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

七十至八十年代，我在河北日报主持全面工作，是报纸的总策划，是管导向的，既要有超前之谋，又要有较强的敏感，把握导向，正确判断，密切联系群众，认真为人民服务，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就可以把报纸办得高雅，内容丰富，喜闻乐见。

1979年春天，我省广大农民要求生产队下放自留地。省委主要负责人却明文禁止下放自留地。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下放自留地给农民的指示，我们将新华社播发外省有关下放自留地给农民的消息，刊登在《河北日报》醒目的版面上，并配发读者来信，反映农民没有菜吃的苦衷，呼吁下放自留地。促进了我省下放自留地工作的进展，得到农民的赞扬。

1981年7月，中央书记处没有召开河北工作会议之前，省委主要领导之间不团结，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我这个报社总编辑处在夹缝中，其处境真是难上加难。

1981年7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了河北工作会议。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就成为河北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党的喉舌，我们遵照省委贯彻落实工作会议精神的部署进行采访报道，并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员文章。但是，我们送审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和新闻报道时，却遭到了不少误解。有些思想不通，转不过弯的领导人对刊发这方面的报道极力阻挠。无奈之时，我独辟蹊径，“水路不通走旱路”，凡是有利于落实河北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对全面工作有促进作用的稿件，估计这位领导人头脑一时转不过弯来，就送另一位领导人审批。此时，省直机关有人指责我们不直接送给直属上级领导审批稿件，是无组织无纪律。我针对这一指责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种做法是对人民负责，是符合“尊重人不应该胜于真理”这一原则的。

后来，高扬同志来我省担当省委书记时，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段经历。他安慰并鼓励我说：“你们面对困难，头脑灵活，独出心裁的想法效果很好，是符合我爱我师更爱真理这一古训的。”

1983年，《河北日报》评论部一位副主任撰写的一篇评论，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甚至差一点酿起一场政治风波。在中央废除干部终身制不久，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省长鲁大东率先退出领导岗位，中央号召各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1983年3月22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刊登署名“北山”的文章《坐而论道与坐言起行》。文章指出，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鲁大东在中央开过十一届五中全会后，立即按照全会的精神，抓紧选拔和培养接班人，他们自愿退出第一线，使四川省委年轻化，知识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文章以此倡导在改革中要当实干家和促进派，不要再空发议论，应该像谭启龙、鲁大东那样，立即行动起来。

不久，有人给高扬写信，说这篇文章是影射高扬同志的。事情发展成这样，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是，我深信高扬同志是位公允宽厚的人，他会彰显长者风范，妥善处理的。我立即到高扬同志办公室说明真实的情况，高扬听了我的诉说，没有半点儿怒气，而是笑着说：“我没有联想那篇文章是影射我的。你们要保护作者的积极性。”报社这位副主任听了我转述高扬同志的话，感激地说：“古人曰，士为知己者死。省委和报社领导能对报社同仁这样爱护和信任，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关心大家，在办好这张报纸上，大家就会群策群力，励精图治。”

（作者系原河北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