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伟南[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任何形式的写作和阅读都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其对于社会的揭示和理解也都无法脱离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像美国学者迪克斯坦所说的那样，“艺术存在于种种联系的社会意义之中”①。格非的小说《春尽江南》也不例外。

“现代性”被引进中国以后，“去政治化”的中国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疗愈。“市场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商品化，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合谋。后者在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阵痛期的中国内部，扮演着助产婆的角色。这份阵痛体现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格非的《春尽江南》则力图将这份阵痛视觉化，创造出一幅世纪末的浮世绘。这一方面既体现了作家创作的野心，另一方面也昭示了知识分子振臂一呼的社会责任感。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幅乱象丛生的画景吧。在《春尽江南》中，霸占房子的春霞反倒给从事律师工作的房主普及法律知识、家玉的儿子对于自己的同班同学生病住院感到兴奋异常、姨夫在火车上向自己的外甥女求欢、空气污染可以让人直视太阳；还有，资本家开始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一个被酒色掏空的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就像参加选秀比赛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欲望，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想淘汰所有的人，以便进入下一轮。”②这样的一个图景，实在是给了崇尚现代理性主义的部分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些人所憧憬的美好未来，比如人的普遍自由或者精神世界的大充实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恰恰相反，人们似乎走向了一种自我摧毁，陷入到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困境之中。用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的话说：“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③

关于这种困境，在小说中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本，它们对于这种困境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便是《新五代史》，谭端午对《新五代史》的阅读可以说贯穿整部小说。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很显然是一本衰世之书，书中出现的最多的话就是某某人物“以忧卒”和感叹词“呜呼”。欧阳修通过这本书来对那个逝去的时代长叹，而书中所述和当下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互文关系呢？所以，对《新五代史》的介绍，是小说主题意识的附和，这绝非偶然为之。其次则是谭端午介绍给绿珠的一本小说，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谢》。那么，为何谭端午要提到这篇没有得到普遍重视的作品呢？此处用笔看似随意,却深刻地体现了格非的匠心独运。因为在格非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的邀约》中，他细致地介绍了自己对这篇晦涩艰深的小说的分析和总结，他“认为《布法与白居谢》作为对当时社会精神困境的隐喻，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包法利夫人》”④。

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标杆，代表着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向度。《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诗人谭端午的精神处境显然是恶劣的，甚至可以说，他与这个社会的疏离感在整部小说的人物当中是最为明显的。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地方志办公室去打个照面，然后回到家听听古典音乐，随手翻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并且觉得自己活得很不真实，“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而用妻子家玉的话来说，他正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单位里“慢慢烂掉”。谭端午凡事都不喜欢走在前面，社会越是不需要他，他就越可以心安理得地远离社会，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地滋长，以至于“在政治话题沦为酒后时髦消遣的今天”，他也“宁愿保持沉默”。其实，谭端午的心毕竟是没有死的，他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凑合着与现实世界保持一种亦步亦趋的关系。当家玉拿出美国的法律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也会在心里骂一句“去你妈的美国”。但只是在心里而已，他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知识分子何以这般软弱？何以被时代快车甩到了社会场域的边缘？这里的缘由是复杂的和多元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以一般大众为主体的，并且这个场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和价值取向。知识分子要介入现实世界就必然要拥抱这个市场，这种不得已的必然已经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整个文学构成了无形而有强硬的干涉。关于知识分子的声音愈加无力的原因，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艺术的法则》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权威越来越强大的控制的结果。技术权威通过传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生产的空间中。技术权威的权力，即认识论权威的权力。大部分公民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将授权无条件地授予了国家上层精英。”⑤我想，这种解释也是有其社会学意义的。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本身缺少介入社会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听众正在渐渐减少。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

二、人生的幻灭感

我们可以把幻灭感的普遍存在，作为社会精神困惑的重要症候。透过幻灭感，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的孤独、分裂与异化。幻灭感的最高级表现就是绝望乃至死亡意识的层出不穷。这些，在《春尽江南》中可谓俯首即是。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在格非这部小说中出现的几首诗。首先，书中用较大的篇幅来写谭端午对于牺牲的看法，而其中所有的情绪都凝结在他的这首小诗当中：“没有纪念/没有追悼/没有缅怀/没有身份/没有目的和意义”。在谭端午看来，以前的时代，牺牲者起码可以被象征性地写入历史，而眼下的这个时代，多数的牺牲者都被湮没无闻，他们的牺牲只是“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痛苦与不幸只是成了“偷生者的谈资”。牺牲者所拥有的，只是耻辱。谭端午的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逝去的时代的凭吊，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当下生活丧失意义、归于平庸的不满，乃至愤怒。

第二首则是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士兵之死》：“死亡是绝对的，没有纪念日/正如在秋季，风停息/当风停息，天上/白云依旧。”谭端午想到这首诗的背景，是好朋友绿珠正在给他讲述自己拍纪录片的雄心壮志的时候，也是前不久他刚刚在妻子的包里发现一个满是精液的安全套的时候。这首诗与谭端午所处的背景相结合，昭示出来的悲剧气氛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对绿珠的雄心壮志的冷视与不抱希望，也有对爱情空壳之下的疲惫和耻辱的麻木不仁。

第三首则是中国诗人翟永明的《黄色潜水艇》——“开头我想这样写：/如今战争已不太来到/如今诅咒，也换了方式/当我监听/能听见/碎银子哗哗流动的声音。”用绿珠的话来说，她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好像站在时间的末端，打量这个喧哗的城市，有一种旷世的浮华和悲凉”。“碎银子”是对这个时代最大的“诅咒”吗？我们不得而知。“哗哗流动”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吗？我们不置可否。

《春尽江南》的另一主人公，谭端午的妻子庞家玉是这种幻灭感的重要呈现者。她的积极入世与丈夫的无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大权独揽，“一步都没有落下”，买房子、管儿子、忙工作，可这一切看似充实美好的步骤都无法剥去她的疲惫和绝望。在极具宿命感地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之后，她的遗物居然是《海子诗选》和《西藏生死书》，这巧妙的暗示和隐喻充满了幻灭的色彩。海子的故事不必多说，这个诗人早在1989年就卧轨而死，向社会做了诀别；而《西藏生死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在《春尽江南》中，我们可以看到令人绝望的风景，可以听到令人绝望的对白，可以体会到幻灭感的真实存在，可就是无法捕捉到希望。希望在这部小说中毫无位置，希望与小说的理路格格不入。

三、总结

知识分子的窘困与幻灭感的弥漫，共同营造了《春尽江南》里凋敝的精神气氛。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气氛下，为什么没有抗议？在小说的诸多人物中，谭端午游离于生活之外，他对社会的诸多失望只是在他的头脑中繁衍；庞家玉“一步都没有落下”，试图跟上时代的节奏，却弄得遍体鳞伤，心力交瘁；陈守仁整天心惊胆战，最后被他人所害；徐景阳面对那么多冤枉的葫芦案，只能让自己保持一个“Game心态”。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提出明确的质疑。走向死亡的家玉更是把自己遭遇的一切都归结于命运。或许，这是她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理由。小说中，谭端午的哥哥王元庆倒是常有妙语，说了些发人深省的话，但可惜，他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没有人在寻求解脱和超越，没有人在努力寻求另一种生活，因为他们的精神太过贫瘠，以至一点点安慰足以使他们动容，使他们相信好日子就要来了，好日子正在开始。但安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安慰，都只是暂时的，它只是精神的寄托，而不该是精神的追求。错把寄托当作追求，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之相。在这样的语境下，太多的娱乐和消遣都成了一种逃避，但这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一种反思的逃避。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格非的《春尽江南》才显得尤为重要，它所发出的声音也格外刺耳。不过显然，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

①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③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导言第1页。

④ 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第4页。

⑤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