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左传》“御变”说:从魏禧《左传经世钞》看清初《左传》阐释中的新变

2014-07-19张根云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深圳518001

名作欣赏 2014年20期

⊙张根云[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深圳 518001]

作为明清之际的古文大家，魏禧一生酷爱《左传》。同时，由于他生长于王阳明存神过化之地——江西，因而极其仰慕阳明之学问与人品。他在中国儒学史上、散文史上，第一次将《左传》与阳明心学融为一炉，熔铸出一套独特的遗民“救世”学说。无论在《左传》阐释史上，还是心学接受史上，魏禧的《左传经世钞》都可谓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并不倚重《左传》这部儒学经典，那么，是什么促使魏禧把这本不相关的两者紧密关联在一起呢？寻绎历史的脉络，窥探魏禧著述的本旨，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明代灭亡的原因与王阳明心学

明朝灭亡以后，一些儒者反思理学与亡国的关系。顾炎武将阳明心学比作魏晋清谈，以之为亡国祸端，并进而对理学发起激烈的批判。魏禧在天崩地裂之际，也考察道学与国事的关系，但他所见却与顾氏有异。他说：

国家之败亡，风俗之偷，政事之乖，法度纪纲之坏乱，皆由道学不明，中于人心而发于事业……然世儒之谈道学，其伪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疏、狭隘、弛缓，试于事，百无一用。即或立风节，轻生死，皎然为世名臣；一当变事，则束手垂头，不能稍有所济。于是天下才智之士率以道学为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学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来儒者之耻。①

在魏禧看来，国家之亡，并非因为士人崇尚道学之故，而正是因为士人不明道学的真谛所致。明儒所讲道学，完全舍弃事功，因此难免迂疏狭隘，不能见诸实用。魏禧认为，这是自理学成立以来，儒者最大的耻辱。宋明诸儒中，只有阳明才真正洗刷了这种耻辱。他“以道学立事功”，乃是真正完满的儒者理想人格的体现。作为一代理学宗师，阳明的道德之所以卓越，乃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道学运用于实际的政教活动中，建立了宋明理学诸儒中最为卓著的事功。所以，如果能将阳明的道德与事功如何紧密结合的情形阐发出来，也就找到了亡国之由，并进而明确了当下的拯救之道。所以，魏禧把这看作是其学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魏禧看来，阳明“以道学立事功”，主要表现为其“思虑周密，能通权达变，以合于道”，堪称“三代后第一流人物”②。阳明对权术的态度与宋儒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像程朱一样避讳谈及权变的问题，尤其是在平定宸濠叛乱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欲济天下之难，而不操之以权，是犹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③从学理上说，阳明强调“良知”的“变易”性质。④阳明的学术与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因此，非常规的情境自然受到他特别的关注，在这一点上，他与程朱确实不同。阳明对权谋的态度在明代后期的士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喜欢纂述古人权变、用智之事，于是出现许多相关著作，如姚文蔚《省括编》、樊玉冲《智品》、钱继登《经世环应编》等等。魏禧的《左传经世钞》也可以算作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

切合明代后期边疆多事的局势，儒者对于谈兵的热情很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魏禧所喜好的阳明公移集《别录》在明末已经被人当作兵书。⑤魏禧在明亡之前也和许多儒者一样，热衷于言兵论战，而且这种学术兴趣终身没有衰减。他在其军事著作《兵迹》中逐一列举古今兵事中运用智谋的典型事例。这里就包括阳明运用诈术的一些例子，比如“：宸濠聘王守仁，守仁遣弟子裒衣博带，貌为迂儒，说以王道，侦其反情，则以儒为。”⑥又如“：王守仁间士实使谍阴以书藏其室，故向宸濠泄而搜之，则故漏之巧。”⑦可见，在魏禧看来，阳明绝非迂儒，他以智术为良知之发用，在与宁王的军事斗争中，无时无地不在运用谋略，体现出过人的智慧。

由于阳明定乱的事功与其权谋联系在一起，所以，自其死后就不断有人予以指摘。与魏禧同时的彭士望曾说道：其时有人“于阳明则目之为奸雄，为异教”⑧。对于这种攻击，王门中人自然而起予以辩护。到明清之际，与魏禧一样钦慕王学的学者，如李、唐甄等，皆推重阳明的权谋。不过，比较起来，在对阳明的辩护当中，魏禧的议论文字最多。

阳明的权谋论是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由于具有特殊的遗民身份，且面临严峻的时局，魏禧也对“智术”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天下庸才万数，悖理蔑义弛之才又所不取。非有反经合道、破千古拘牵之见，骇天下儒生俗吏之耳目，其何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乎？”⑨他之所以提倡“反经合道”，正是立足于当时变乱的世道，以拨乱反正为目的。

二、世变与《左传》

从明亡后直到三藩叛乱平定的二十多年里，魏禧时时处在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当时，江西大约是全国战乱最多的省份。魏禧的《左传经世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写出来的。他自述此书写作意图道：

经世之务，莫备于史。禧尝以为，《尚书》史之大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尝观后世贤者，当国家之任，执大事，决大疑，定大变，学术勋业烂然天壤。然寻其端绪，求其要领，则《左传》已先具之。盖世之变也，弑夺、报、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极……禧少好左氏，及遭变乱，放废山中者二十年，时时取而读之。若于古人经世大用，左氏隐而未发之旨，薄有所会，随笔评注，以示门人。⑩

可见，魏禧之所以选中《左传》来阐发其遗民经世学说，主要是因为《左传》所记录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变乱最集中的时代。不言而喻，魏禧自身所经历的满清代明的大变乱，在《左传》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记录。所以，此书的写作，直接的诱因就是国变，是国变促使魏禧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阐发《左传》所蕴含的经世思想。换句话说，他决心立足于当下的现实，从史学经世的角度揭示出《左传》的“经世大用”，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对于“御变”的直观的方法启示，试图指导他们通过“达其变”来御其变。贯穿于整个《左传经世钞》中的这一“变”字，寄寓了一位遗民学者面对朝代变更、民族危亡的现实的切肤之痛，以及欲为后世提供应变之方的良苦用心，从而使这部著作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魏禧之侄魏世杰在《左传经世钞跋》中称魏禧经历“大变大故”后“，无不于左氏相触发，以得古人深心大略于不言之表，然后知《经世》一书，非必于左氏得之，而特于左氏发之。”⑪由此可见，此书乃魏禧在国变后，身为遗民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明代灭亡，对于许多儒者而言，不啻是天翻地覆、亘古少见的大变乱。《皇明遗民传》卷四载“：甲申之变，烈皇帝崩。禧日哭临县庭，居则愤惋叱咤，如不欲生，谋从曾应遴倡义复仇不果。”⑫作为遗民，遭遇这样的乱世，魏禧的内心十分沉痛，如何来应对这一局势，是他时刻思考的重大问题。于是，他找到了《左传》这部有益于济变的史学巨著。

针对唐代博士弟子学《左传》时只知记诵名物训诂的弊端，魏禧指出：“善读书者，在发古人所不言，而补其未备，持循而变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贵也。”⑬在魏禧看来，经生读《左传》，不知思考古人行事之来龙去脉，不讲致用，其实就是他们不懂以史学的眼光来看待《左传》。据魏禧观察，明末士子大多不读史书，不关心时务。他说：“国家承平久，士习帖括，轻史学。”⑭明代的灭亡，在他看来，与此弊有极大关系。

对于历来人们解读《左传》时所存在的这些偏差，魏禧力图予以纠正。他首先要超越《左传》中经学的研究传统，不再纠缠于记诵训诂，因此他开宗明义，强调“经世之务，莫备于史”。其次，在他看来，“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⑮道学家过分强调明理的重要，而忽视了适用的问题，只重道德，轻忽事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左传》的经世之用，一直受到埋没。这是道学不明的表现。鉴于此，魏禧决心将这一点揭示出来，以补救理学的偏弊。他自言：“禧于左氏之文，以为足致实事者十常七八，故笃好而深嗜。”⑯因此，在对《左传》的评语当中，他经常借题发挥，揭露理学不重实用的弊病。总之，适用和经世的目的决定了魏禧将《左传》定位为史学。

魏禧对阳明学术和事功的独特认识，尤其是对其通权达变品格的敬慕，促使他在解释《左传》时注意与阳明的心学观点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这里，正是世变促成了《左传》与阳明心学的结合。

三、“经权互用”说

宋、明两朝皆遭到外族强大的武力入侵，并最终灭亡。受到亡国之祸的刺激，魏禧对于宋儒反对行权的迂腐之论多有批评，在《左传经世钞》中屡借宋代旧事以影射明朝之亡。他谈到《左传》文公元年载楚成王遭太子之弑时，借题发挥，联想到宋文帝、隋文帝之祸，进而对胡寅论杨广、杨素之事提出批评。他说：

季友以一言而诛叔牙，国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见参也。使如胡氏之说，从容会议，则广、素之谋合而反噬之势成矣。金人云：“待汝议论成时，我已过河。”真可为儒者一大针砭也。⑰

此论借宋喻明，暗含家国之痛。满清之兴，而明人不觉，儒生空谈心性，实为误国之始，故魏氏讲求经世实学，赞赏吕端能断大事，季友能诛叔牙，慨叹中国与异族交锋之际，智谋、权术不可不讲。

尽管魏禧对宋儒多有指摘，但他毕竟私淑阳明心学，因此，在探讨权谋的问题时，他始终不忘记考虑君子与小人的分别。他说：

术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恶。故明智近于变诈，深沈近于奸鸷，果断近于残忍。辟之刀剑，贼杀人者此刀；兵杀贼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则操贼之刀可以卫民；不善用之，则操兵之刀即以作贼……盖忠信之人，患其无刀，不忧其作贼也。⑱

处变定难当用智术，君子善用之，可以济事，小人则不可用。此论显然是对阳明观点的发挥。阳明曾说：“夫权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⑲同样是行权，但君子与小人的结果截然不同，前者善而后者恶。为了赋予行权以道德上的合理性，魏禧在《日录》中不厌其烦地讨论君子与小人使用智术的区别。他说：

处一事一物之智，有君子与小人毫无异同，细论其心，亦是一样处，然学者必须见得大源流。君子之智，毕竟从大体明通中出来；小人之智，毕竟从大体狡诈中出来。⑳

魏禧认为，用智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之智出于明通，小人之智出于狡诈。这与阳明的说法是一致的。不过，他对于阳明之教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说“：君子得小人之术则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术，而慎毋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㉑可见，在魏禧看来，君子与小人之智各有所长，因此，他主张君子不但要有明通之智，而且也不妨学习一点小人所擅的狡诈。

这种破天荒的观点难免让人惊诧。因此，魏禧与其诤友——程山学派的谢文曾进行过反复争辩。对于谢氏所谓“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术”的观点，魏禧不以为然。他说：

如温太真批钱世仪，涕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诈术，求之古君子中，未尝有此。然太真不如此，则贼不可平，国不可保。先生以为此时但当用君子之才智，而宁以国事之成败归于天；宁用小人之术，而使国之成败操于人乎？夫其成败操于人者，固莫非天命，然谋国者不可有天命一言在胸。㉒

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魏禧反对听天命，而主张以人力挽回之，为此，可以不惜像温峤一样使用诈术。他进一步解释说：

大约君子处国家大事，有决不可用小人之术者，若卫鞅虏公子，韩信背郦生破齐之类；有可用小人之术者，如温峤之于王敦，王曾之于丁谓是也。盖时方平缓，则尚德义，立威信，虽君子之智术，有所不事。时当危迫，君子之智术有不能济，虽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共见于天下矣。

这里明确宣称君子可用小人之术，这是阳明也不曾发出的议论，似乎大有突破名教框束的嫌疑。魏禧也自知其议论会遭到质疑，所以他强调说“：弟意专为君子之拙直束手者而发，而语不能不失之偏驳，诚有如先生所云贻害后辈。既思语不偏则意不出，终无以告君子。”因此，他希望“读者以意逆志，知此语原为君父发”，从而能够体会到其持论的良苦用心。

谢文在给魏禧的信中指出，他能理解魏氏“于万难措手时亦不肯仅以一死谢乃责，必迫而为诡怪奇险之行，以冀一当，实非借用小人”的“至性苦衷”。㉓但谢氏认为豪杰与儒者还是不同的，“豪杰所恃者天才，儒者则全资学力”。在他看来，温峤属于豪杰之流，其举动“固未可尝试”，而且儒者也学不来。对于魏禧所推崇的善于行权的阳明，谢氏也有议论道“：大儒中最有才智者，莫如王阳明先生，醉批钱凤，或肯为之，至于涕泣辞敦，想王先生亦少此副急泪也。”对于魏禧所不避讳的“小人之术”，谢氏始终有一种担心。他说：

且古人出奇之智，亦非印定谱子，盖以警惕之神明，当局势之危迫，忽尔迸露，恰当机宜，不容毫发增损、设后先。其时即有不同，用者倘劳于模拟，机锋钝滞，不但画虎类狗，为世所笑，正恐奸人窥破，事更深其决裂矣。

所以，他虽然同情魏禧的权谋之说，但还是回归到程、朱的立场上，坚持认为：“可立可权，要须立先而后乃言权也，故《论》《孟》所载，皆圣贤经常语耳，而出奇履险之说，未有闻焉。岂圣贤犹有不能权欤？盖权者一时之偶然，笃于立而明于经者，亦自有不期然而然。”事变无穷，无法预测，儒者应当立常、守常，而应对特殊情况的措施不当拿来讨论。由此，谢氏就将行权的问题归于虚无。

但是，读了魏禧的《左传经世钞》以后，谢文也深受启发，作了《左传济变录》。此书序文后有方愚者（方以智）评曰：“合凝叔（魏禧）《经世》（按:指《左传经世钞》）读之，体、用全，立、权备。二书如左右手，不可偏废。”㉔

与魏禧同时，王夫之全面吸收了汉儒与宋儒的说法，提出经权合一的主张。他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经权关系，一方面，“就心德学问言之”，他赞同程子的“权即是经”；另一方面，他认为“反经合道，就事上说。”㉕魏禧赞同汉儒的“反经合道”说，正是从事上说，而非从心性本源上说。不过，从心术的角度来说，魏禧并未忽略宋明理学家的立场。他论经权，兼采汉儒与宋儒之说，既考虑义理的因素，也考虑事为的因素。因此，魏禧提出“经权互用”的主张。他极其钦佩《左传》所载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即位时的言辞，认为悼公此言“经不近迂，权不伤诈”，可谓“经权互用，刚柔并济”。㉖

总之，魏禧的经世之学，着眼于“御变“”济变”。在魏禧看来，清室入主中原，是凭借武力获得成功的，而夷夏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异族统治不可能长久。作为遗民，他坚信复仇的星火不会熄灭，终究会形成燎原之势。所以，他一再强调造就人才，薪尽火传。他曾说“：盖为祖宗延一日之统，犹愈于其遽绝也。”㉗坚定的遗民立场和故国情结，使他在企望太平之余，总能居安思危，不是为新朝计，而是为万民计。只有充分考虑到他所处的地域环境的独特性，我们也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何在那个年代的遗民学者中，独有魏禧那样不厌其烦地宣扬其智术说。

① 魏禧：《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05页。（本文所引魏禧诗文，皆出此版本。）

② 魏禧：《读宋李忠定公集》，《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40页。

③⑲ 王阳明：《寄杨邃庵阁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0页。

④ 阳明说：“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见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⑤ 明钱云“：兵家之言……莫大于阳明之《别录》。”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影明崇祯刻本《萧林初集》卷七《萧林藏书记·子部二兵家》，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版，第6辑第28册，第116页。

⑥⑦ 魏禧：《兵迹》卷二，《丛书集成续编》影印，《豫章丛书》本，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6页，第87页。

⑧ 彭士望：《复宋未有书》，《耻躬堂文钞》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版，集部第52册，第13页。

⑨ 魏禧：《与胡给事书（代）》，《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1页。

⑩⑬⑮ 魏禧：《左传经世叙》，《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7—368页，第368页。

⑪ 魏世杰：《左传经世钞跋》，《魏兴士文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版，集部第4册，第290页。

⑫ 佚名朝鲜人著：《皇明遗民传》，民国二五年北大影印如皋魏氏藏钞本。

⑭ 魏禧：《史学提要序》，《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