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臻[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250014]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是汉魏晋辞赋史上京都大赋的代表作，其结构宏大，辞藻富丽，铺排夸饰，体现出了极高的文学水平，为萧统《文选》收录。若从规模、篇幅上看，同时代的其他赋作少有出其右者。但此三篇并非纯文学作品，蕴含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一、京都赋的政治意图及写作思路

因为描写对象——京都的特殊性，三篇京都赋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比如班固作《两都赋》有着东汉初年定都之争的背景，班固之前的杜笃已有《论都赋》涉及此问题，其倾向是重长安轻洛阳的。班固反其意而行之，《两都赋序》有云：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 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张衡作《二京赋》，其写作动机《后汉书》本传记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至于左思《三都赋》，亦是“歌颂大统一的历史趋势的崭新意图”①。虽然三者略有不同，但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是确定无疑的。

三文的写作思路也是一致的，都是在前篇中以文学手法对各都市极力渲染铺排，然后与后篇形成对比以抑前扬后。《两都赋》《二京赋》是抑长安扬洛阳，《三都赋》是抑吴蜀二都扬魏都。刘良评班固《两都赋》云“：先作《西都赋》，极陈奢丽，后作《东都赋》，盛陈法度以折之。”②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亦云“：前篇极其炫耀，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二赋犹雅之正变。”如许结先生所说，此皆明《西都》惩于西京奢丽而寓讽意，《东都》则盛赞“中兴”之美，以表“王者之风”。③很明显，班固的这种思路为张衡、左思借鉴。在赋作结尾，班张左三作分别设有西都宾于东都主人、冯虚公子于安处先生、吴蜀二客于魏国先生之客屈服于主的情节来表明作者的褒贬抑扬态度。此种思路，正是为作者的政治意图所服务的。

二、商贾侠士的政治内涵

三篇京都赋内容包罗万象，气势宏大，尤其是对于作者实要贬抑的长安与吴蜀二都的描写，极尽铺排、渲染、夸饰之能，内容涉及都城的地理位置、宫殿建筑、城市建制、狩猎场面、宴会游乐等等。此即为上文何焯所言之“前篇极其炫耀，主于讽刺”，形成了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疏离与矛盾。但在对长安、吴蜀二都的这种似褒实贬的描写中，另有一商贾侠士与上所列之各方面不同。当然，商贾与侠士亦是以铺排、渲染之笔调写出，但不仅如此，其本身的属性使两者带有了更直接的政治内涵，并且其政治内涵与整篇赋作的政治属性、写作思路是一致的。

先看三篇作品对商贾侠士的描写。班固《西都赋》有：

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张衡《西京赋》有：

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悍豁，如虎如。睚眦虿芥，尸僵路隅。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

左思《蜀都赋》有：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

《吴都赋》有：

开市朝而并纳，横 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 。 衣 服，杂沓萃……富中之 ，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

作者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借助商贾之富裕与侠士之豪气来表现京都的繁华、生机。其行文亦是一种赞扬的笔调。但这与政府对商贾侠士的实际态度恰恰是相反的。这从同样是班固所作《汉书》之《货殖传》与《游侠传》可以看出。

《货殖传》中，班固先从上古三代说起。上古三代在各方面均成为后世统治者之治世理想，后世莫不以此为标准。三代之世风为“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等到了周室朝廷，衰微，礼法堕落，“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至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于是班固列诸贾之行事“，以传世变云”。从这些叙述中，班固或者说是政府对于商贾的态度已甚为明了，如传末之言“：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看传中所记各商贾之事，皆富可敌国、拟于人君。

其实汉朝也切实推行了诸多“重农抑商”的政策，《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之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汉武帝时也推行算缗告缗令，限制富商大贾势力。

《游侠传》中，班固亦从“古者天子建国”说起：“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至周室衰微，战国力政争强，列国养士之风起，代表即为战国四公子之徒。此时班固对其评价已经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至于汉兴，因“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故此风仍然存留。在此班固所举为陈、吴濞、淮南之例，此皆因谋反罪而伏诛之人，实暗含对任侠之警惕与戒备。对此之评价，班固言：“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看传中所记事例，确如班固所言，游侠多不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随意杀人复仇，无视政府法律。且他们的势力亦危及政府，而政府对其打击亦可谓严酷，仅传中所列遭诛杀族灭者就有数处。

从以上可以看出，政府对商贾侠士采取戒备、压制之态度，不仅汉朝政府如此，几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会如此。这跟商贾侠士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之《西汉初年之社会》一节中认为，农民因赋税徭役之负担过重“，出卖耕地或出卖妻子乃至于出卖自身，成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否则亡命。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一得其财富，一得其权力）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并且观班固史传之语，似亦暗示两者皆有扰乱社会之弊，如《货殖传》“：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游侠传》“：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由此看来，两者分攫原属政府之财、权二势，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确实是重大不稳定因素，是统治者不想看到的，至少是对其有所戒备的。

正是如此，反观京都赋中对商贾侠士的大力渲染描写，便知作者在内容安排上的意图了。此商贾与侠士内容的选择，亦是抑彼扬此、似褒实贬手法之一种，可知商贾侠士非作者随便而写，实别有用心。虽然在三赋中均是以赞扬的语气来描述，但若结合政府政策，这其实是在暗示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间接地传递此处不宜定都的信息。与单纯以铺排渲染之文学手法达到抑彼扬此的政治目的相比，商贾侠士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具有更直接、明显的政治内涵。所以虽然班固在《汉书》与《西都赋》中对二者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其实并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赋作中商贾侠士二者在行文中皆是相连出现，更让我们相信这是作者意识到了二者的共同政治内涵而有意如此安排。

翻检《东都》《东京》二赋，其中未涉及此两项内容，但这并不代表洛阳没有这两种人。《汉书·游侠传》有明确记载，剧孟即为洛阳人，为当时远近闻名之“大侠”，洛阳作为一国之都，又怎会没有富商大贾：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不能说。因为这关系到政治理念、社会稳定的大局，若大书特书都城洛阳内商贾之拟于人君、侠士之目无王法，岂不适得其反？所以赋作中描写洛阳的部分必须对此绝口不提。

左思《三都赋》的情况略有不同，《蜀都赋》《吴都赋》中有对二者的大肆铺排渲染，其作用即如上文所说。但在作者所要真正赞扬的《魏都赋》中，也有对于城市市场的描写：

若比较吴蜀二都与魏都的描写，其叙述笔调是极不一样的。吴蜀二都赋中是毫无节制的铺排，行文肆意，但魏都赋体现出了一种醇厚之风，让人感觉秩序井然，繁华而不奢靡、放荡。尤其像“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 ”之句，与吴蜀之“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 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场面。《魏都赋》关于市场的描写纯是为了表现魏都的繁荣昌盛，没有丝毫贬义。

三、结语

京都赋虽名为赋，且文采斐然，但若从创作动机上来看并非是纯文学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在立意、谋篇上所反映出的政治意图，像商贾侠士这样细小的文章内容的取舍与布局同样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以文学来反映政治、参与政治，这大概与当时人们对辞赋这一文体的文学观念有关。在《后汉书》《晋书》三人的传记中，都提到了三篇京都赋的创作。《后汉书·班固传》中全文收录《两都赋》；《张衡传》开篇即提及《二京赋》的创作情况，只不过因“文多故不载”；《晋书·文苑列传》有关左思的记载，主要就是以《三都赋》的创作为中心。能够列入正史与谈论经世治国的奏章同列，流传千古，足可见当时对于京都赋的重视程度了。④这或许也正是萧统编纂《文选》时将此三篇列于全书之首的缘故吧。

① 韦凤娟：《论左思及其文学创作》，《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②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一注引。

③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④ 从班固、左思等人之赋论中可更直观体现这一点。前人于此论述甚丰，故不复赘述。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刘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