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平[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优秀作家，也是中国极为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和物质史研究专家。他给人类所贡献的杰出的智慧成果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学作品，二是他的各种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著述。沈从文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文化书写具有强烈的人类学诗学特征，他的文化书写的思想动机、创作视角、创作方法和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尤其是在对湘西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活动中，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特征非常显著，他的许多文学作品，比如其长篇小说《长河》，其散文作品集《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等，对湘西地域文化有着客观真实而又细腻的描述和动态的反映，这些作品甚至可以被视为宽泛的民族志文本。本论文认为，应该重视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及价值，加强分析沈从文人类学思想对其整个文化思想的支撑作用，深入探讨沈从文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人类学思想、独特的文化思想特征、带有民族志书写特征的文学与审美表达特征，以客观评价沈从文的文化书写对于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积极意义，重新反思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背后的文化思想价值，以全面探讨沈从文艺术创作和文化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人类学史上的双重价值。

一、中西学界对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的认识

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就沈从文的湘西地域题材选择和湘西文化书写的地域色彩以及创作目的进行了探讨，苏雪林认为，沈从文的根本目的是在于用湘西文化中的种种活力来作为点燃民族青春之活力，使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华民族走向强盛，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所在。苏雪林说，“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①苏雪林对于沈从文湘西题材选择与湘西文化书写的目的以及思想动机的分析，是中肯的，这种分析深入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以及对中国现代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思想资源层面这样的深层次问题上，苏雪林的分析把握到了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与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的思想核心。

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雪林等学者对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有了一定的发现与理解，但是从当时学术界整体的研究来看，对于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的探讨，一直没有全面和系统，甚至从解放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对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思想以及民族志特征的研究，也未被纳入到自觉的学术视野中，只是一些零星的关联和探讨。尽管如此，这些探讨价值还是很非凡，已经涉及到了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所呈现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沈从文研究视角多样、理论与方法多元、研究水平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之下，在对沈从文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中开始有人关注甚至深入，如金介甫在其沈从文研究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1977年博士论文，1994年中译本）里，专门用“科学人道主义：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人”一节，讨论了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来源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金介甫在沈从文研究专著《凤凰之子：沈从文传》（2002中译本）中收集了有关沈从文和湘西文化的大量一手资料，从沈从文文学创作思想背后的文化思想产生的背景进行了探讨，史料价值很高。另外在新加坡的王润华、日本的学者小岛久代、谷城武男、齐藤大纪、中野知洋、福家道信等人对沈从文的文本研究、背景研究以及文物实证方面的研究中已经有了专门论述。

金介甫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法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也推动了中国国内沈从文研究从文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向，功不可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领下，中国研究者采借了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差异、地方性知识等文化理论，强调了沈从文研究中的文化研究维度，用沈从文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作用来理解和诠释沈从文的文化优势和局限，研究沈从文的区域文化观、国家民族文化观乃至人类整体文化观，分析沈从文的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湘西形象问题、中国形象问题等等，如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1986)，在地方性与整体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与传统的冲撞、整合、调适的宏观视域中，去探讨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向成国的《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1997），在湘西文化的地域与历史构成特征上探讨沈从文文化思想和艺术创作思想，从特定的地域色彩和民族心理的养成来探讨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刘一友的《沈从文与湘西》（2003），对湘西文化特质对沈从文的影响来探讨沈从文艺术创作的思想根源；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文化》（1990），探讨了中西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另有赵圆的长篇论文《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1985）、王晓明的《“乡下人”的问题与“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1987）、贺兴安的《楚天不死凤凰鸟——沈从文论》（1992）、王继志的《沈从文论》（1992）、韩立群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1994）等专著，都对沈从文的文化思想的来源与艺术创作思想之间的文学表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这些对沈从文的社会文化研究对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思想、创作特征及价值有程度不一的认识，但是都没有对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及其价值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沈从文研究尚存在的缺失处。

二、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

针对诸多缺失，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对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的认识和系统研究。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及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沈从文人类学思想对其整个文化思想的支撑作用，探讨沈从文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人类学思想、独特的文化思想特征、带有民族志书写特征的文学与审美表达特征。事实上，在人类学学科进行自我反思的文化背景下，在对沈从文研究的全面拓展和深入的研究氛围之下，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的各种书写文本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尊重沈从文艺术创作文本的民族志特征的存在事实，客观评价沈从文文化书写对于人类学学科民族志写作的积极意义，重新反思沈从文民族志书写样式背后的文化思想价值。

1.沈从文文化书写中的民族志特征

沈从文是永远的，他的文化思想、艺术思想和审美思想永远烛照人类。沈从文的湘西文化书写以及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彰显了沈从文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具体而言，沈从文在对湘西和现代都市的文化书写活动中，运用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运用诗性的表达方式对湘西和现代都市文化进行深度理解与阐释，展开了对湘西地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双重审视和批判。沈从文对湘西本文世界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其目的在于全面反思湘西本土文化本身，也希望用湘西文化中合理的、具有生命活力与创造力的文化元素，作为反观都市现代文明诸种弊病的镜子，为现当代文明的自省自救提供启示和借鉴。

在对中国现代湘西文化和都市文化的理解与阐释中，沈从文与文化人类学在思想动机上有着高度的契合。也可以说，沈从文用艺术与审美的方法，承担了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任务。沈从文是在湘西文化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特质中发现了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恰恰可以对抗现代社会的秩序性与确定性，而文化人类学家从湘西文化的原初精神特征中，看到了一种异于现代文明的具有人类本真精神特征的文化标本。沈从文创作的湘西文学文本，是对湘西本土生活世界的最具想象性的理解和阐释。这引起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学界的关注。沈从文的基本精神历程也说明了湘西最终是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从湘西走向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了湘西世界。沈从文的这种精神历程与人类学家实际上也是一致的，“文化人类学家都是由都市走向乡村，由现代化城市走向古典性城市，由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民间意识形态，由主流文化走向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文化人类学所做的民间文化调查与整理工作以及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本体性形态高度重视无疑特别值得反思。”②因此笔者以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理解阐释的目的、立场和阐释方法是极具人类学价值的，他的湘西文学文本完全可以当作湘西区域文化志来阅读。

笔者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书写、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其艺术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征，其文学文本由此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民族志文本属性。沈从文是一位文体大家，对文体的实验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沈从文非常重视文体的实验和创新，力图打破传统文学文体的限制，不断拓展文体的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发展文体的表达能力。文学是全息记载文化信息的最为生动有效的样式，沈从文通过文学手段，对都市文化、湘西地域文化以及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详细记录，文本的文化意蕴丰富。他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文化记录，更是文化思考，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可称为广义的民族志。学界常从艺术、文学或审美的角度来界定沈从文的书写活动，但笔者认为，沈从文在书写活动中文体实验性很强，其文本不仅有文学文本，也有文化文本，其中甚至也包括了民族志文本。沈从文艺术创作中的民族志书写对于理解中国民族地区特别是湘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2.沈从文的文化书写中的视阈融合特征

沈从文的文化书写中的人类学特征还表现在他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的视角上，而且沈从文的湘西文化书写方式和他在湘西文化书写活动中的视阈的动态发展性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人类的精神产品有很多方式，其中涵括了艺术作品和民族志作品等等。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志和作家的文学作品，都作为文化文本，是对本文生活世界的文化理解及在其基础上的文化阐释。人类的书写活动来自于对自身生存、发展的理解。而人类生活的文化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动态发展属性，决定了其理解阐释前见的复杂多样性和可变性。理解者和阐释者的视阈不是静止和固定的，而是运动与变化的，视阈的运动性意味着视阈融合的可能性，视阈融合的主要特征在于对某种文化理解和阐释对象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内部主观感知和外部客观审视相结合，这是对文化理解和阐释的理想境状态。沈从文在他的文化书写活动中，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文化冲撞和整合中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文化阐释时进行跨文化阐释成为可能，具体反映在他的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和其文化身份的变化上，使他能从湘西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常”与“变”去思考华族乃至全球文化的未来命运，因此他能客观、理性地对待文化的流变、冲突和整合。沈从文的视阈发展和走向融合，一方面基于他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一方面也和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的传播有关。其中，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采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间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形成了沈从文的文化观，而这些文化观作为文化理解的前提条件即理解前见，渗透进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

三、对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进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沈从文艺术思想、审美思想和文化人类学思想之间是同质、同构、互证关系。在沈从文研究中，我们应该从人类学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角度，来研究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特征的表现形态、思想根源及其对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对沈从文文化思想、文学创作特征及价值研究的延伸性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和沈从文的文学文本，人类学学者和沈从文之间的文化理解、阐释视阈之间联系起来，进行并置，理解二者之间的文本异同，视阈异同，从而重新探讨沈从文艺术创作及其文学文本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1.对沈从文研究的理论与视阈的拓展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和湘西文化的双重反思与批判，来源于沈从文独特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角及创作思想。沈从文独特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角的形成，在于沈从文具有跨多种文化生活的经历和文化接受背景。他特定的历史机遇和独特的文化接受背景，使他得到了古今中外多种多层文化的熏陶，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思想。追踪沈从文的文化生活经历、文化接受的背景，为解读其人、其文提供了一条途径。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和他的身世，是形成他独特个性的背景因素，也是形成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及其转换的独特性的原因。在沈从文研究活动中，对沈从文文化经历的背景的研究成为一个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它包括了人生经历中具体可感的环境、事件以及相关人物，又包括了作家精神世界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凝聚以及外来文化思想的撞击。

目前，对沈从文的艺术思想、审美思想以及文化思想的研究都已走向了深入，大多属于对沈从文某一特定阶段的思想、背景研究，有深刻之处，但从沈从文思想动态发展和其文化接受、文化理解的变化的角度上去作宏观动态分析的较少，原因在于对沈从文文化视阈从湘西本土文化、国家整体民族文化到人类整体意识、视阈走向融合的过程的关注上尚存在遗憾。我们知道，文化理解和阐释视阈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核心内容。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思想是呈动态发展的，思想走向成熟是一个过程。而其创作思想是应和其包括文化生活背景、生活体验、传统与外来文化冲撞融合在内的文化接受的情况相关联的。不同的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接受心理决定了不同的文化理解，不同的文化理解决定了不同的文化阐释视阈的选择。沈从文的独特的文化接受背景、独特的文化理解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文化阐释视阈。他独特的跨文化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文化阐释的选择和变化的独特性，而这种文化阐释视阈的选择及其转换的过程正是沈从文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对沈从文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理解与阐释视域及其特征的研究可以成为沈从文文化接受背景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中介。

对于沈从文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性很强的民族志作品来说，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解的问题和范畴，也超出了文学理论本身的视野，应该在更宽的文化和文学的双重理论视野中去理解和诠释，其中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提供了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文化持有者内部视阈、对文化远近距离感知、跨文化比较等理论与方法，为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的局限提供了理论武器，这对沈从文研究的视野拓展和理论采借来说，体现出理论和视阈的拓展。

2.对民族志文本的拓展

在目前，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中面临着民族志文本的拓展问题。民族志实验强调对民族志写作模式的单一性的突破，实施民族志文本的拓展策略。这种文本拓展必然导向民族志文本的认知问题，也就是说在民族志文本的拓展过程中，要能够对民族志文本的界限抱有一种宽容的胸襟，尤其是对于文本的文体模糊问题要持有一种理解态度。民族志文体的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族志写作时的文本拓展问题；其二，是民族志研究时，在寻找民族志文本时，应该拓展民族志文本的范围，不仅仅是停留在人类学学科本身的民族志书写文本上，还要到其他社会学科，比如文学中去寻找。许多人类学家本身，用诗学的方式也完成了对异文化的描述。许多文学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有对异文化大量的描述，这些都可以成为民族志研究的文本资源。民族志实验文本拓展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思民族志文本对如何表达文化差异问题。当人类学者进入到了一种异文化中进行田野工作之后，总是希望在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在努力寻找表述本土观点的各种方式，对于那些长期受过科学民族志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说，对异文化的表达方式远远满足不了对异文化本身描述和表达的需要，他们都在尽力地开拓对异文化表达的文本样式，在展开民族志写作的文本实验，这些实验力图采取各种不同的文本策略向读者传达他们对被研究者的经验的丰富而精致的理解，就是科学民族志的开创性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的民族志写作，并没有完全被科学民族志所限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人类学诗学作品来书写自己田野调查的成果，来表达自己的体悟和认识。我们知道，文本写作经验相对于文本理论来说远远显得复杂，这使得民族志实验的张力巨大，也提供了民族志文本样式的许多可能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特的，甚至在世界艺术之林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沈从文的独特来自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沈从文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逐步具备了文化的内外部双重视阈，既具有一种本土视阈，能从文化的内部展开对本土文化的民族志书写，也能从外部对该文化进行冷静、客观与科学的分析。在内外部文化视阈的融合之下，沈从文的书写文本游走在文学文本和民族志文本之间，其文学文本具有鲜明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特征，其文化文本也具有比较鲜明的诗学特征，两类文本构成了互文本关系，一起构筑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达成了对现代都市的审美反思与批判。对沈从文的文学文本的民族志特征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对人类学民族志文本的拓展。反过来，对沈从文的文化书写的人类学研究尊重了沈从文文化书写文本存在有民族志特征的事实，也有利于沈从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阈本身的拓展和延伸。

① 苏雪林：《沈从文论》，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1页。

② 李咏吟：《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