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爽 黄德志[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有时赏析一部作品，最先吸引读者的不是作品所抒发出的感情、作品蕴含的时代意义或者是作者本人的生平记事，而是文章妙笔生花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等，或许正是这些激荡起了读者与作者之间思想情感的碰撞、交流乃至融合。作品的语言表达是构成作品的基础，也是作品形成的体现，每种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生动的语言艺术。

一、语言的诗意化

施蛰存《梅雨之夕》中语言的诗化性是其鲜明的语言特色之一。语言的诗意化是文学作品情感升华的一把利器，也是引起读者共鸣的一种有效方法。像张爱玲的作品中就有许多被称之为经典并广受读者喜爱和引用的语言，在这些经典中不乏诗化性的语言，例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看完《梅雨之夕》后，如果是初次接触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这种语言特色，读者首先会被其似诗如画的语言所折服，展现了文学语言的又一番别具风格的魅力。

《梅雨之夕》讲述了主人公“我”在梅雨之夕下班之后邂逅一位妙龄少女的故事。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并非铺排式的直叙，而是笔墨大多用在了描写主人公内心自我矛盾的独白上。这些语言的表达又非简简单单的描写，而是通过语言的诗意化传达出一种视觉审美韵味。例如文章的第2段开头：

对于雨，我倒并不觉得嫌厌，所嫌厌的是在雨中疾驰的摩托车的轮子，它会溅起泥水猛力地洒上我的衣裤，甚至会连嘴里也拜受了美味。

用“疾驰”修饰“摩托车的轮子”，用“猛力”来形容“溅起泥水洒上我的衣裤”这一动作，本是雨天发生了泥水弄脏衣服的这一客观事实，但在施蛰存这里却通过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被描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尤其是“甚至会连嘴里也拜受了美味”，笔锋一转，把嘴里感受到的车轮溅起的泥水的味道称之为“美味”，呈现出一种诗化语言的别具风格的审美韵味。

刚走到桥头，急雨骤然从乌云中漏下来，潇潇的起着繁音。

此处，把从天而降的雨诗化成“从乌云中漏下来”，把雨声诗化成“潇潇的起着繁音”，用诗歌中的语言组成了诗化的句子，同时又不乏诗歌的节奏感。

以及文中其他富有诗意化的语言，例如：

1.美丽有许多方面，容颜的姣好固然是一重要素，但风仪的温雅，肢体的停匀，甚至谈吐的不俗，至少是不惹厌。

2.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的注目。

3.我竭力做得神色泰然而她一定已看出了这勉强的安静的态度后面隐匿着的我的血脉之急流。

4.一阵微风，将她的衣缘吹起，飘漾在身后。

这些诗意化的语言怎能不带给读者一种心灵上的愉悦呢？它也形成了《梅雨之夕》这篇小说的文风：文笔舒展，格调清新，艳而不俗。

浪漫主义色彩加感伤基调构成了《梅雨之夕》诗意化语言的主流元素。通过语言的诗意化体现了“《梅雨之夕》中对美的近乎病态的渴慕，对古典情调的渲染及如梦若幻的氛围酿造”，也体现出隐含于主人公“我”心中的一种现代都市化的感伤忧郁情怀。

二、语言的矛盾化

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流行一时，“矛盾”可谓其文学流派一个永恒的表现形式，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本我与超我的矛盾、生活与幻想的矛盾等始终围绕于作品创作的主题。而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梅雨之夕》中的语言同样也具有矛盾化的特征。这里的矛盾化不仅指语言层面上的前后矛盾化，也包含语言表达内容上的矛盾化，主要是指通过语言表达出的作者心理或行为上的矛盾。

反问句是《梅雨之夕》中较常见的一种句式，也是作者表达主人公行为和内心矛盾的一种语言工具。施蛰存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反问句，有的甚至是几处连用，例如第17段中：

但现在它觉醒了我将使我做什么呢？我可以用我的伞给她障住这样的淫雨，我可以陪伴她走一段路去找人力车，如果路不多，我可以送她到她的家。如果路很多，又有什么不成呢？我应当跨过这一箭路，去表白我的好意吗？好意，她不会有什么别方面的疑虑吗？

这几句话表现出了主人公“我”当时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疑虑，反问句无疑加强了语气，使“我”想送她回家但又有所顾虑的这一矛盾心理和同时夹杂着的一丝胆怯充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第34段中：

……但她知道我已经结婚吗？要是没有知道，而现在她认识了我，怎么办呢？我应当告诉她吗？如果这样是需要的，我将怎么措辞呢？……

这一处反问句的连用，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主人公“我”此刻内心的想入非非。这种通过反问句来表达主人公“我”内心矛盾的独白似乎一直贯穿于整篇小说，以及在下文的第47段中“她快要到了吗？可是她不愿意我伴她到目的地，所以趁此雨已停住的时候要辞别我吗？我能不能设法看一看她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地方都体现出施蛰存在巧妙地借用反问句来描写主人公“我”内心的独白，以及文章多处通过运用省略号和问号相结合的方式传达出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内心矛盾更无穷无尽的含义和韵味。

在这篇文章中，施蛰存写道：“我还不曾有一件雨衣，而普通在雨天的电车里，几乎全是裹着雨衣的先生们，夫人们或小姐们……”“即使偶尔有摩托车的轮溅满泥泞在我身上，我也并不曾因此而改变了我的习惯。”简单明晰的语言中似乎透露着主人公“我”不想也不愿沉沦于普通都市大众之中，想要极力地保存自己不同于他人的那一份独特，这或者是一种主人公精神上的自我认知，但同时也体现出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上的一种矛盾。再结合全文的思路来看，主人公“我”作为都市社会所构成的一小微粒，在都市生活这一层面上看来，“我”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如果转换思维的角度，站在自我生活的这一大众层面上来看，“我”却又被都市化的种种新颖的节奏紧密贴附着，离不开都市生活，于是对于“我”来说，都市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这是通过语言的矛盾化表现出来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矛盾。

三、语言的流动性

本文中所说的“语言的意识流动性”是指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通过带有心理描写的语言所表达出的主人公的内在意识的流动特征。

施蛰存尤其善于描写女性的心理倾向，在《梅雨之夕》中以主人公“我”之心揣摩女性之心，形成一种绵密如针脚的梦幻般的心理分析语言。施蛰存曾受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翻译过他的长篇小说《多情的寡妇》《薄命的戴丽莎》《爱尔赛之死》等，我们只要一旦读过这个被赞为弗洛伊德“双影人”的外国作家的意识流文字，就明白了《梅雨之夕》的资源之一是在哪里了。

《梅雨之夕》中主人公“我”在都市生活节奏的潜移默化之下，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意识情感。本文认为，这也是主人公沉溺于自我意识下的一种生活化的意识，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潜意识包含于其中。通过小说语言可以看出，“我”在梅雨之夕的这一时间环境里，“梅雨”触发了“我”繁多的意识情愫，在此时，“况且尤其是在傍晚时分，街灯初上，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虽然拖泥带水，也不失为一种自己的娱乐。”在“我”的这种无意识的幻想意识（潜意识）里又时不时地包含着“他人”的意识情感，像“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苏州河两岸行人的纷纷乱窜乱避，只觉得连自己的心里也有些着急，他们在着急些什么呢？”当“我”张开伞停下来时，“我”又发现“有伞的和无伞的，有雨衣的和无雨衣的，全都聚集着，用‘嫌恶’的眼望着这奈何不得的雨。”甚至小说中描写“我”后来遇到一位少女时的那种时时揣测女子心理意识的语言，也都体现了施蛰存《梅雨之夕》语言的意识流动性。

四、语言的缓和性

通过把《梅雨之夕》和施蛰存的其他心理小说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梅雨之夕》的笔锋和文章的语言色调明显缓和了许多。这一方面体现在前面所提及到的语言层面上的柔美温和，即语言的诗意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通过小说语言所表现出的性意识的极力淡化。施蛰存的其他作品，如《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和《周夫人》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力压抑的爱欲力量终归要冲破现实主义的辖制”和在物质欲望面前丧失自我的虚无主义。在《鸠摩罗什》中，得道高僧最终还是战胜不了内心的魔欲，在性欲面前最终败北；在《将军底头》中，将军最终因为美丽的容颜而牺牲了自己；在《石秀》中，石秀最终因“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而走向变态的性心理；在《周夫人》中，周夫人甚至向稚嫩的少年做出一些性本能的冲动。但在《梅雨之夕》里，主人公“我”虽对在梅雨之夕时遇到的一位少女想入非非，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现实生活里，回到了自己的妻子身边，这和以上提到的几篇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但是站在现代社会理性和道德的传统观念上看，《梅雨之夕》中主人公“我”的最终选择想必也是大多数读者所期望的吧。

《梅雨之夕》的语言在带给我们视觉上华丽的审美效果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极大的想象延伸的自由空间。它用主人公的心理和都市中他人的眼睛向我们传达了这么一个梅雨之夕时的故事，委婉曲折的笔调、体贴入微的笔致，烛照了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是这类知识分子灵魂的写实！

① 黄献文：《论新感觉派》，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② 吴福辉编：《施蛰存作品新编·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吴立昌编：《施蛰存：心理小说·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吴福辉.施蛰存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黄献文.论新感觉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4]吴立昌编.施蛰存：心理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