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6岁，我流浪了86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

人只能活一辈子，我指的是生理上的。一个人活一辈子就很不容易。他（她）要经历多少的苦难，经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是如果你有幸在活着的时候，同时徜徉在精神世界中、咀嚼自己的生活、体验他人的苦难、享受人生美好的瞬间，那就相当于延长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活了几辈子。严冬时节读完聂华苓的《三辈子》，让我在这几天也经历了她的三辈子，体验她人生的精彩，仿佛重新点燃生命之火，延长了我的生命。

我与华苓和安格尔曾有过几次交往，与他们短暂的接触，却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在《三辈子》一书中聂华苓慨叹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在大陆的24年是第一辈子，在台湾的15年是第二辈子，第三辈子在爱荷华，到如今已经40多年。从聂华苓出生的1925年至此书出版2011年的86年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和世界巨变的时代：从中国内地的故园、到青年时期暂寓的台湾，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国，聂华苓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疆界，凌驾了政治与历史的分野。她以细腻优美的笔触，记述自己曲折动人的一生，写下三个人生阶段、三个年代和三个活动空间中的记忆，让读者看到这位华裔作家曲折动人的一生──曾相依为命的挚爱母亲、为了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至交好友、与世界各地作家相知相交的动人故事，以及相知相爱27年、却不幸猝逝的先生……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真情，无不令人动容。

书中开始对武汉生活的描述，让我看到家乡武汉的过去。聂华苓的母亲因被骗婚而成为自己不愿成为的第三者时，时年二十。聂华苓的父亲保定军校毕业，桂系军人，因在武汉逃避特务的暗杀，躲进汉口日本租界，母亲找到他以后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以后父亲两房太太和儿女们就都在一起将就着过日子。但太太们彼此从来不说话。两房儿女间也很少亲密接触。父亲只进出聂华苓母亲的门，他一辈子话很少，在两房妻子间艰难应付。聂华苓儿时的记忆，是黄昏街头高丽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门深锁，祖父捧著白铜水烟袋，抱怨一辈子也没当过官。父亲则躲在书房里写字，字体奇形怪状，说那是篆字。父亲于1936年在贵州第五行政区专员任内，在平越被红军枪杀。当时身为长女的她只有九岁。父亲一死，小小年纪的聂华苓就目睹大房嫡长子为争产和母亲拳头相向。父亲去世后，她的小小世界起了大变化。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带着小儿女，从汉口逃到湖北三斗坪。在当年那闭塞的小镇，华苓回忆道：“我们是汉口来的。小镇揹竹背篓的女人，在石板路边叭叭抽旱烟杆的老人，对‘汉口来的，都好奇地多看两眼。我们可真是三斗坪的‘外国人”。

为了让她受教育，母亲在她十四岁时，毅然决然的让她独自远离家乡。聂华苓记得：离别时刻母亲十分悲痛，但又无比坚决。离开当时她们居住的湖北宜昌三斗坪——从此就决定了华苓一生的命运。华苓说：母亲当时逼着我跟着一位亲戚，在三斗坪河坝搭上小火轮，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读初二。我哭着上船。母亲在泪水中逐渐消失了。我也就从此流浪下去了。

抗战中的年轻学生，可拿到政府救济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贷金”，被称作“流亡学生”。初中毕业，聂华苓和另外两个女孩严群强和田福尧，也不管路费够不够，就上路去重庆，饱一顿饿一顿，总算到了重庆。然后被教育部照顾流亡学生的机构分发到长寿的国立十二中。在那时的四川，她们是“下江人”，简直就是外国人。

高中毕业，华苓考上重庆的中央大学经济系，选读此系原为了毕业好养活家人，读了一年，发现志趣完全不合，于是转读外文系，期间认识了同学王正路。他们仍然是流亡学生，靠政府的贷金救济。那“贷金”是抗战时期极重要的德政，培养了那一代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搬回南京，虽然不再流浪，但是内战开始了。1949年，解放军节节胜利，马上要席卷大陆。聂华苓独自一人飞往北平去找家在北平的正路结婚。不久，他俩九死一生，一路从北平往南逃，再和母亲相会，随后带着弟妹一起逃到台湾。那年她二十四岁。到了台湾，聂华苓当然是外省人。

聂华苓回忆道：“就这样逃，逃，逃，逃了敌人，逃不了国民党，逃不了共产党。1949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从大陆逃到台湾，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杂志《自由中国》的工作。因为《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和锋利的驳析，十一年以后的1960年被政府封闭，雷震、付正、马之驌、刘子英被捕。雷震等被捕后，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藉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写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就是殷海光写的。殷海光与聂华苓家有患难之情。1951年，聂华苓大弟在空难中丧生后，是殷海光日日陪着她母亲散步，帮她母亲度过丧子后最艰难的那半年。

在六十年代的台湾，聂华苓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工作期间，因为雷震事件受到影响。遭遇白色恐怖、婚姻触礁、母亲去世，生活似乎走到尽头。1962年，孤独的聂华苓在痛苦之中遇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从此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1964年她应安格尔之邀，把两个女儿暂托付台湾的妹妹，只身前往美国担任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作家创作坊”顾问。1967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创立了“国际写作计划”， 1971年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相知相惜共度了27个春秋。华苓回忆道：我们两人总有谈不完的话，一天工作之后，各自一杯茶在手，在长窗前坐下，无所不谈。有一天，谈到中国的事，两人辩论。我强词夺理地说：“你这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长的爱荷华，叫我外国人！”我笑着说：“我才是外国人。”endprint

聂华苓说：“我活过的20世纪，生活不断变化，身份不断变更。都离不了一个“外”字。“我得过全美州长联会的文学艺术奖，被选入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我应该感到自己是美国人了吧。也不是。美国人仍然叫我中国作家。中文是他们觉得‘有趣的符号。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在我居住了47年的爱荷华，前不久，有个邮差送挂号信到家，问我：‘你从越南来的吗？我甚至连中国人也不是了。我1964年从台湾到爱荷华时，已经出版了7本书。是继续中文写作呢？还是用英文写作？一直犹豫不决，非常困扰。几年写不出一个字。终于在1970年，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方格子纸上，写出五个字：桑青与桃红。我就那样子寂寞地、孤独地写下去了。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这些年，小说、散文、翻译，出版了24本书。除了几本翻译作品，其他的书，都是用母语写出的。我在台湾开始写作，流浪半世纪，作为一个作者，东兜西转，又回台湾，出版我几十年的浪迹生涯，那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我究竟在哪里呀？”

诗人安格尔这位马夫的儿子，有着一颗纯净的心，也是一样受过苦，挨过饿，婚姻不幸，却疯狂地迷恋上文学的人。他爱聂华苓，爱她的孩子，爱她的一切。这样一个男人，让聂华苓过上了人生中最舒展的日子。

书中那一段《忆别》，记叙与安格尔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令人动容。

1991年3月22日的一个上午，聂华苓和安格尔登上了一架飞往芝加哥的客机。他们准备先从爱荷华飞到芝加哥，然后再经芝加哥飞往法兰克福，与聂华苓的女儿团聚。下午，飞机抵达芝加哥机场的时候，天忽然下雨，再过15分钟就开始登机了。这时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要去买一张当日的报纸，拿到飞机上去看。好吗？”聂华苓含笑地点点头。

机场外的小雨越下越大，飞往法兰克福的客机已经滑向了跑道。当绝大多数乘坐这次航班的旅客都登上飞机的时候，聂华苓见安格尔仍然没有回来。她慌了，飞也似地穿过候机大厅，到机场候机厅内外到处寻找他，然而一无所获。她赶到厅内一家报亭前时，忽然惊愕地睁大了双眼，她发现那里围着许多人，有旅客，有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医生，他们正在紧张地抢救一个直挺挺躺卧在水泥地上的男人。聂华苓的头忽然“轰”地一响，她看见了那躺倒的人一张苍白的脸膛，分明就是她相依为命的先生安格尔。聂华苓大哭着扑上前去，但是，安格尔从此再也不曾醒来。

真不能想象，六十六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爱荷华、返回他们空空荡荡的家的。因为我可以作为见证人，他们生前是那样相依为命、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是那样相互依靠。

在书中，聂华苓很慷慨地公开了安格尔在早期写给她的真实、热情而诚恳的一封封情书。华苓的下半生，因为有了安格尔而更充实快乐，他俩志趣相投，心心相映，总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总有谈不完的话，他们一起主持作家工作坊，也一起四处游历。书中有一大段都在描述自各国来爱荷华参加作家工作坊的作家，透过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事件以及亲情、友情、爱情。

四十几年以来，世界各地不少作家到过爱荷华。1967年至今，这些作家不只来自英美日澳等国家，他们也有从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南非、南韩等130个不同国家来的，仅两岸三地的华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白先勇、林怀民、郑愁予、陈映真、柏杨、吴晟、张大春、莫言、王安忆、苏童、毕飞宇、李锐……数十位当代作家，都曾是聂华苓家的座上宾；骆以军的《西夏旅馆》甚至因为那里，而得以专注地收笔。他们在那里争吵，在那里谈笑，在那里交换彼此对世界对国家对文化的种种看法，他们在那里扩展视野，他们在那里呼吸自由。聂华苓客厅里那张长桌，40余年来，一共聚集了1400多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部20世纪的华人文学史。从白先勇、余光中、北岛到余华、格非、毕飞宇等，都曾在这里留下生活的印记。两岸三地作家解冻后的首次接触恰恰就在爱荷华，台湾的陈映真、柏杨、杨逵、李昂，大陆的艾青、丁玲、吴祖光、汪曾祺、萧军、王蒙、萧亁、茹志娟王安忆母女等等，他们就是在那里第一次会面。

聂华苓曾经多次邀请莫言参加，总是阴差阳错未成功。待莫言终愿成行的时候，经费已经用完。莫言后来才知道，他去爱荷华两周的所有费用，全是聂华苓自掏腰包！

安格尔和聂华苓还一起去各地寻访优秀作家。文革结束后，他们回到中国，寻访劫后余生的作家们，又邀请他们去爱荷华作三个月的交流活动。丁玲和陈明晚年最幸福的那段日子就是他们夫妇给予的，无数受苦受难的作家都在爱荷华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聂华苓一生飘荡，却以她自己的所能，为全世界上千位作家们提供一段温暖的归属。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她对人、对爱、对自由的珍视。和世界各地作家们交往的美好回忆，是这本书中无数闪闪发光的鳞片之一。斯人已去，斯景不在，但那些鲜活的细节，通过当事人的细腻笔触，栩栩如在眼前，让人感慨不已。

聂华苓说：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扩大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创作。

采访她的香港纪录片导演陈安琪描述道：“她的一生颠沛流离，一辈子就是一个‘外字。但你不太会看见她在人前流露她的悲伤。聂华苓总是笑，微笑、大笑、爽朗地笑。不知晓的人，会以为她是个顺遂优渥的贵妇，但她不是。聂华苓一直让我感觉到‘当下这个意境。纵使她的生命充满起伏，但过去那些悲伤与困苦的时刻，她不会放在心上，更没有扛在肩上。就是64年移居到美国后，仍然受到政治的干扰，中国在加入联合国后，她被台湾政治列入黑名单，74年后不能再回台湾了。面对打压，但她并不怨怼，亦无指责，就是把握每一时一刻她所拥有、所能给予。即便深爱的夫婿过世，她也不曾因此萎靡。我问她，安格尔过世时，她是怎么过的？她只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撑着。就只有撑着。

如今，聂华苓婉拒洛杉矶妹妹的邀约同住，仍独自住在她和安格尔的爱巢——爱荷华山坡的鹿园，那里充满安格尔的踪迹、气味，那是支持她活下去的重要动力。“保罗和我各自经历了人世沧桑，浮沉得失，在这鹿园的红楼中，对失去的有深情的回忆，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聂华苓说：我不能搬家，这里有我太多的回忆，这间房子分量太重了。

她独居多年，两个女儿早就搬走了，与她感情要好的孙女会每数月探望她一次。除此之外，每天起居饮食，驾车外出买菜都是聂华苓一个人。她身体仍然健壮，精神不俗，她爽朗的声音，对答、反应都依然敏捷。只是大概不大愿与外人接触。

聂华苓将个人的爱与自由，拓展到对他人与对文学的层面。“活过了20世纪的我，这本书等于是我所活过的20世纪。这本书，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写成！”

《三辈子》这本回忆录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作为作家亲历记，文字简洁生动，细节刻画丰满感人，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图片。这本书写下了聂华苓最戏剧性的人生和最刻骨铭心的感情！这一部史诗般的书读起来震撼人心，令人爱不释手。

汤伟，旅美学者，现居美国纽约。责任编校：晓 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