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营，陆吉凤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2.江苏赣榆县教育局，江苏 连云港 222100）

国内近20年CBI研究概述

刘连营1，陆吉凤2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2.江苏赣榆县教育局，江苏 连云港 222100）

该文对国内近20年的CBI研究进行概述。首先就其起源与概念进行阐释，然后就国内CBI发展阶段进行综述，涉及到CBI研究的数据统计与发展阶段，由纯粹的CBI理论引介，到其实证研究，直至近年以教材编写为例的通识英语与学术英语内容之争。最后指出该争议定对国内的英语教学起着推动作用。

CBI；发展阶段；概述

一、引言

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称之为以内容为依托外语教学。1994年王士先引介CBI到国内，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由起初的单纯理论介绍，到CBI实证研究，发展至今以教材编写为例的通识英语抑或学术英语内容之争。

二、CBI概述

（一）起源

国内众多研究者（王士先 1994等）已详述CBI的起源。CBI可追漱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的沉浸式教学方法。加拿大的幼儿园和初中采取此种语言教学方法，教授法语，对象是母语为英语的儿童。其一改传统的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方法，而是通过学科（诸如数学等）教学渗透语言教学，从而使学生自然或附带获得目的语（法语）语言技能提高，并且取得良好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高校开始在成人人群中探索CBI模式，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高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学生层次不齐，其需求也不同。所以，CBI得到进一步应用推广。在CBI模式中，目的语已经不再是核心，而学科知识或主题内容才是核心，语言技能只是附带或自然的结果（廖春红和杨秀松 2009；史光孝，赵德杰 2011）

（二）概念

关于CBI概念，众多学者（如：袁平华，俞理明 2008）援引过Mohan（1986)的观点，CBI是指将语言教学基于某个学科或某种主题内容的教学，把语言学习与学科知识学习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学科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语言水平的提高。

探究其概念，CBI具有以下特征，其一，CBI教学的重点是某个学科或某种主题内容的教学，而不是目的语技能训练，而非拘泥于语言语法规则或词汇表等。其二，学科知识或主题内容的语言学习材料是真实的，而非以往根据语言训练需要组织、创设场景。因为只有提高真实的语言教材和学科教学场景，才能培养语言学习者处理未知信息的能力，培养其认知、思辨能力。其三，学科知识或主题内容、与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因素与语言训练有机的融合，在提高学生学科知识和认知水平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袁平华，俞理明2008）。

三、国内CBI研究现状

（一）数据统计

本文所搜索文献源于中国基础教育期刊文献库中外语研究等八种核心刊物，在题名与主题词一栏分别键入CBI或内容为依托教学，所得文献共24篇，其发表时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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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篇，2003年1篇，2008年3篇，2009年 2篇，2010年3篇，2011年8篇，2012年4篇，2013年2篇。1994年王士先首先引介CBI到国内，之后近14年中，只有俞理明和韩建霞于2003年继续推介外国CBI教学模式。直至2008年，袁平华和俞理明以及常俊跃等人发表关于CBI实证研究。延续至2013年，未曾间断过关于CBI的研究或探讨。

所搜集的文献中既有CBI理论探讨，又有实证研究。其中，16篇涉及到CBI理论探讨，8篇关于实证研究。大部分文献是关于CBI理论探讨。

总结以往的研究，研究不再拘泥于CBI模式介绍。文献中涉及到CBI概念及模式介绍2篇，CBI与大学英语或英语专业教学关系10篇，CBI教学对学生学习动机、焦虑感、评判性思维能力、思辨能力影响实证研究3篇，CBI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教师知识与教师心理的实证研究1篇，关于CBI课程体系4篇，CBI与教材编写3篇，述评1篇。

（二）发展阶段

1.理论引介

如表1所示，1994年至2007年期间，王士先、俞理明和韩建霞介绍了CBI理论及渥太华课程教学。1994年王士先最早推介CBI的基本概念、三种原始模式（Theme-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Sheltered Subject Matter Instruction;Adjunct Instruction），介绍国外CBI应用，CBI模式的优缺点以及探讨CBI在中国应用可能性。2003年俞理明和韩建霞介绍渥太华双语教学模式及其成功的经验，并探讨CBI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如下；在科研的基础上开展双语教学，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虽然不能达到全外语教学的要求，但可以开展双语教学，双语教学的努力方向是真实的环境，所以使用教材应该是英文原版教材。只有课程内容和真实的语言场景相结合才可以培养学生使用语境处理未知信息的能力，进而自然或附带提高英语。俞理明和韩建霞强调CBI模式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是专业/外语类复合型人才。语言教师和学科教师紧密合作，是成功双语教学的有力保证。俞理明和韩建霞指出在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下我国的CBI的外语教学模式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总的来说，在此阶段，正如常俊跃，董海楠等（2008）所言，介绍国外理论研究多，而很少进行教学实践研究，所研究成果缺乏强有力的实证数据支撑。廖春红，杨秀松（2009）详细列举了国内CBI模式应用缓慢的表现：其一，国外CBI模式得到推行的主要原因是来源于学习者的需求，而国内的课程设计者没有进行此类的调查。其二，俞理明和韩建霞提出英语教师需要紧密结合学科教师，但国内教师之间缺乏学科间的合作意识。而CBI模式的核心是学科内容或主题内容，而非语言技能，语言技能的获得只是附带或自然的习得。其三，缺乏教学改革的延续性。

2.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自2008年以来，随着CBI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众多研究者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且，实证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验证CBI模式对大学英语或英语专业教学的影响，而延伸到该教学模式对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影响等。2008年袁平华和俞理明考察CBI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效果，结果是试验组的语言能力总体上优于对照组，特别是阅读能力。但对于英语水平较差的学生，CBI教学对其语言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2010年袁平华考察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中CBI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及焦虑感的影响。并得出的试验结果是，实验组的学生总体学习动机高于对照组；他们的焦虑感也低。2012年袁平华考察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中CBI对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试验结果显示，CBI能够培养学生具有更强的辨认假设、归纳和演绎能力。其他研究者也进行实证研究，2008年常俊跃和董海楠等研究英语专业基础阶段CBI教学问题，2009年顾飞荣和施桂珍研究CBI在大学英语口语影响，2011年杨德祥和赵永平研究CBI对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影响，2012年夏洋等研究CBI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教师知识与教师心理，2013年毛亚英和陈莉萍研究国际化背景下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

3.内容之争（以教材编写为例）

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心已经由CBI理论引介、CBI模式对大学英语和英语专业教学的影响、对学生思辨能力、焦虑感影响以及教师知识与心理的影响，转移到究竟教什么的讨论，即内容的含义。近年来尤以教材编写内容争论为甚。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成为近年来的CBI研究热点，2011年的教材编写内容探讨尤为激烈。2011年，徐锦芬倡导编写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材。2011史光孝和赵德杰指出，学界已经认同大学英语应从侧重语言技能的培养向CBI模式教学转向，但存在对教学所依托内容有所歧义，即教什么。是通识英语还是学术英语。冯新华（2012）认为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法是大学英语课中开展通识教育的有效路径，对学生开展通识教育，建立通识类英语核心课程，才能真正实现大学英语由模式改革到教学内容建设的根本转变。外语界众多学者持有此种观点，目前使用的教材大多是通识类教材。与此观点相反的是，认为所依托的内容应该是学术英语。2011年，孙有中和李莉文指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改革方向：教学中心应该调整为学术英语。其中以蔡基刚最具有代表性（史光孝和赵德杰，2011），他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依托的应该是学生所学的专业，学术英语。仅就2011年蔡基刚五篇文献而言，其中2篇就教材编写理念进行阐释，指出大学英语教材应是以内容为依托的分科英语教材，而不是倡导通识英语的综合英语教材；培养学生的是应对专业学习的学术英语能力，而不是应对考试的综合英语能力；教材不仅仅是人文题材的，而应有科学素质的题材。另外1篇是为《新核心大学英语》教材所作的总序，被其称之为一部为内容依托、提倡科学素质培养的大学英语教材。1篇是关于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改革，1篇是关于CBI理论框架下的分科英语教学。蔡基刚不仅探讨以学术英语为依托的教材编写理念，而且付诸于实践，进行教材编写。改变了目前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2011年蔡基刚在《新核心大学英语》总序中指出，该教材是一部以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材，该教材采取了基于主题（themebased）、内容依托（content-based）、突出技能（skill-based）、基于研究（research-based）和强调自主（autonomous learning）等多种教学和教材理念为统一的编写原则。

四、结语

国内CBI发展经历了由单纯理论引介、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到近年的尤以教材编写为例的通识英语抑或学术英语依托内容之争。正如廖春红与杨秀松（2009）所言，因为CBI模式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不断会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也会存有一些争论和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CBI对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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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新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通识教育信念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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