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明

在解放前，沈阳高坎村广大村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解放后，贫困村民分到了土地，进而成立了互助组，又成立了沈阳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来到高坎村视察，给高坎人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高坎村，是今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的前身，因坐落于浑河北岸的高坎之上而得名。村子南面流淌着宽阔的浑河，北面耸立着秀美的辉山，山上古松四季常青，水中鱼虾跳跃丰盈，山水之间土地肥沃。

解放前无地农民受尽苦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庄，广大村民在解放前却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村里的2100多亩土地，88%以上被8户地主霸占，剩余的12%才为150余户贫农、中农所有。村民们的贫苦，可想而知。

老佃户韩玉成靠租借地主田地为生，每年交租后，家中的粮食便所剩无几了。1947年是一个大灾年，韩玉成交租后，家里颗粒未剩。一家人好不容易以树叶、野菜充饥挨过了夏天，到了冬天，日子就再也挺不过去了。韩玉成几次求地主赊粮，也没能得到一粒米。后来听说地主家需要奶妈，就托人讲情，让媳妇做奶妈，讲妥了四斗米喂一冬。为了生活，媳妇只得放下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流着泪去喂人家的孩子。一冬下来，地主家的孩子喂胖了，自己的孩子却活活饿死了。更为气愤的是，讲妥的四斗米，地主还想赖着不给。最后，好说歹说，只得到一斗半米。一冬天的付出、一个孩子的生命，换来的只有这区区一斗半米。

赵德安家的情况更为困难。父亲早年去世，留下年幼的赵德安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活，赵德安八岁就去给地主家放牛。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赵德安没有鞋穿，便把脚踩进热牛粪中取暖。成年后，他好歹算是娶上了媳妇，安了家，可媳妇生下孩子后不久就撒手人寰，这对于一向贫穷的赵德安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赵德安一家被地主赶了出来。为能有个栖身之所，他只好在浑河北岸的坎下挖了个地窨子。阴暗、潮湿、终年见不到阳光的环境，使赵德安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走起路来十分吃力。一天，家中不慎失火，行动不便的母亲没能逃出火海，被大火活活烧死。那一刻，望着老人烧焦的尸体，赵德安肝肠寸断。

韩玉成与赵德安两家的境遇，就是解放前高坎村农民贫困生活的缩影。肥沃的土地，在为地主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却使同样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贫如洗。

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948年12月，中共沈阳市郊农村工作委员会派出了以刘化新为组长的土改工作组，进驻沈阳市郊旧站区，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此在高坎展开。

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高坎村成立了农会、贫雇农团、妇女会和儿童团，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自此以疾风暴雨之势轰轰烈烈地展开。工作组根据高坎村的土地数量和贫瘠程度，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农资。分到土地的村民，情不自禁地扭起了大秧歌。

张振发牵头成立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

拥有了自己土地的村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但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土改当中，各户分得的农资不同，加之劳动力存在差异，一些劳力少、没车马的农户只能雇他人的牛犋耕地，往往错过农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党和人民政府“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各自邻近的几户村民开始组建临时换工互助组，以五个人工折换两个马工从事农田耕作，按季结算，差额下季补齐，农民们把这种生产方法称为“插犋换工”。

“插犋换工”有效解决了农民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及时播种，及时铲耥，多打了粮食，增加了收入。1950年秋收，张振发互助组高粱亩产量达700斤，比1949年每亩多产60斤。尝到“插犋换工”甜头的农民，将这一做法进一步推广，陆续成立了七八个常年互助组。

1951年，沈阳市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张振发率领七个互助组向市郊劳模包有才互助组应战，各互助组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农民们经过探索，改进了耕作方法，变三铲三耥为四铲四耥，粮食产量大增，张振发互助组耕种的苞米亩产量甚至创纪录地达到了1000斤，光荣地当选为沈阳市一等模范互助组。

后来，为更快发展生产，解决各互助组之间发展不均衡、土地不集中、不能统一规划、不能进行机械化耕作等问题，党和政府决定因势利导，在高坎村试点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1月21日，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张振发当选社主任，这是沈阳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张振发的带领下，高坎合作社统一规划、合理调配劳动力和畜力，广泛使用新式农具，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建社当年，小麦平均亩产量即翻了一倍，达到355斤；第二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了737斤。

高坎合作社在大搞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副业，鼓励农户养鸡、养猪，扩大蔬菜、葡萄种植，在不影响大田生产的前提下，抽出28名社员从事打麻绳和大车拉脚等工作。这些副业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合作社积累了大量公共财产。

众多国际友人曾到高坎合作社参观访问

作为沈阳市郊5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办得最好的一个，每年都有大量农民慕名前来高坎考察学习。与此同时，这里还是国外参观访问团经常光顾的地方。自1953年起，先后有苏联、朝鲜、越南、民主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美国、英国等多个代表团来到高坎村参观访问。

高坎村的老人至今仍能回想起当年接待苏联代表团时的情形。1954年，苏联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到高坎村。热情的村民将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按照当地习俗精心准备了香喷喷的肉馅饺子。开席前，担心客人用不好筷子，村民特意将餐具换成了勺子，可是客人却坚持要用筷子。于是，笨拙的动作、可口的美食，引发出阵阵欢笑，欢愉之情溢于言表。

最让高坎人自豪的，是他们的合作社曾经接待过前民主德国的总理。1955年12月2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与夫人率领代表团如期来访。合作社主任张振发与妇女队长赵刚负责接待。张振发带领德国客人参观了农机推广站、供销合作社、马棚和场院，介绍了高坎合作社在党领导下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格罗提渥总理听后，很惊讶，很赞赏，并祝愿高坎合作社发展得越来越好。参观途中，总理夫人特意把一条漂亮的纱巾披在了赵刚肩上，成为赵刚永久的纪念。

毛主席视察给高坎人民巨大鼓舞

1958年2月13日，是高坎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毛主席在去抚顺途中，视察了高坎。

那天上午8时40分，几辆小汽车开进了高坎合作社旧站管理区第二生产队，从车上走下了高坎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毛泽东主席。

饲养员老王头回忆说：“那天早晨，我端着一簸箕苞米，想去拉料，刚从东下屋推门走出来，就看见几辆汽车开进院子里停下，几个穿大衣的人从车子上下来。我揉了揉眼睛，就认出来了，那个穿灰色大衣的是毛主席呀！当时，我真有点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到毛主席边看马棚边同身边的人讲话。唉，我当时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看过马棚后，毛主席在队长赵文泉陪同下，又走向正在修建的电井工地。他边走边询问队上有多少地、多少劳力、多少旱田、多少水田、打了几眼井、能浇多少亩地等生产问题，还问了赵文泉叫什么名字。平易近人的话语，解除了赵文泉的拘谨，谈话也越发自然起来。

来到电井旁，毛主席问赵文泉：“你们为什么要打电井呢？”

赵文泉回答说：“电井是用洋灰灌的，打得深，坚固，水量大。”

毛主席又问：“能打多深，能灌多少亩地？”

赵文泉说：“能打8丈深，能灌300亩蔬菜地。”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的电力在哪里呢？”

赵文泉指着远处高大的电线架子说：“那就是。”

毛主席望了望，笑着说：“好！你们的水利化已经加上电气化了！”

后来，毛主席又询问了生产积肥和劳动力分值等问题，赵文泉一一作答后，主席才满意地挥手告别，赶往抚顺。

毛主席视察高坎，时间虽然短暂，但给高坎人民留下的却是永恒的力量。如今，高坎镇家家丰衣足食，户户安居乐业，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乡镇。高坎人在赞美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时常谈起他们辉煌的过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