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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隐藏与隐藏的真实

2014-07-26王晓晨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4年8期
关键词:孙犁山地袜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这样的两类作家,第一类是像鲁迅、萧红一样“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针见血的,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毫不掩饰的展现出来,以达到警醒世人的效果。第二类作家虽同样是描写现实生活,风格却与第一类大有不同。他们对苦难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但心中仍保持着向上的乐观主义,其作品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沈从文、孙犁就是这样的作家。

但孙犁还是有别于沈从文的,沈从文所描绘的美是发生在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中。孙犁作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创作背景大多是充满烽火硝烟的战区。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当一个作家拿起笔,近距离地去描写战争年代的现实生活时,很难避免“腥风血雨”“生离死别”。但孙犁却有意地隐去了战争的苦难,转而将笔墨着重放在对战争年代中人性美的挖掘上。被选入语文版高中语文课本的《山地回忆》就是其中代表之作。

一.真实地隐藏苦难

在《山地回忆》中,孙犁并没有正面地去描写战争。“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简单的一句陈述便交代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对于激烈战况,也仅仅是用“妞儿”的一句“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一笔带过。虽为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刻意淡化了战争的惨烈。即便是交待背景,语气也是平静而客观的。没有对悲痛的渲染,没有对侵略的批判,反而将视角集中在人物美好的品格上。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看到了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去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那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经历了山河破碎,目睹了生灵涂炭,孙犁并不是不了解战争的严酷,但他在艺术创作中自动地滤掉了苦难丑恶,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人性的纯洁与善良。

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曾提到:“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孙犁的创作态度,他更愿以热情洋溢的笔调来赞扬战争年代中的真善美,想以此来鼓舞人们,给人胜利的希望。小说中的“妞儿”身处战争年代,虽然生活条件不好:穿的衣服很单薄,还得顶着寒风在未解冻的河边洗菜,全家人的早餐也不过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但“妞儿”没有叹气,没有埋怨,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通过全家辛勤劳动购买了新的纺织机,学习了全套的纺织手艺。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也丝毫不影响她的“豪爽大方”,将家里仅剩的一点白粗布给“我”做了袜子,而这点布原本是要给她父亲做袜子用的。孙犁笔下的“妞儿”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昂首挺胸地面对贫困与战乱,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虽然“妞儿”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那崇高的品格却早已深入读者的内心,这就是孙犁所追求的对“美的极致”的宣扬。

孙犁的战争题材小说没有因为隐去了战争的苦难,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他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日常生活中小事的描写,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就像现实中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自然真实,又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便是孙犁作品的独特之处,将战争与“美”巧妙而又真实的结合起来。在《山地回忆》中没有战火纷飞的场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有的只是山地人民的淳朴与善良。读孙犁的战争小说,就仿佛依偎在慈祥的母亲身边,在徐徐的春风里,听妈妈娓娓地讲着过去的故事。

二.隐藏的真实爱情

《山地回忆》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我”与“妞”在河边的对话。读完这段对话,多情的现代人总不免产生一个疑问,“妞儿”与“我”之间有没有存在爱情的可能性呢?首先是“妞儿”前后态度的大转变,从刚相遇争河岸时的蛮横,到对卫生问题充满攻击性的揶揄,都给人感觉这是一个泼辣又不讲理的姑娘,但当再往下读时,却发生了变化。“光着脚打下去吗?”上一句“妞儿”还在与“我”讨论什么时候能打败鬼子,此时却话题一转,突然转到了“我”没穿袜子的事儿上来,看上去很突兀,实际上这才是“妞儿”一直想要说的话题。再看一下两人关于袜子的对话: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是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此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明明是一个满怀柔情,心系他人的姑娘。读到这里,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妞儿”之前对我一系列的进攻,不过是为了找话,好与素不相识的“我”交谈。“妞儿”此刻的语气也由刚相遇时的“喊”变成了“低声说”,这其中包含了多少的少女心思。“妞儿”是一个倔强的年轻姑娘,要对一个陌生的战士送上关心,难免会有羞涩之情。出于姑娘的自尊,“妞儿”不愿主动去说给“我”做袜子,而是想变主动为被动,诱导“我”来求她做袜子,谁知“我”始终不明所以,直性子的“妞儿”终于忍不住了,脱口而出“我给你做”,紧接着便将家的位置和自己有布的情况一口气说出,仿佛是怕“我”拒绝,不容得“我”思考,便将事情敲定了。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小说虽然反映的是良好的军民关系,但单单从军民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考虑“妞儿”对“我”的好感,似乎有些说不通。

在“我”真去了“妞儿”家之后,“妞儿”的话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乍一听仿佛是不欢迎“我”来,这是出于少女的娇羞,实则内心的喜悦早已溢于言表。“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看似大大咧咧的“妞儿”内心是很细腻的,连洗脸这类小事也替“我”想到,担心用河水洗太过冰凉。再看大伯的话,“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是因为“妞儿”不孝顺吗?在上文中我们了解到,“妞儿”将自己劳动赚的钱全用于给父母添置衣服了,由此可见“妞儿”对家人是很好的,但由于“我”的到来,“妞儿”特意去改善了伙食,足见“我”在“妞儿”心中的分量。而“妞儿”对伙食一事的回答更是有趣,“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妞儿”没有正面去解释伙食为什么提高了,反而故意岔开话题,将叫“我”帮忙搬枣说成了是给做袜子的回报,为的是把内心对“我”的关切遮掩起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妞儿”对“我”那深埋心底却又时隐时现的情愫。

当然,孙犁写《山地回忆》主要想表达的还是军民亲如一家的主题。作者在文中有意地淡化了女性与爱情。比如“妞儿”的五官、年龄,孙犁都没有做细致的描写,甚至连“妞儿”的真实姓名也没有交代,尽可能的将人物身份设置成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而“妞儿”给我做的袜子的结局也是被黄河水所冲走了,冲走了“妞儿”留给“我”的纪念,也斩断了读者关于“袜子”和“爱情”之间的联想。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特意强调了“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来表明我对“妞儿”的怀念是没有什么个人感情在里面的。这些情节看上去有点画蛇添足,实际上是孙犁精心安排的,是为了防止读者的误读,为的是使小说更符合当时的文学规定。

《山地回忆》是于1949年12月发表的,只有当我们回到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的情节安排和思维逻辑。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明了这个时期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抒发高昂的时代情绪。在“文艺体制一体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文学规范力,很多作家的创作主题被限制,孙犁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书写爱情题材的小说都难免会遭到议论,甚至是批判,谁又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小资情结”的帽子,让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从爱情的角度来阐释呢?更何况是部队与群众之间的爱情。《山地回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创作的,孙犁刻意设置了一些看似多余的细节,为的就是将小说的主题牢牢地圈在“军民鱼水情”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在当时看来才正当合理,符合要求。现在当我们重读《山地回忆》时,更应该关注的是作者在“不经意间”的自然创作中所流露的人的本真情感,即便这种情感已经被作者刻意地掩盖了。当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去欣赏文本内涵,以个体的人生经验去分析人物情感时,就会发现“妞儿”对“我”的好感不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早已超乎了军民之情。在种种对话和行为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欲盖弥彰的爱意。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然也意识到了这流露而出的爱情,所以才加入了那些“用心良苦”的情节来阻止读者对两人爱情的想象。

“孙犁的创作当然受到时代的制约,但是,孙犁却又决不是那种完全依附于时代的作家。”时过境迁,当历史的潮流、政治的影响褪去后,重读《山地回忆》,重新去体会文本给人最直接的艺术感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晓晨,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责任编校:左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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