至偶然有个星期天，有个可以偷闲的晚上，你都会泡在楼下会客室里，和那些不相干的来访者做毫无意义的‘海阔天空。他们来访你，有的是为了好奇，为了炫耀，也为了想得点好处，你却甘愿把等了多日、想和你说几句话的妻子丢在脑后，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忙碌。”她越说越激动，“这无非说明，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

我听了这番话，忍不住说：“家和，自从我们相识，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当初你还仅仅是我的学生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希望我匀出一点时间为你们讲解的吗？我们年长者，又是有了一点社会基础的人，应该尽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摆脱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怎么可以说毫无意义呢？艺术家要有宽大的襟怀，我应该让他们海阔天空地驰骋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境界里！”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我们夫妇之间缺了点什么。但我讲不清楚。我觉得真正开始在感情上淡漠的不是我，而是她。因为她对我所献身的事业、对我所乐意担当的社会责任——关心人、帮助人和造就人的使命，开始冷漠起来。由于这种冷漠，必然使我们夫妻感情淡漠。当然，我也知道，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容易。那就是我丢开自己的职责，像那时候社会上的权贵、阔佬那样，无视民间疾苦、无所精神追求地把精力放在心爱的姨太太，甚至一条巴儿狗身上——尽管时过境迁，可以再换心爱的女人和心爱的狗。但这对我来说，是绝办不到的。

有一次，家和又在我身边低声倾诉道：“我过去，主要为了崇拜你的才华，仰慕你的声望而嫁给你的，但是成为夫妇后，你的才华和声望对我来说已不是主要的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具体的丈夫——一个温柔体贴，能够随时细微地观察到我的愿望和要求的知心人。对一个年轻的妻子来说，生活上的舒适没有精神上的安慰重要。没有精神上的温暖，就是穿了海貂皮大衣也会感到冷。有了精神上的慰藉，哪怕饥寒交迫也是十分温暖的。这才是夫妻。”

我听了觉得心头一震。成家和是我的学生，年龄自然比我小得多。但是在夫妻感情上，她竟毫不掩饰地来教育我。说明在她心目中，我是个很不称职的丈夫。

不久，我们出国了。这是我第二次到法国。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她似乎从实际生活中得到一些补偿。巴黎文艺界上层的豪华生活，她那艺术家夫人的殊荣，使她暂时消除了对我的意见。但是，在临回国之前，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又出现了冷漠。由于我花在工作室、展览会和朋友们讨论艺术的沙龙里的时间太多，她常常被留在寓所管孩子。因此，当她看到送来的请柬上写着“请带您尊敬的夫人一起光临”时，生气地将请柬丢在桌上说：“什么‘夫人‘太太，都是镜花水月，不切实际！”

此后，她开始注意打扮了。回国后，她还到霞飞路一带买外国香水、衣料，追求奢华的打扮。那时候，她还只二十多岁，体态开始丰满，又加上化妆和衣着，更有一种成熟的美。因此艺术界都说她从法国回来更美了。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从巴黎带回来“一尊活的维纳斯”，称她为“20世纪的蒙娜丽莎”。作为一个画家，我能满意地观赏她那美艳的神韵，但作为一个丈夫，我又不满意她在矫揉造作中失去了自然朴实的美。尤其不满意她由于物质上的添加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贫乏。我有时忍不住轻声责备道：“家和，你原来是很美的，你知道吗？过分的打扮会失去你自然的美！”

她是绝顶聪明的，自然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她立即回答说：“海粟，我知道你不满意。但是请你为我想想；请为一个自知尚生得不难看的、爱好绘画艺术的年轻妻子想一想。当她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后，不得不正视现实生活。过去，衣着打扮我不计较，但是……现在我也计较了。”我说：“那也应该量力而行，我们清苦的艺术家生活，不能和有钱的阔佬比。”endprint

家和听了，顿时脸色不好。她委屈地抢白道：“你不要光以一个大艺术家的心理来说，应该从一个大艺术家夫人的角度来看。你看，我穿的、戴的，还不如一个普通职员的妻子！你再看看，来我家搓麻将的太太们，伸出手来都是独粒金刚钻戒指！她们生得并不比我好看，可是为什么偏要我比她们寒酸！”我责备道：“家和，你原来在艺术上的那些抱负、雄心都到哪里去了！”可是她却苦笑着摇头：“算了。当了美专校长的太太后，我再也没有什么抱负了。再说，要伺候你，也没时间用功。就是再用功，人家也会以为是你给我捉刀代笔的。所以，出于一个年轻女人的本性，我不得不讲究打扮，以免生活太枯燥了。”

我认为，家和上述这番话，是我们夫妻分离的伏机！因此，当抗战开始时，我去南洋募捐，后来因战事吃紧，我在新加坡等地住了几年，曾经和上海断了半年多音讯。她竟然抛弃了我和儿女，带走了我的藏画和我自己画的一些精品，在上海一个地方躲藏起来。当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在我来说，也有不足之处，因战争关系，国内和新加坡通讯困难，邮路周折，我没有留下充足的安家费，又不能及时汇寄，也没有及时请朋友辗转帮助。我总以为她很能干，会渡过难关的。这一段时间，她在生活上是十分艰难的，何况她又过不惯清贫的生活；加上第三者乘虚而入，终于凤离故桐，另栖他枝了。

这第三者就是萧乃震。他原来也是我的朋友，他对我是以晚辈自称的。1938年我出国后，便托他照看家属。哪知会有后来的结果，我没有想到，也不想去研究了。

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后，我从新加坡辗转逃回上海探家，想带家和他们远走天涯。谁知破家犹存，却已人去楼空。她不敢见我，让金雄律师出面，声称因生活无着，靠他人接济，不得已而为之，既然木已成舟，自然覆水难收。还说虽然提出离异，仍不忘师生之谊、栽培之恩，家中一切财物都不要，也别无任何要求。

当时我是很矛盾的。出于男子汉的自尊，既然老婆不愿跟你，干脆走了干净。于是我爽快地签了字。但是事后又非常难受。说实话，只要有一线转机，我多么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啊！我可以原谅她过去的一切。即使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只要和我说，我也可以挺身为她承担。我听金律师说，家和虽提出离异，但失声痛哭，看来对我尚旧情未断。我就请他转一信给家和。

……数年离乱，夫妇天涯。历劫重归，人去楼空。唯有抱儿痛哭耳。金雄律师来谈，所提离婚条件照签。唯愿尔和萧兄永享美满幸福之生活。追怀往昔已成昨日之幻梦，残喘归魂，将为蓐食于蝼蚁。奋飞难再，断肠奈何！斯亦绝世才智之士，拔山盖世之雄可凄楚哽咽者。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来去之无常，本纵浪于大化。喜则乘缘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 ……

想不到成家和接到信后，再也藏匿不住，居然敲门回家。她看见我正和儿女说话，就奔上来，与我、与孩子抱头大哭。当时我倒冷静下来。我说：“既已如此，好合好散。不管怎样，你躲着不见我们总不好。我总是你的老师，你也应该和孩子告别的。今后你要来看孩子，我照样以诚相待。只望你事事要有主见，处处要从远处、大处着想。你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女画家，是我娶你而耽误了你的前程。今后但有一点机会，希望你不要被家庭主妇的衣裙束缚了前程！”

家和听了，放声大哭，拉住我的双臂说：“海粟啊海粟，我毕竟是一个女人！不管我平日里多么心气高傲，现在我方明白，我还是一个弱女子！你走了之后，留下这点钱，很快用完，在上海有多么艰难！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可是中国地界早被日本人占领，因你出国为了抗日，来变相敲竹杠的人不少，萧乃震代为应付。不仅在经济上，在人情上也欠了人家的债……我……太软弱了！”她见我脸涨得很红，知道我动了肝火，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怪我吧……事已如此……不能挽回了……”

成家和走后，我回顾以往的生活，感到自己在生活安排上很无能。我既不会理财，更不会聚财，也不会守家和安家。我一头埋进事业中，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我觉得，除了在个别问题上不能谅解外，我都应该宽容别人的不足，因为我自己的弱点实在太鲜明了。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面两句不必提，但不能齐家，又能何为！

说来也巧，当我精神上正感到孤寂的时候，突然接到夏伊乔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已经到了上海。我吃了一惊，在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时，她已经站在我面前，依然是那样爽朗和热情。

我从她的眼神里感觉到什么。人们都说，要知道年轻女郎的心思，可以看她的眼睛。我所看到的：是一双充满同情和友爱的纯洁的眼神，是一种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准备牺牲自己的殉道者的眼神。

当她脱下大衣，卷起衣袖，系上围裙为我料理家务时，她渐渐发觉，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颗同情的心，更是需要一个主妇——一个能够使这个家重新有笑声、能够使这人去家破的冰冷的别墅里恢复春天的生机的人。于是她对我说，她想了许久，决定留下来，为我解除后顾之忧。

我有点惊愕，因为这出乎意料之外。我是在南洋举办筹赈画展时认识她的，对她的印象很好。我和她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到她身上有见义勇为的丈夫气概，也有一种平常妇女所缺乏的英秀之气。她不是柔弱娇憨的那种女人之美，而是在妩媚中带有阳刚之气的美。作为一个画家，我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她那明朗的纯真之美，仅此而已。

我虽感激夏伊乔，但出于自尊和自卑心理的交织，我不能答应她，这是我理智的一面。同时，我又有感情的一面，不愿用坚决的语言来伤她的心。因此怀着复杂的心情，我说：“夏小姐，你的牺牲精神使我既感激又不安。请您想一想，我是个徒有虚名的画家，何况又在困难当头之际。也许我日后的处境会变得更坏……”

“刘先生，这些我都反复想过。作为一个女人，决定走这一步，不可能不再三权衡，如果您不坚决拒绝，我决心当好您的助手，以便使您解脱一切束缚自己发展的羁绊。”

我们终于结合了（时年刘海粟50岁，夏伊乔27岁）。

夏伊乔很快就把家庭治理起来。她其实还年轻，也并无多少韬略，无非一个“诚”字。开诚相见，以诚相待，使我前妻的孩子刘虎、刘英伦和刘麟得到了温暖。以后，我和伊乔也生了三个孩子——儿子刘虬和女儿刘虹、刘蟾，和他们的哥哥姐姐相处得很融洽。更重要的，我不仅没有了后顾之忧，并且在我的艺术与生活道路上，有了一个可以及时提醒我、和我同甘共苦的伴侣。endprint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府办学的经验不足，在美专合并和停办后又续办中间有所失误，加上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及后来我政治上的不被信任，无论环境、条件怎样恶劣，伊乔总是挺身承担，从容不迫；而且她总是温情地说：“你不要去多想它，应该把精力放到你的事业中去！”

十年动乱中，我不断遭受批斗，家里被抄了十多次，一幢三层楼的大宅子，被毁坏一空。她从地上捡起仅存的一些被撕毁的宣纸（有的上面还踏有红卫兵的皮鞋印），掸掸干净，摊平了，叠得整整齐齐，供我写字作画用。大家都说我豁达，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忧心忡忡。夏伊乔也并非不着急，但是她用最大的克制，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不用想，你是艺术家，真正的艺术是砸不掉的，抢不走的！”她借口“老人年岁高，受不了惊吓，还是让我去代他”，几次代我挨批斗、挨打。有一次我看到她头颈上的伤痕，心疼地说：“伊乔，是我连累你了。”她笑道：“啥人连累啥人？憨来！快点休息。趁天落雨不会开批斗会，你又可以看书、作画和写诗了。”就这样，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夏伊乔像哄孩子那样帮助我继续保持平时的作息时间，并且重新坚定我从事艺术劳动的信心。

我觉得，夏伊乔有两个特点最鲜明。一是遇到艰难挫折，她总是心态特别好。十年动乱中，她也年逾花甲，但是我感到她还像当年到我家来重振家业时那样，温柔而有耐心。但是只要我的日子好过了，社会活动多了，她反而严肃起来，要我坚持过去的君子约定，尽可能珍惜时间，保重身体，养好精神。“文革”以后10年，我对夏伊乔提出的这些要求，总是乐意接受的。

还有一点，索性一并提一下吧。在成家和之前，我曾和张韵士结合，并且一起出国到巴黎。她是长子刘虎的母亲。张韵士的品德是好的，但也不会持家，虽不是娇惯了的小姐，却也缺乏独立进取的精神。我和她后来不能继续夫妻关系，有多种原因。成家和不能容她。但是夏伊乔后来却把她重新接回家来住。虽然我与韵士已没有夫妇关系，但伊乔把她当作大姐姐，甚至当作长辈照看。她亲自为韵士梳头和洗衣服，直到20世纪60年代，韵士已经老弱多病，心情也开始孤僻，但是夏伊乔仍像哄孩子那样使她晚年生活在宁静而愉快的气氛中。最后，韵士逝世了，伊乔为她料理得很周到，还喊着：“老阿姐，让我再给你梳一梳头吧！”我听后，眼泪盈眶。

说真的，纪念逝世的亲友和回忆过去婚变中的种种因果关系，我觉得好谈，可谈朝夕相处的伊乔，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该谈的似乎很多，很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