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 杰[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4]

边缘人群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诸多书写边缘人群的小说以底层叙事的模式大量涌现。这些小说剖析了社会边缘人群异样的人生际遇和严酷的生存状态。以中篇小说见长的河南女作家傅爱毛，她的小说大多在探讨社会边缘人群在狭小而具有隐喻性的生活空间中的生存困境、心灵突变和人生百态，并试图探讨人文关怀和爱对边缘人群的抚慰或拯救。本文以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三部中篇小说《长在眼睛里的翅膀》《天堂门》《嫁死》为例，来分析傅爱毛小说中的隐喻空间、边缘人物和底层叙事，并以期探寻小说文本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可行性因素。

一、隐喻空间：人生无法逃离的生存困境

傅爱毛的小说没有宏阔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细腻的自然环境描写，她的小说只是简洁地写出人物的活动场所，小说空间和人物的生存场域总体上说是边缘化的。小说的社会背景和自然描写看似缺失，其实并不虚无，而是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着那些生活在边缘化角落里的人。傅爱毛的小说空间总是陌生化、边缘化并与世隔绝的。这种小说空间不是传统小说中所描述的城市或乡村，在这种空间中既没有真正的城市繁华喧嚣，也没有纯粹的乡村宁静自然，而是城市里被人遗忘了的边缘角落或乡村中生存的恶水穷山，通过这些边缘角落构筑出了人物命运的大舞台和生死场。

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中篇小说《长在眼睛里的翅膀》中的杨大手生活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和胡同里，他收养的二毛也是从遥远的河南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小说里的城市并没有具体的描写和象征，城市空间成了一个微观的隐喻空间和空洞的能指符号。

当胡同里的人知道二毛患有艾滋病时，各种歧视和伤害便接踵而至，杨大手只能寻找另一个能接纳他们的生存空间。“人们路过他和孩子呆的地方都远远地绕着，他和孩子孤零零地呆在那一片空地上，除了承受人们恶意地投掷而来的碎砖烂瓦，连一分钱也别想赚到了。于是，他只好带了孩子离开，辗转到城市西北角的一条更深的胡同里落下了脚。”①杨大手只不过从一条胡同挪到另一条更深的胡同里，这是为了求生的一次空间“转场”。胡同成了人物生存的一种有形的隐喻。小说营造和叙写的这种空间，如柏拉图式的“洞穴”寓言②，生活在胡同深处的杨大手和二毛如同被囚禁的犯人一般。胡同如同洞穴一样，成为人异化存在的一种生存空间。杨大手是唯一一个能带孩子逃离“洞穴”的人，洞穴外面的上海在孩子心目中是唯一能治好艾滋病并拯救他的天堂，而孩子却死在了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其实上海也是一种“洞穴”式的幻境，事实上，上海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目前根本无法治愈艾滋病。去上海医病是孩子的一种彼岸追求，尽管彼岸是一种虚无。因此，重要的不是抵达彼岸，而是追求本身，即便是生命陨落在追求的路上。

傅爱毛另一部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中篇小说《天堂门》里的端木玉，生活在现实和网络两个不同的空间里。这种不同的场域既是人物掩饰身份的场所，也是造成其异化生存的庇护之地。她所工作的殡仪馆的尸体化妆间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如同在天堂和地狱间自由出入的一个闸口或者一道门。这也是小说主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隐喻空间。

在殡仪馆的遗体化妆间里，她的身份就是端木玉，这个狭小而孤寂的空间成了她安身立命的唯一场所。尽管在这里没有几个人认识她，那些已经逝去的冰冷面孔更不会看她一眼，但是这个空间却成了她身份认同和获得成就感的唯一场所。在人世间的广阔天地里，包括她曾经温暖的家庭，都无法认可她的身份和职业。她是一个被看似温暖的社会所抛弃了的人，因此，只有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狭小的冰冷空间无怨无悔地接纳了她，让她更加感知和理解到了人情冷暖和生死忧伤。

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世界是端木玉工作之余寻求人间温暖的一个陌生化场所。她的情感依托这个虚拟空间而存在，包括她的爱情和亲情。她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寻找原本存在于人世间的幸福和快乐。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世界接纳了她，使她获得了一份所谓的虚拟爱情。尽管这种爱情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足以安慰她那孤寂而受伤的心灵。

小说结尾接纳端木玉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活人的空间，是小巷子里瘸哑扎纸人的出租屋。这个狭小的租借的空间成了他们相识、相爱和生命延续的唯一空间，也是她得到人生幸福和快乐的唯一场所。这是一处在城市边缘和角落里而又不被城里人所重视的空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民窟，但只有这里才是端木玉最好的归宿。这种归宿既可以安置她那并不美丽的容颜和已经逝去青春的身体，也可以安放她那在孤寂中需要着陆的灵魂。

在已经被拍摄成电影《米香》的中篇小说《嫁死》里，主人公米香的空间位移是从四川山寨到豫西瓦房沟，最后又回到她那熟悉又陌生的家乡。米香是一个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她从四川山寨千里迢迢来到豫西瓦房沟就是为了“嫁死”而获得煤矿的赔偿金。最后，她一无所获地回到故乡，则有深深的隐喻意味。二次回归故乡也许是她人生的正道，尽管这种回归异常耻辱和艰难。这是她经历了生死别离、痛定思痛后无奈的选择和最后的归宿，也是她人性中美和善的回归和彰显。

对于小说里的王驼子而言，他的生存空间就是“洞穴”式的煤矿和米香给他的那个温暖的家。这种残酷与温馨、生与死的对抗空间，成了王驼子唯一的生存希望。最终，王驼子没有走出洞穴一样黑暗深邃的矿井，他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井下。

傅爱毛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总生存在“天堂”、人间和“地狱”这种或显或隐的边缘和夹缝地带，这种空间存在往往是以家园的失落为前提的，人们都是一群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无根飘零的人。强烈的家园意识使他们总想回到难以回归的故乡。正如尼采所说的德国人那样：“战战兢兢地四处寻找一位向导，由后来者把他带到早就失落了的故乡，因为他几乎再也不认识回归故乡的路径了——那么，他能做的只是倾听狄奥尼索斯之鸟的充满喜悦的迷人叫声，这鸟正在他头上晃悠，愿为他指点返回故乡的道路。”③无疾而终的荒诞历程、空间转换和家园回归意识，其实都无法安置他们流浪的心。所以，傅爱毛的小说空间中强烈的象征与隐喻意味，表现出人们无法逃离的生存困境。

二、边缘人物：生死牵绊下的身份转换、内心挣扎与人性拷问

傅爱毛小说中的人物由于身体疾病、残疾或先天性缺陷，遭受到人间歧视和精神孤寂。他们是边缘人、局外人和零余者。他们在身份丧失和转换中进行艰难的肉体挣扎与心理抗争，以期最终获得身份回归和他者认同。他们以卑微的行动来追寻和证明普通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生尊严。这种内心抗争凸显出人伦伦理失序与罪恶笼罩下的人性拷问。

傅爱毛小说里的主人公多以残疾或缺陷的面目生存在人世间。他们是一些有先天缺陷或后天残疾和患病的人，他们或是因为丑陋的容颜，或是因为残疾病痛的身体遭到社会的鄙夷。这种身体缺陷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丧失。这种身份迷失绝对不是自我的放逐或有意迷失，而是社会境遇对个人生理和心理造成的一种伤害。正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

《长在眼睛里的翅膀》里的扬大手是一个没有腿脚的残疾人，是用手在大地上行走的修鞋人，捡来的孙子二毛则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他已经习惯了被人喝骂，被人斥责，被人欺辱。”④杨大手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被人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天堂门》里的端木玉因为相貌丑陋找不到工作，谈不了恋爱，她是一个被社会抛弃了的边缘人，这从身份迷失后的挣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名叫端木玉的尸体化妆师，在午夜她又是一个叫“子夜丁香”的网络女人，她在酒吧接受陪聊时还有一个名字叫“月亮鹦鹉”。这三种不同的名字代表了端木玉的三种不同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合起来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的人物——端木玉。端木玉的虚拟称谓和身份体现出了她内心和精神的孤寂。亲人的遗弃和社会的歧视成了她身份转换或迷失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同的身份转换表面上有着狡兔三窟式的狡猾和伪善，其实无不是主人公对其遭遇和内心受伤的一种规避和自我保护。这也体现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的生命挣扎与命运坎坷。

傅爱毛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歧视中变得异化并迷失自我，而另一些人却在残酷的人世寻找边缘人的生存尊严。《嫁死》里的米香的异化来自金钱，来自世俗的社会，而使米香得以改变的是王驼子纯真、淳朴、善良的爱。爱是拯救这个堕落世界唯一的一剂良药。王驼子对皮娃子和米香的爱，成了拯救米香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她获得人性尊严的唯一感化力量。在小说《天堂门》中，端木玉放弃了网恋而在现实生活中真真正正地与扎纸人的聋哑男人结了婚，她所获得的不仅是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她也获得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女性应该有的正常归宿和尊严。她在生死夹缝地带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生存的意义。

生命与死亡是傅爱毛小说中的一个较为常见并引人注目的母题。傅爱毛的小说中，关于人物生死的表述，与其说是生死相对，不如说是生死变奏，生命与死亡在纠结与牵绊中交织出现。傅爱毛的小说在生死背后有着人间大爱，既表现出爱的自私，又能使爱得以升华和超越，体现出人物情感的转变过程。

《天堂门》里的端木玉、扎纸人的聋哑瘸腿男人、患有艾滋病的“非常3+1”，他们都是生活在生死边缘和生死夹缝中的人。端木玉作为一名遗体化妆师，她接触的不是世间活人，而是即将走进阴间的死人。她活着的意义与活人无关，她活着是为死者服务的。端木玉几乎每天都要和死人打交道，他们的遗体让端木玉多了一份对命运的猜想、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她对死亡有了一份别人无法理解的深度。扎纸瘸哑人以制作各种精美绝伦的纸扎用品而存活于人世，也是一个为死者服务的人。“非常3+1”则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艾滋病患者，死神与他形影相随，随时都可能带他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用法国导演让·谷克多的话来说，他是“一只脚踏进生里，一只脚踏进死里”⑤的人。

在小说《嫁死》中，米香为了解决傻儿子皮娃子的后顾生活之忧，竟然一直期盼着王驼子暴死矿难，这样她就可以获得一笔抚恤金。最后，她不再希望驼子死亡，而是打算和驼子好好过日子的时候，驼子却真真切切地死了。这对米香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悲剧。米香对皮娃子的母爱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生命为前提的，母爱的纯真与自私在米香身上有了充分的体现。正如小说中的叙述：“一想到自己死了以后，皮娃子要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界上，不是饿死，便是冻死，米香就感到心痛欲绝。她想，若是不把皮娃子的一生安置好，自己怕是死也不会瞑目的。”⑥

米香为了儿子的未来和幸福，想以“嫁死”的方式获得一笔抚恤金。她刚开始无法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深重的罪恶，而这种罪恶以母爱的名义获得了天经地义的合法地位。最终，米香被驼子的真情所感动。让米香心灵发生转变的不是来自西方宗教式的救赎，而是东方伦理文化中发自内心的真善美的外化，让罪恶得以熄灭，让人伦重新回归。

三、底层叙事：线性的视像心理化的悲剧美学书写

傅爱毛的小说一般选择单一的叙事角度和视点，线性的叙事结构，不像很多后现代小说的多视点、多角度的复调式叙事和环形结构。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冷静和真实，消解了第一人称的随意和自我，更容易表达主人公的存在、生存环境和心理诉求。《长在眼睛里的翅膀》里的视点就是主人公杨大手；《天堂门》就是以端木玉为核心和叙事视点展开小说叙事的；《嫁死》是以米香的动作和心理为叙事视点和叙事线索的。

傅爱毛的小说也很少有梦境、幻觉、想象等插叙叙事，基本都是按照故事发展的流程交代故事，以时间顺序娓娓道来。这种单一视点和单线条的线索，成为底层叙事常用的手法和策略，这也为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明确的情节和清晰的视点和线索，更有利于成功拍摄纪实化风格的底层叙事电影。底层的艰辛在傅爱毛的书写叙述中有了别样的画面效果，这一切为电影文学剧本的改编提供了可能，也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现实依据。

傅爱毛的小说具有视像化“向内转”的心理叙事方式。“向内转”是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文学命题，是指文学回归文学本体和本位，从外部环境诸如政治等话语和思想模式中挣脱出来，获得文学自我的解放和独立。而现今意义上的文学“向内转”是指叙事脱离了低级的客观描写，而是更善于以独特的视角和个人化的表述书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由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可以说是矿难题材电影的一种典范。同样是写底层叙事矿难题材小说，刘庆邦的《神木》更多以人物行动来体现人性的情感转变，而傅爱毛的《嫁死》更善于书写女性心理的善恶改变。《神木》里的孩子王风如同《嫁死》里的王驼子，他们都是别人想获取高额赔偿的目标。不同的是，《神木》里两个杀人犯唐朝阳（张敦厚）和宋金明（赵上河或王明君）从一开始就以诱骗社会青年进入煤矿、然后在煤矿杀害他们为手段制造矿难假象；而《嫁死》里的米香似乎以委屈嫁人的方式等待对方的死亡，她的罪恶仅仅存在于心理，并没有体现在行动上。《神木》最终的结果是王明君情感发生了变化，人性复苏，自杀在矿井里，拯救了王风；《嫁死》中米香受到王驼子的真情感化，放弃了心理的私欲邪念。主人公米香的转变是内心书写，在电影表述中是以一系列的动作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构成了人物的主要活动空间，这也是剧情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小说中的描写才有了改编的可能。当书写叙事的小说变为一种兼具书写叙事和演示叙事的影像叙事时，小说的主题内涵通过另一种语言符号体系——声画系统得以充分再现或表现。

傅爱毛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与悲剧美学色彩。底层叙事总有强烈的人间关爱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总是有着深情地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关怀，是对身体残疾的人、行将死去的人或者已经逝去的生命的一种关爱。这种关爱在本质上具有一种悲剧意味和悲剧色彩，也是人生存困境的一种表现。《嫁死》中米香的悲剧来自自我内心无法诉说的心境，她的悲剧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昭示。

同样是写人的悲剧命运，广西作家鬼子的小说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把人的命运一步步逼上绝境，譬如《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和《上午睡觉打瞌睡的女孩》等。而傅爱毛的小说在书写人物命运时，更多凸显人物命运中与其性格和初衷相背离的地方，进而书写人性中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和斗争。这种叙事本身就具有悲剧意味。

近些年，影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风格。影视作品对文学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小说有具体可视化、可拍摄的环境描写，为人物的出场和生存生活提供具体的环境；也需要塑造更加圆满、立体和真实的人物形象，让观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同时也要求小说的叙事情节和结构更符合电影的情节结构，在语言和表述上，更加具有时空性和造型性等。

傅爱毛小说的空间描写和隐喻、边缘化的人物形象和单视点的线性结构，为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另外，她小说的叙事总以质朴有力的语言书写，影响了电影质朴凝重的纪实风格，成为一种现实人生的生存物语。傅爱毛小说的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为小说的影视化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

①④ 傅爱毛：《长在眼睛里的翅膀》，《长城》2005年第2期。

②[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侯浩元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③[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1页。

⑤[法]让·科克托：《关于电影》，周小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⑥ 傅爱毛：《嫁死》，《长城》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