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羚[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46]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①

这是陆游的绝句《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因它提供了早期戏曲表演的“实况记录”，涉及表演时间、地点、表演者、形式、内容，且创作时间（宋宁宗庆元元年）与地点（诗人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均可查，这使它具备“以诗证史”的功效，成为中国早期戏曲表演难得的史料。

因此评论者多关注该诗的戏曲史价值。最早如《南词叙录》所言：“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②（注：徐渭认为此诗为刘克庄所作，误。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论《琵琶记》为“今日所存最古之南戏”之一时，其证据之一便是“满村听说蔡中郎”句④；又有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据此诗判断“当时不仅有《赵贞女》的戏文，且有《蔡中郎》的盲词了”，因此《赵贞女蔡二郎》故事为“确知的最早的宋人所作的戏文”⑤。

然而历代对文本深入阐释者寥寥，多界定其为陆游闲游山村并观戏的即景描写与感叹，“富有哲理与深意”。然而陆游因何发出此种感叹？是否只因蔡邕被诬而生不平之感？并且，陆游在同题前三首所述心情甚为轻松闲适，缘何他会在第四首流露出稍显沉郁的笔调？

数家茅屋自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

借得渔船溯小溪，系船浦口却扶藜。莫言村落萧条甚，也胜京尘没马蹄。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⑥

一

杨载在《诗法家数》中强调绝句“宛转变化”的重要性：“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⑦这就是说，绝句首二句往往是陈述性的肯定句，但第三句若仍如此，难免单调平板，甚或被批评为“半律”，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诗被胡应麟批评是“以律为绝”、“断锦裂缯类也”⑧，因此诗人往往在第三句转换句式、语气，如变为疑问、否定等句式，引入感叹语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所提唐代绝句“压卷”之作——“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⑨，均皆如此。并且，若首二句是相对独立的单句，则后两句多为句意相互串连的“流水”句式，其第三句是不能独立的：如“不知细叶谁裁出”若离开了“二月春风似剪刀”，“羌笛何须怨杨柳”若离开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其诗意是不能完足的。“流水”句式既是写作手法的变化，也是诗人心灵的跳跃，因为它使诗人主体有超越客观景象的能量，更有利于表现诗人的内心感受。陆游该诗即是如此：首二句是描述性的肯定句，第三句是带感叹语气的疑问句；第三、四句构成“流水”句式，即“死后是非谁管得”若离开了“满村听说蔡中郎”是没有诗意的。这种“宛转变化”的句法结构，令诗人得以自然地从对客体景物的描绘中跳脱出来，表达对此从发现、品味到激起感慨的微妙且多层次的主观感知。

首二句诗人集中于视觉画面中的形象描写，第四句则主要为听觉上的叙述，这种变化是感觉的交替，此为第一层次；且首二句选取了“负鼓盲翁正作场”的特写镜头，到后两句则是“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全景镜头，外部的凝神成为内在情绪精微的导引，诗人由当前的故事联想到真实的历史，诗歌的时空借由诗人主体观察视角的变化而自然拓展，此为第二层次。

感觉的交替、时空的拓展离不开诗人主体在第三句融入的所思所感，这使得第四句不同于首二句的客观环境描写，而是因诗人主体的观照而具有场景欣赏与历史感叹的双重意味，此为第三层次；从特写镜头时诗人融于听众中凝神倾听，到全景镜头时诗人从听众中抽离俯瞰，通过第三句的句式、语气转换，诗人主体自然突出，强调了其意在表达其个体生命感悟，此为第四层次。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有声的外部描写下，在整体有机联系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丰富的诗意与哲思，涌动着诗人无声的思考与感悟。

二

诗中所提“蔡中郎”故事，实为《赵贞女蔡二郎》故事，徐渭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⑩据《后汉书·蔡邕列传》，伯喈为东汉名士蔡邕之字，其人因于董卓执政时拜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史书记载：“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於冢侧，动静以礼。”⑪是否有“背妇”之事不得而知，但这显然迥异于戏文所塑“弃亲”形象。元末高明大约是不忍蔡邕被诬，将该故事改编为《琵琶记》，为“三不孝”的蔡伯喈设计了“三不从”、“三被强”⑫的情节从而开脱罪名，并改易结局为除蔡伯喈父母之外的大团圆，使蔡伯喈不乏悲剧色彩的“全忠全孝”形象从此固定下来。

蔡伯喈身后的毁誉可谓若云泥之别，他若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像陆游一样感慨“死后是非谁管得”！这正触动了陆游的心中块垒。编著有《南唐书》的陆游以其文史修养，素知无从预计身后是非，可他生平的经历却让他对蔡中郎的身后遭遇感同身受。翻阅其年谱可知，陆游仕途中的贬谪之祸，多是因政敌及流俗的诋毁而致。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时年四十二岁的陆游任隆兴府军事通判。其年，“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⑬（《宋史·陆游传》）此祸源于隆兴二年（1164）陆游任镇江府通判时，谒见了当时以右丞相身份督视江淮兵马的主战派核心人物张浚。陆游颇受顾遇，因而颇思对恢复大业有所献替。可这引起主和派的惊恐，他们对张浚极力构陷，不久张浚即被罢官，并在悲愤中于当年八月西归。其后主和派完全把持了朝政，与金达成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又称“乾道之盟”），对金割地纳贡。不仅如此，凡是在世的、与张浚有些交情的主战派官员，亦多被远谪，陆游即是其中之一。一片热忱却被诬蔑为是“鼓唱是非”，陆游对此只能叹道：“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篡殛。”⑭（《晓叹》）

若说陆游此次被贬勉强算是政见不同所致，那么十年之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被贬之由，则尽显政治斗争的卑劣与凶险。陆游时任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其年九月，罢知嘉州新命，“以臣僚言”“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⑮（《宋会要辑稿》）

这是一个很蹩脚的罢官理由，陆游深知真正的被黜原因是曾相当亲近之人的诋毁，具体事由无从查证，而陆游对此毫无防备也无从辩解。因此，他在《福建谢史丞相启》文中不无激愤地写道：“士于知己，宁无管鲍之情；人之多言，诬为牛李之党。......晚参戎幕之游，始被边州之寄。知者希则我贵矣，何嫌流俗之见排；加之罪其无词乎，至以虚名而被劾。”⑯又在《上赵参政启》文中悲愤道：“......迨从幕府之游，始被边州之寄。方漂流于万里，望饱暖於一麾。岂图下石之交，更起铄金之谤。素无实用，以为颓放则不敢辞；横得虚名，虽曰侥幸而非其罪。”⑰经此重挫，陆游自号“放翁”，他在《和范待制秋兴》诗中写道：“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⑱在看似自嘲的字里行间，诗人的愤慨、心酸，溢于言表。

三年过去，在新的任所，诗人被“重谤伤”的隐痛，还不时地在《婕妤怨》《书感》等诗中流露出来：“......岂知辞玉陛，翩若叶陨霜。永巷虽放弃，犹虑重谤伤。悔不侍宴时，一夕称千觞。妾心剖如丹，妾骨朽亦香。后身作羽林，为国死封疆。”⑲“......楚客长号沽白璧，汉宫太息遣明妃。铄金销骨从来事，老矣何心践骇机！”⑳

二诗均作于淳熙六年（1179），在此前一年陆游自蜀东归抵达临安，宋孝宗便殿召对后并未重用，而是遣往闽中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其时困扰他的流言是指责他出蜀时“尝挟蜀尼以归”㉑（见《齐东野语》卷十一“蜀娼词”条），方回《跋所抄陆放翁诗后》中亦记载其“闻诸前辈”“放翁入蜀从范石湖，后出蜀，携成都妓，剃为尼而与归”㉒事。陆游确于居蜀时娶一妾，乃蜀人女子杨氏（见《山阴陆氏女女墓铭》㉓文）；这本属士大夫寻常之事，却被嫌隙人加以诬谤。回想宦途数年累遭谗言所毁，政治前途黯淡，陆游除了在淳熙六年九月奉诏赴“行在所”的途中，心灰意冷地奏乞奉祠外（见《奏乞奉祠留衢州皇华馆待命》诗，中有“世念萧然冷欲冰”、“耐辱岂惟容唾面”㉔句），其郁郁不得志之心绪，也只好通过借班婕妤、王昭君的酒杯，来浇心中块垒了。

谗言谤辞对陆游的打击还远不止如此。一年后（淳熙七年），陆游在江西常平提举任上，遇水灾而“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却因“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㉕（《宋史·陆游传》）。方回推测赵汝愚是借旧年“挟蜀尼以归”一事刁难，“赵汝愚尝帅蜀，必为此事驳放翁也”㉖；于北山先生亦由跋中所录吕祖谦与周必大函，所谓“陆放翁疏放，封驳岂为过当？方人才难得之时，其词翰隽发，多识典故，又趋向实不害正，推弃瑕使过之义，阔略亦何妨？”㉗等语，推测赵汝愚所驳应是从“疏放”处作文章；又据《宋会要辑稿》，次年（淳熙八年）三月，陆游有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之命，却为臣僚论罢，其理由是“不自检饬，所为多越於规矩，屡遭物议”㉘，又与吕祖谦所云“疏放”意合。㉙

直至陆游六十五岁，困扰他二十年之久的流言余毒，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宋会要辑稿》中载：“（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礼部郎中陆游、大理寺丞李端友、秘书省正字吴 ，并放罢。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 秽之迹。”㉚对此陆游悲慨地赋诗两首，由其题《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㉛，以及“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到吾门”之句，可知陆游落职乃是无端的文字之祸，流言蜚语令其百口莫辩，索性以“风月”命名小轩，这与十三年前诗人自号“放翁”的无奈是如出一辙的。此后陆游便闲居于山阴家中，报国北归之志，再没有实现的机会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疑谤谣传的丛生杂起，固然与陆游文采风流、不拘细行有关，又何尝不是因他执着于北归之志、触及权臣利益而起！早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因直言反对朝中龙大渊、曾觌结党专权，触怒宋孝宗而失去枢密院编修官一职，被斥出任镇江府通判。于北山先生就此按道“：务观一生蹭蹬仕途，动遭白简，或有新命，中途沮格（如知嘉州之命，自福建召归中途改命江西等）；万里召还，旋又补外。其根本原因，固仍在于爱国思想与朝廷投降主张之 牾，然权奸之摧抑排挤，亦幕后一重要因素也。”㉜

再往前追溯，陆游祖父陆佃，因正直耿介，不赞成在徽宗朝“穷治”所谓的“元 余党”，致使谗者诋毁他是“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本在元 年间受到冷落的陆佃因此被莫须有的“名在党籍“”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㉝（《宋史·陆佃传》），虽已谢世而仍被题名于“元 党籍碑”中。陆游父亲陆宰，在靖康元年四月担任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时，也因臣僚之参本而落职。㉞

陆游一生的宦海沉浮，以及父辈的遭遇，令其对“人言可畏”一语有着切肤之痛：权臣们为了剪除异己，不惜“拉朽摧枯，竞为排陷”㉟（《上丞相参政乞宫观启》），“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㊱（《江西到任谢史丞相启》）。陆游毕生心系百姓社稷，可书生意气却总敌不过流言蜚语：一次次的恶意诽谤和之后的以讹传讹，不仅使他仕途屡挫，大志难伸，就连名声也难保清白。这对自幼知书达理、身怀匡复伟愿的陆游而言，应是一个终老都难以抚平的心结吧！

同题三首绝句，尽管亦是描写村居景致，但由于人烟稀少，只有纯真儿童相与嬉玩，诗人醉心于这片“桃源”，并不感受到现实的乌烟瘴气。只有在赵家庄，当满村人津津有味地听负鼓盲翁作场，说唱被里俗妄改的蔡中郎故事时，才会勾起诗人数十载坎坷宦途的苦涩回忆，他的郁结才会在此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浮显出来：即便史书中对蔡中郎有相当褒赞的盖棺定论，里俗却还是混淆是非，听者也稀里糊涂；诗人虽尚健在，却无从管得他人对自己的毁誉，始终有冤情难白于当世的遗憾。诗人的这种生前经历，其实与蔡中郎的身后遭遇有何分别呢？从蔡中郎到诗人自身，从历史到现实，多少沧桑，多少无奈，诗人在为蔡中郎鸣不平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多舛的人生慨叹。

三

在陆游写该诗的前一年，即绍熙五年（1194），南宋朝廷发生重大变故：六月，太上皇帝（孝宗赵 ）驾崩，光宗（赵 ）不肯成服被废，七月其子宁宗（赵扩）被拥立登基，改元庆元。不久，参与政变的主要人物——宗室宰相赵汝愚和外戚韩 胄，因政治利益矛盾而水火不容，斗争的结果是：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庆元三年，赵汝愚系统的五十九人被宣布为“伪学之籍”，遭致贬谪。这就是对理学家造成沉重打击的“庆元党禁”。

陆游虽闲居家中，但因他与党籍中人如周必大、朱熹、叶适等关系较深，随时有牵涉其中的可能。陆游的祖父陆佃不就是因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左迁亳州及列入“元 党籍碑”中吗？“因此他更感觉到必须置身事外，这一年（注：指庆元元年）诗句中这样的表现特别显著”㊲，如《剑南诗稿》卷三十二所录《舟中戏书》《春晚杂兴》《自规》《闲中书事》《野堂》等诗，都是诗人所极力呈现的醉心田园、不理世事的写照。

然而，陆游的田园诗虽取法于陶潜，他也基于自保的考虑愿意构筑一个“桃花源”般的诗中田园；但陆游始终不能摆脱现实的种种思虑，洒脱于山水间，因他从小就树立的宏图伟愿至死不渝，躬耕田园的生活尽管轻松愉悦，但实非其意。故细细品味陆游总体看来闲适冲淡的田园诗，能够发现他字里行间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抑郁心结，不仅有壮志难酬的遗憾，也有仕途坎坷的慨叹。不妨略举三例。

陆游在罢归山阴第三年（绍熙二年）写了题为《村居初夏》的组诗，其四言村居生活之乐，是与宦途的凶险对比后得出的“：暮境难禁日月催，腊醅初见拆泥开。压车麦穗黄云卷，食叶蚕声白雨来。薄饭蕨薇端可饱，短衫葛亦新裁。宦途自古多忧畏，白首为农信乐哉！”㊳

绍熙四年（1193年），六十九岁的陆游仍对屡次被谤之祸心有余悸（《村居》其二）：“自笑触藩羝，人嘲失旦鸡。囊悭衣任短，山冷屋便低。宦拙谗销骨，言狂悔噬脐。自今焚笔研，有手但扶犁。”㊴

即便是在庆元元年，《穷居有感》诗中陆游虽自嘲仕途不顺是因“迂阔”，却难抑多次被“推挤”的牢骚：“孤村烟草暮凄迷，笠子蓑衣自架犁。生计似蛛聊补网，弊庐如燕旋添泥。人亡耆旧多时学，地废陂湖失古堤。迂阔自知无着处，敢因穷厄怨推挤。”㊵

四

以上分析均是围绕《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是否存在深意而展开的。通过分析该诗的内部结构，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和同期诗作，还原诗人写作时的情境并揣摩其写作动机，笔者认为，陆游在该诗中语涵深意，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诗人极力塑造醉心于村居山水的自身形象，但当心结浮起、慨叹难耐时，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不失为一种相对安全的纾解郁结的方式。

①⑥⑭⑱⑲⑳㉔㉛㊳㊴㊵ （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3页，第2192—2194页，第397页，第611页，第888页，第909页，第 922—923页，第 1612—1613页，第 1663页，第1954页，第2138页。

②⑩ （明）徐渭：《南词叙录》，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第17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第416页。

③ 刘克庄作有该诗的记录，最早见于明初《归田诗话》。此一误记后被明代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下、徐渭《南词叙录》、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一和清代姚之 《元明事类钞》、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五等所承袭。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部》“蔡中郎”条已明言：“陆（游）诗有云刘后村者，误。”清梁章 《浪迹续谈》卷二亦有同样判断。

④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9页。

⑤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4页。

⑦ （元）杨载：《诗法家数》，见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2页。

⑧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⑨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2页。

⑪ （南朝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37页。

⑫ “三不孝”语出《琵琶记》第三十八 “张公遇使”，张太公怒斥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三不从”亦同出自此 ，李旺为蔡伯喈辩驳道：“辞试，蔡公不从；辞官，朝廷不从；辞婚，牛太师不从。”“三被强”则语出第二十四 “宦邸忧思”，为蔡伯喈自叹之语：“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 结鸾凰。”以上均引自：（元）高明：《绣刻琵琶记定本》，见（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4页，第96页。

⑬㉕㉝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058页，第12058页，第10920页。

⑮㉘㉚（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995页，第4002页，第4015页。

⑯⑰㉓㉟㊱ （宋）陆游：《陆放翁全集（第一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0页，第51页，第207页，第57页，第52页。

㉑ （宋）周密撰，黄益元校点：《齐东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㉒㉖㉗ （元）方回：《跋所抄陆放翁诗后》，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㉙㉜ 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5页，第84—85页。

㉞ 据《宋会要辑稿·卷三千八百八十八·职官六九之二三》，陆宰落职的原因是“：以臣僚言河阳郑州当兵马之冲，宰为漕臣，未尝过而问。”引自（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940—3941页。详见：邱鸣皋：《陆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㊲ 朱东润：《陆游传》，见《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