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

老舍先生在其名著《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中，对汉奸蓝东阳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说他一方面对胖菊子心存疑虑，要整治大赤包以便做到所长位置，另一方面又想讨好大赤包的女儿招弟，以致“这些矛盾在他心里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书中用“五脊六兽”来形容蓝东阳忐忑不安的心理。若人矛盾或无聊到一定程度，会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复杂心绪，由之所表现出来心烦意乱的不安，都可以用“五脊六兽”来形容。而究其本源，“五脊六兽”其实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术语，是达官贵人才可以使用的一种建筑风格。

如果到过故宫的话，会看到屋宇的房脊、飞檐上大都有几个极小的雕塑，或为人形，或作兽状。其实不止故宫，一些贵戚官宦的故居也有与之类似的装饰，这些就是“五脊六兽”在建筑中的现实形态。

中国古代传统屋脊建筑样式中，起脊的硬山式、悬山式和庑殿式建筑共有五条脊，分别为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正脊两端有龙吻，又叫吞兽。四条垂脊排列着五个蹲兽，便统称为“五脊六兽”。中国古建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檐角前端的瓦片处于最外面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瓦片向下的“推力”，如毫无保护措施很容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最初用瓦钉来将其固定，在对钉帽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动物形象，在实用功能之外被进一步赋予装饰和标示等级的作用。因其多是传说中的动物，也被古人寄予镇宅护家的期望，以兽镇脊，避火消灾。

不同的建筑蹲兽形态各异，古建行内部也称之为“小跑”，最常见的小跑有五种：狻猊、斗牛、獬豸、凤、狎鱼。这些传说中的异兽往往神态狰狞，民间便依次给它们起了饶有趣味的别名：走投无路、赶尽杀绝、跟腚帮捣、顺风打（扯）旗、坐山观火。在古时，通常只有统治阶层才有权利和能力在自家宅院装饰蹲兽，从民间为其起的绰号来看，则是把这些装饰与现实中为虎作伥的恶人帮凶等同起来。俗语“五脊六兽”抓住了这些蹲兽凶神恶煞、龇牙咧嘴的形象特征，用来形容人极度难受时的心态与情貌，形象且寓意深刻。“五脊六兽”一词本是俗语，旧时童蒙读物《四言杂字》就有收录此句，但也因其比喻义较为隐晦，人听来不好理解，以致造成很多讹用。比如旧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写作“五积六受”，清代文人穆辰公在长篇小说《北京》中误植为“五鸡六兽”，不一而足。

关于屋脊蹲兽的传说

屋脊上的蹲兽，除却上文中提到最常见的狻猊、斗牛、獬豸、凤、狎鱼五种，根据建筑物的不同还有其他种类，比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上有十种之多。重脊的顶端为骑凤仙人，后面依次排列鸱吻、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除了狮子、海马，这些蹲兽都是神话中的动物，各有出身传说，不同的象征昭示了古人对其在安宅保家中寄托的愿望。

鸱吻一作螭吻，又名龙吻、鸱尾或吞兽，一般位于两坡瓦垄的交汇点，用以严密封固防止雨水渗漏，既收装饰之美，又有护脊实效。关于鸱吻的传说众口不一，最普遍的是以下两种。一说据《太平广记》载：海中有种叫鱼虬的动物，尾巴与鸱（即猫头鹰）相似，击打海浪时便化作雨水降落人间，因此用它装饰屋脊以镇邪避火，而鱼虬就是鸱吻的前身。另一种说法流传更广：据说鸱吻为龙的二子，形似去了尾巴的四脚蛇，性喜攀到险处张望，还能吞火。细心人会在屋脊上的鸱吻背部发现一把插入的剑，据说这是晋朝道人许旌阳所为，目的是为了防止其逃跑和镇邪。虽然传说不同，但可以看出鸱吻主要是避火镇宅之物。

关于位置最前的骑凤仙人，其来历民间也各执一词。有人说他是齐国的国君齐缗王，一次作战失败被敌人追至大河边，眼看就要走投无路，突然一只大鸟飞到眼前，齐缗王急忙骑上大鸟直飞而起，遂化险为夷。因此人们把这个形象放在建筑脊端，寓意着逢凶化吉。还有说这个骑风仙人是姜子牙的妻舅，虽然能力有限却想仗着姜子牙的势力向上爬，姜子牙看出他的居心便说：“你的官已升到顶了，如果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古代的建筑师们根据这个传说，把他放在了檐角的最前端，如果再往上爬一步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凤凰是传统中尊贵的象征，雄者为凤，雌者称凰。传说凤凰能够浴火重生，满500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从此鲜美异常而不再死，名为“涅槃”。据《尔雅·释鸟》郭璞注，凤凰的特征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山海经·图赞》说凤凰身上有五种字纹：头上是德，两翼是顺，背部是义，腹部是信，胸口是仁。因此，古人认为凤凰是一种德才兼备的神鸟，而圣人也常被看做是凤凰的托身。如文王治世时“凤鸣岐山”，楚狂人接舆对着孔子唱的“凤兮”歌，三国时庞统被称作“凤雏”，等等。凤凰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仅次于龙，相关记载和传说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赘述。

狻猊本是狮子的别名，在传说中它也是龙的儿子，排行第五。在佛教典籍中，狻猊因喜烟好坐，佛主见它有耐心，便收在胯下当了坐骑，所以其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其实狮子这种连虎豹都敢吃、相貌又威武轩昂的动物，也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由于佛祖释迦牟尼有“无畏的狮子”之比喻，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其安排成佛的坐骑，或者雕在香炉上让其款款地享用香火，用之装饰屋脊，也是取避邪之意。

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长有一角，俗称独角兽，也就是《西游记》中地藏菩萨神兽“谛听”的原型。据考古发现，秦之前文物中的獬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牛形獬豸则出现在东汉之后，东汉时王充的《论衡》和杨孚的《异物志》里均有提及。传说獬豸拥有很高的智慧，能辨是非曲直、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大恶极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传说帝舜的刑官皋陶曾饲有獬豸，凡遇疑难不决之事，悉着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也曾获一獬豸，照其形象制成冠戴于头上，于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戴着这种冠，汉承秦制也概莫能外。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的饰品，而獬豸冠则被视作法冠，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至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司法监察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獬豸因被赋予了能辨忠奸的超卓秉性，不仅深受国人爱戴，还流传到韩国，甚至被韩国人定为首都首尔的象征物。獬豸用在殿脊上装饰，象征公正无私，又有压邪之意。endprint

狎鱼是海中的异兽，龙首鱼尾，传说它能喷出水柱，寓其兴风作雨，灭火防火。

斗牛为传说中的虬龙，无角，与狎鱼作用相同，一说为镇水兽。古时在发生水患之地，多以牛镇之，今日北京颐和园中还卧有镇水的铜牛。《宸垣识略》中说：“西内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类，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旁及金鳌玉 坊之上。”故它是祥瑞的动物。立于殿脊上，收镇邪、护宅之功用。

天马意为神马，与海马均为古代神话中吉祥的化身。汉朝时则对西域的良马称为天马，又是尊贵的象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将其形象用于殿脊之上，有种傲视群雄、舍我其谁的气势。海马亦称落龙子，象征忠勇吉祥，智慧与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

行什因其在屋脊诸兽中排行第十得名，是一个肋生双翅、猴首人身的怪物形象。它手持金刚宝杵，具有降魔的法力。一说其为天神雷公，能够让房屋避免雷灾。

从古建筑屋脊的样式看贵贱尊卑之分

上文中提到的“行什”作为蹲兽是独一无二的，只在故宫太和殿上出现，其他古建筑装饰的蹲兽最多只有九个，行什不在其列，那么为何如此设计呢？在古代，除宫殿庙宇外，平常百姓家是不得安脊兽的，有功名的人家可由皇帝特批敕建，安兽之脊叫做“仪脊”，以示殊荣。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宗法政治的严格约束下，根据尊卑等级差别，对建筑样式有着严格的要求。脊兽置“行什”凑成十个，是“十全十美”之意，此种特权只有帝王能享用，这是它唯独出现在故宫太和殿的原因。

从屋脊形式上，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敕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是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和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

在雕饰样式上，明初，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限定官民房屋只能采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山水人物、花卉禽兽、虫鱼云头、八宝博古、文字楹联等。

在装饰色彩上，彩色的建筑木雕装饰只能为官方与佛堂建筑所用，民间则广泛采用黑色、灰色等中性色作为木雕装饰的主色调。这个惯例在清朝才有所变革，早期时候“公侯以下官民房屋……梁栋许画五彩杂花”，至清中期民宅装饰中开始出现了色彩，至清中后期彩雕得以普遍使用，五彩木雕也因此成为清中期独具的建筑特色。

除色彩限制外，民间还不允许使用重拱这一建筑样式，因之使得斜撑技术被广泛采用。斜撑最早就是普通的木头材质，后来发展为有各种雕饰内容的牛腿，既美观又牢固。早期牛腿雕饰简单，至明代中期开始出现装饰性曲线，用雕刀阴刻。之后慢慢出现花草纹，并逐渐向卷草龙、凤形发展。随着浮雕、深浮雕、半圆雕等工艺的出现，其内容更加多样化，工匠艺人们往往雕凿得灿烂锦绣，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续资治通鉴》记载，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下诏“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由此可以看出，假如当时的律法执行严格，梁柱门窗及柱础的雕饰可以直接反映出官室与寺观地位明显高于一般官员与平民百姓。据《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记载：“明初，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正统十二年（1447年）令稍变通之，木器不许用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可见当时官民对建筑雕饰钟爱有加，以至于朝廷需要三番五次地制定律法予以禁止。官员房屋从宋代律法的全面禁止、明代选择内容及色彩的雕饰，到清代特别是清末，律法放宽了对建筑式样的严格规定，平民房屋建筑木雕的形制也得以发展，就连皇帝的标志题材的龙也被广泛使用（除了五爪龙）。从历代的律法制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雕刻的内容等级，依次是龙凤、日月、狻猊、麒麟、犀象等，其中木雕彩画以玺彩画等级最高，旋子彩画次之，苏式彩画再次之。基座系列中，从皇家建筑和佛寺的须弥座到民居的普通台基，建筑顶部从有藻井（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到无藻井，无不等级森严。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木雕装饰是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以此强化贵贱等级的不平等制度在人心中之地位。

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风流云散，种种不合情理的规定早已被人淡忘，而如今的城市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别说脊兽，连屋脊也消失难见了，虽然“五脊六兽”这个词仍然被使用着，但因社会环境的变化早已转换了词义，如果理解了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相信就不会出现写错用错的情况了。

链接一：传统民间建筑中的装饰

中国古代对建筑装饰的审美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建筑物不仅是居住的工具，更是对文化艺术、民俗风貌的展示。若流连在古建筑中，常会在屋梁、檐脊、栏杆等处，发现或丹青描绘或木材镂刻的装饰艺术。古时礼法森严，对建筑装饰亦有着严格限制，许多内容是不允许寻常百姓在住宅中使用的。但是民间智慧不为这一规矩所囿，仍旧发展出许多形式精彩、寓意隽永的装饰风格。

这些装饰内容遵从礼制的要求，在建筑的不同空间区别采用：在建筑大厅内，带有喜庆、康宁、富贵的题材较为多见，反映了古人礼乐审美、以礼待人的传统风俗。而在卧室家具方面，除了上述内容外，更多的是围绕子女的一系列题材，内容大多体现“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望子成龙”的思想，如鸳鸯贵子、麒麟送子、薛丁山与樊梨花、观音送子、穆桂英挂帅等。由于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形象只用于床的栏板，而不见于厅堂。古人还讲求藏礼于器、寓教于物，因此很多装饰内容旨在宣扬儒教中“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君爱国的思想，如扇枕温衾、卧冰求鲤、鹿乳奉亲等二十四孝图传说，或桃园结义、岳母刺字等具有教育意义的民间故事。endprint

无论木雕或彩绘，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向，即人物、花果草木、鸟兽鱼虫，多喻吉祥。

常见的人物装饰图案有——

平步青云：图为一牧童骑牛，手中正在放一只飞舞于高空的风筝，是对前程似锦的寄望。

三星高照：寿星骑鹿而来，上空飞着一只蝙蝠，寓意“福禄寿”齐至。

翘盼福音：又叫“福从天降”，图为童子仰望飞来的蝙蝠，表示盼望获得好消息。

天中避邪：传说中能抓鬼的钟馗，手持宝剑，怒目而立，镇宅保家。

刘海撒钱：图为道教全真教北五祖之一、神仙刘海蟾，手持一串铜钱。传说他淡泊名利金钱，说明主人的高洁。

五子闹弥勒：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在正中，五个娃娃攀爬于左右，是多子多孙的期待。

此外，还有麻姑献寿、东方朔捧桃、八仙仰寿、瑶池进酿、天女散花等来源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故事，用以装饰为祈求其保佑福寿安康之意。

常见的花果草木图案有——

一品清廉：图为荷花，寓意居高位而不贪，公正廉洁，大多为主人的自勉。

九秋同庆：九种秋天的花草与一方铜磬，表达人们迎接丰收季节的欢庆心情。

九重春色：图为碧桃花、凤雏、麦穗等，此为对春天的赞美，寓留春长住人间。

天仙寿芝：以天竹、水仙、灵芝及寿石组成图案，喻“天仙祝寿”。

四季平安：月季花或四季花卉如梅、兰、荷、菊等插入瓶中，其意不言自明。

本固枝荣：丛生的莲花，寓意事业根基牢固，兴旺发达。

玉堂富贵：图为玉兰、海棠、牡丹，赞颂府第辉煌、荣华富贵。

贵寿无极：桂花、桃或桃花，极言财富之多，人丁之旺，官职之高，寿命之长。

长命富贵：牡丹、桃花喻“双全”，寿石代表长寿，以喻“福寿双全”。

常见的鸟兽鱼虫图案有——

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绕篆书寿字或桃，寓意多福多寿。

三阳开泰：三只羊同立，三羊喻“三阳”，卦爻之初九、九二、九三，阳气盛极而阴衰微也。开泰，泰卦名，乾上坤下，天地交而万物通，开泰即启开的意思，预示要交好运。“三阳开泰”寓意祛尽邪佞，吉祥好运接踵而来。

喜得连科：喜鹊、莲、芦，是预祝科考能够连连取得好成绩。

二狮滚绣球：两只狮子戏耍绣球，寓意祛灾祈福。

太平有象：象驮宝瓶，也叫“太平景象”或“喜象升平”，形容河清海晏、民康物阜。

金玉满堂：金鱼数尾环绕水草，本指人才学超卓，后喻富贵多金。

龙凤呈祥：一龙一凤围绕太阳，象征高贵、华丽、祥瑞、喜庆。

二龙戏珠：两条龙于空中争一宝珠，有庆丰年、祈吉祥之意。

长春白头：月季花、寿石、白头翁，是对家庭和谐美满、夫妻同偕白首的寄望。

年年大吉：鲶鱼、大橘子或雄鸡，谐音“年年大吉”。

这类的题材多不胜举，上述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从其中也可以看出古代人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祝愿。

链接二：古建筑中的“镇宅宝匣”

古人为求平安多福，常于家中安置镇宅之物，而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其所住的皇宫内院对此则更为重视，应用最广泛的为“镇宅宝匣”。在对故宫的修缮过程中，古建筑内宝匣时有发现，大至主要殿座、崇楼，小至门楼、罩棚，均有安放。据统计，目前宝匣发现地点有保和殿、武英殿东配殿、储秀宫、储秀宫西配殿、储秀宫东配殿、丽景轩、翊坤宫东配殿、玄穹宝殿、奉先殿、奉先殿后殿、西华门、永寿宫前殿、永寿宫后殿、协和门、太和殿、寿康宫、漱芳斋、养性门、体和殿、承乾宫、承乾宫后殿、颐和轩、景祺阁、翊坤宫、平康室、贞度门、坤宁宫西暖殿、坤宁宫东暖殿等处。

古建筑的宝匣大多放置在正脊正中的脊筒内，匣内盛放着避邪祈福的“镇物”。脊筒正中的位置叫“龙口”或“龙门”，古建正脊正中的脊筒是要等其他工程项目完工后最后安放的，因此放入宝匣的过程就叫“合龙”、“合龙口”或“合龙门”，场面颇为盛大。

宝匣有等级之分，尺寸不一，材质各异。从已发现的宝匣看，其质地大致有铜、锡、木三种，形状扁方。铜宝匣制作较为精美，表面镀金，有的还刻着龙凤双喜图案；锡质宝匣有的表面彩绘龙纹，有的则无装饰；木质宝匣一般不饰纹理。

宝匣中所装“镇物”大致类同，有青、白、赤、黑、黄五色丝线、五色丝绸、五色宝石，以及五个元宝、五种香木、五种药材、五谷、金质压胜钱24枚（上铸有“天下太平”四汉字，也有满汉文合璧的）、经、咒等。

据记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宝匣内放：金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四钱五分；银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一两八钱五分；铜锞一锭，牌一个，共重四两；铁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锡锞一锭，牌一个，共重三两；金钱八个，每个重一两七钱；五色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碧玺、玉石）五块；五经五卷（系忏咒）；五色缎五块；五色线五绺；五香（红绛香、黄芸香、紫沉香、黑乳香、白檀香）各三钱；五药各三钱（生地黄、木香、诃子、人参、茯苓）；五谷（高粱、黄米、粳米、麦、黄豆）。

20世纪90年代修缮平康室时取下的宝匣，长42.1厘米、宽28.8厘米、厚5.5厘米，铜质錾龙凤纹，中间是双喜字，下面是海水江崖，保存比较完整。2005年在贞度门取下的宝匣，长28.4厘米、宽21.4厘米、厚5.9厘米，铜质光素无花纹，但内装“镇物”保存比较完好，尤其是五药，分别用五个纸包，并以墨字注明木香、地黄、沉香、人参、茯苓各三钱，咒有九页，分别是净心咒、净口咒、净身咒、净天地咒、安土地咒等。

除了宝匣，故宫太和殿还发现了同样用以镇宅的符牌。符牌于太和殿天花顶篷内供奉，计有五座，以太和殿正中悬挂轩辕镜正上方的藻井平台中央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朝向正中各供奉一座。符牌由于雕刻着镇宅神符，又称为“符板”。中央的一块符牌高约37.5厘米、宽23厘米，以产于东北的高丽木制成，前置香炉、蜡台、灵芝等“五供”。符牌正面由上而下共分为四层，由佛教护持真言、神名和北斗七星图组成，背面由镇宅七十二符组成，可谓集合了佛道的镇宅之符。查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十二日，雍正降旨在养心殿安黄铜符板一块，太和殿和乾清宫分别安木符板各一块。据此可知，此处符牌至少有一块应为雍正九年供奉的。

民间的镇宅之物也称作厌胜，相对皇家更注重外形，多用狰狞之物来挡煞制冲，祈求住宅平安。如屋脊上的风狮爷、门楣上的八卦牌，墙篱厅堂的照墙、照屏，以及埋藏于地下的厌胜钱和立于墙根的泰山石敢当石碑，其式样繁多，名目不一。

八卦牌为表面刻有太极、八卦图案的等边八角形木牌，一般都安置于大厅门额上，作为“镇宅”之用，是民间普遍的避邪物。

石敢当习俗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灵石崇拜，古代先民认为泰山石可镇灾避邪，就用其雕刻“石敢当”碑立于墙根、街巷、桥头等处，以保村宅平安。石敢当习俗分布的地区十分广泛，以山东泰山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到全围各地（包括台湾省和少数民族地区）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居住区。通常是以刻有“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字样的小石碑、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壁角，以禁压不祥，此俗在民间甚为流行。

风狮爷多为武士骑狮造型，相传狮座上人偶为蚩尤的化身，以红砖或陶土烧成，高踞屋脊，威风彪炳，又称“瓦将军”，用以克制远处兽牌、屋脊、墙头锐角的冲煞。

刀剑屏为顶端插有刀、剑、斧、戟、矛等兵器的木屏风，置于厅堂门口，兼有摒除、吓阻邪煞入侵之功能，朝外的屏面通常绘有剑狮等图案，朝内则绘制麒麟、蝙蝠等吉祥图案，为趋吉避凶的典型范例。照壁的功能则与刀剑屏相近，通常位于外门的轴线上，多与外墙连成一体，以红砖砌成，外敷泥灰，顶端作圆弧形，朝外的立面塑有狮子卸剑像，也有的不饰彩画雕刻。

这些镇宅之物虽然今日看来没有科学依据，但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沿袭推崇，很多甚至传播到邻国。时下，其本来的作用已然隐逝，而作为对中华古文化的一个注释，可以说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摘自：《冷历史》浙江人民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