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玲玲 王子豪[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一战的爆发破坏了人们稳定的生存环境，动摇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的生存环境下，人们普遍开始对前途和命运产生悲观与焦虑的情绪。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的卡夫卡不约而同地对人性丑恶进行了批判。本文旨在分析比较二人不同的批判视角，即芥川龙之介的利己主义与卡夫卡的异化观，通过各自的经典作品，感受两位作家的思想蕴涵。

一、从生平看二人共同的写作母题

东西方在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日本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与奥地利的卡夫卡（1883—1924）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在几乎同样的年纪开始写作，在几乎同样的年份英年早逝，关注的都是人性之丑和社会之恶。这是笔者将芥川龙之介的利己主义与卡夫卡的异化观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因。

芥川龙之介幼年时生母发疯，后被舅舅收为养子，身体瘦弱，不善交际，在一个充满挫折和压抑的环境中长大。失败的婚恋、糟糕的身体、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艺术追求的迷茫使芥川龙之介愈发觉得人生惨淡和绝望，作品的阴郁气息也愈加浓厚。卡夫卡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性格粗暴专制，想把儿子培养得坚韧能干，但结果恰恰相反，卡夫卡反而变得敏感怯懦、孤僻忧郁。卡夫卡把写作当作活着的价值，为了可以专心写作，他远离社会，远离人际交往，远离婚姻，把自己隔绝起来。他和自己笔下的小人物一样焦虑、迷茫、孤独、无力反抗，看不到通向明天的路。

卡夫卡病逝后，时隔三年，芥川龙之介以自杀的形式离开了这个“冰一般透明，又像病态一般神经质的世界”。

二、芥川龙之介利己主义在作品中的体现

在《罗生门》中，天灾人祸将被解雇的仆役逼得走投无路，他在罗生门里目睹了老妪薅死人头发做假发以谋生的场景，从起初的厌恶、指责到后来的“豁然开朗”，最终走向了抢劫谋生的不归路。诡辩思维是利己主义的表现之一，老妪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不这么做就得饿死，受老妪的影响，仆役形成了没办法才去抢劫的意识。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类为了生存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人性退让，这给了利己主义舒适的滋生空间，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给利己主义提供了很好的借口，那就是身不由己。在利己主义思维的作用下，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跨越道德底线、损害他人利益都可以归罪于外界环境和他人影响，人的主观性和真善美的理念被成功取代了。这是弱肉强食的利己主义。

《竹林中》的故事里，樵夫、云游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提供了武士金泽武弘死亡案的线索，但三人的说辞都不相同。强盗多襄丸把自己塑造成为了赢得爱情与武士金泽武弘决斗的硬汉，试图掩盖自己凌辱真砂、杀害武士的罪恶；真砂把自己描述为遭到强盗玷污又被丈夫轻蔑，最后决定与丈夫殉情的烈女；金泽武弘的鬼魂借助巫女之口说他是被妻子背叛的可怜人，他拒绝接受这种屈辱，为了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愤然自杀。开放式的结局使故事情节变得纷繁复杂，但作者要写得显然不是什么扑朔迷离的情杀案，而是要表达一种观点：客观真理是容易被混淆的。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虚构事实，捏造有利于自己的人物形象，从而寻求自我与他人的认同。这是趋利避害的利己主义。

三、卡夫卡异化观在作品中的体现

《变形记》揭露了异化的三个方面：肉体在精神压力下变形、亲情在金钱腐蚀中泯灭、本性在躯体变形后消失。看似荒诞的剧情深刻讽刺了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的畸形生长。普通民众在收入微薄、奔波操劳的生活中早已不再思考生命的意义，即使现实中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失去了精神世界的人已经与动物无异了。善和恶、亲情和爱情，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获取，当格里高尔的亲人再也不能从他身上获取到物质利益之后便视格里高尔为累赘，这是无数家庭的缩影。主体意识沦丧的人们对自己贫瘠的精神境遇不自知，《变形记》中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腐蚀人性的主题在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经典。

《饥饿艺术家》里把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和艺术追求的艺术家，最后一次表演是在马戏团里，和动物一样关在笼中却无人问津，最终饿死在笼子里，被随意埋在一处烂草丛下。小说具有多重寓意，艺术家代表着苦闷茫然的少数清醒者，绝食是思想对于物质腐蚀的抗拒，表演是精神被展品化的表现和艺术被扭曲的象征，观众则是作者讽刺的主体即人性的异化。“旁观者”的概念更加深刻，看客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压抑人的自尊，而是扼杀生命。生命的代价已经唤不醒现代人麻木的意识，病态的心理也不能靠某个清醒的个人就能治愈。

四、利己主义与异化观的分析与比较

（一）区别

在对于人性的批判中，芥川龙之介是从内而外的视角，卡夫卡则是由外向内的。

《罗生门》中的仆役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在老妪的影响下滋长了心中的阴暗，《竹林中》则讽刺了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他的另一部名篇《鼻子》通过禅智内供无论鼻子变短还是变长均受到人们取笑的故事揭露了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看客”心态，讽刺了利己主义中的幸灾乐祸心态。芥川龙之介站在“人性本恶”的角度，将灵魂深处的黑暗赤裸裸地袒露出来，用自省的视角解剖自己和众人，告诉人类我们都是丑恶、虚伪、自私的，正是这样的我们一起组成了这个丑恶、虚伪、自私的世界。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生命毁灭在人情与亲情的冷漠中，《饥饿艺术家》中人们对艺术和生命的无视寒了艺术家和现实中人们的心。他的另外一篇小说《地洞》，通过描写“我”虽然建造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地洞但仍没有一丝安全感的心理状态来比喻人类的焦灼感、恐惧感，讽刺物质成了人类生存奔波的唯一目的。卡夫卡相信人是善的，只是社会太虚假，相信梦是美的，只是现实太残酷；相信人情，只是人情太脆弱，相信未来，只是未来太渺茫。卡夫卡看透了这个外表华美，内里爬满了虱子的社会，将人的肉体和精神蛀得千疮百孔。

（二）区别产生的原因

1.文化传统。日本文学的发展从奈良时代的和歌到平安时代的小说随笔，以至后来的俳句，本土文化从起源开始渐渐将“美”的概念推崇到极致。日本本土作家群喜欢写春花秋月，喜欢写暮雨晨雪，喜欢写鸟啼蝉鸣，这都使得日本本土作家形成了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即使芥川龙之介有日本文坛“鬼才”之称，抨击人性丑陋、现实罪恶，但也摆脱不了着重描写内心活动和思维变化的写作方向。与日本相比，欧洲文学的发展一直与哲学密不可分，近代欧洲文学作品普遍采用理性思辨的书写模式。近代欧洲的作家群善于挖掘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卡夫卡说现代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说现代人“生活在错乱的世界”。生活有种种可能性，但处在社会环境的牢笼中也只是面向异化的殊途同归罢了。卡夫卡直接站在人自身之外直击意识形态之畸形与社会之扭曲，这也是西方现代派作家的思想共性。

2.社会背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社会发生了地震般的剧变，日本在经历了电力革命与一战后完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脱亚入欧”，西方文化疯狂涌入日本传统文化圈，人们对汹涌而来的时代潮流感到无所适从和惧怕。我们到底怎么了？这是敏感的日本作家源自内心的质问。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迅速，尤其是一战前后各文学流派纷纷出现，这时期也是卡夫卡创作的主要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在经历“黄金时代”后走向萧条，一战后解体的奥匈帝国政治混乱腐败，经济泡沫与战争破坏使人民生活贫困不堪，这一切都使卡夫卡在孤独与痛苦中生活。于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文学来说，流派纷呈、巨匠云集，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只是这一时期文学巨匠中的一员。我们把利己主义和异化观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那个时代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作家们在阴影中写作，荒诞、绝望的氛围里体现了他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实质上是一种对人生命本体的保卫和对人性的维护。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和思想家们经过对自我、社会的否定再否定，开始恢复对信仰、理性的追寻。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利己主义与异化在当今社会也是无处不在的，了解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各自的批判角度、批判方法、批判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审视整个社会，这也是二人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有着重大研究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原因所在。

[1][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文洁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2]杨 琳．芥川龙之介的矛盾人生观——浅析《鼻子》中所体现的人性本质[J]．名作欣赏，2012（9）.

[3]杨华娟．异化的人群 绝望的生存——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J]．2003年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年会交流论文文集.

[4]刘彦超．孤独的殉道者——析卡夫卡及其《饥饿艺术家》[J]．武警学院学报，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