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卫

·国防视野·

军事变革中的制生权

☉郭继卫

生物科技、认知科学、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四大科学技术正在融合汇聚，聚焦于生命本身。这一趋势也在向军事科技领域发展，并引起人们对制生权的争夺。制生权是指在军事行动中，在一定时间内，对以生命微观“功能—结构”为基础的作战空间施加军事生物科技攻防手段，并确保实现预期功效的优势控制权。包括各种生物科技攻防手段的有效使用，生命力（战斗力）的监控、维护及增强，己方军民生存质量的保障，以及战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还包括按照人员作战能力的规律与特征重构作战要素，实现作战效能最大化。简言之，就是以军事生物科技手段谋取军事优势。

制生权带来全新的战争制胜机理。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但以往主要是指人的外在行为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现代生物科技能够揭示人类认知和智能的微观活动机理，并干预“人”在战争过程中的思想、行为、生理等各个方面。制生权争夺将带来3个全新战争观念：主体目标思想——将敌方作战人员作为直接攻击目标；微观攻防思想——从人的微观结构与功能层面实施攻防战斗行动；“有度”征服思想——通过操控敌方人员的生理及精神活动，剥夺其抵抗能力。所以，“制生权”争夺更为深刻地体现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一重要规律，并使之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

制生权也在颠覆传统打击方式。在传统战争中，所有的军事打击手段都是以单个人体为最小攻击单位。生物科技则能够以单个人体为最大攻击单位，有选择地攻击单个人体的“几分之几”，如可对人类基因组30亿个碱基之中的几个予以封闭或剔除。这就是现代生物科技与其他杀伤手段的本质区别，也是制生权将创立的新的作战样式。传统武器效能的发挥，取决于武器和人发生作用的多种可能性（致死、重伤、轻伤、未命中等），而现代生物科技用于作战，可以把杀伤能力预置于武器之中。这好比子弹与药片的区别：一颗子弹可能产生各种预期或不可预期的效果；而一粒药片，本身就包含了设计预期的生理变化。

与上个世纪突出“毁伤”效果所不同的是，这场革命突出表现在“操控”效能方面，着重以新的对抗能力对敌方战斗力予以“技术性消灭”，而不一定是“肉体消灭”。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模糊了人与武器装备这两个过去被认为相互独立的作战因素，推动武器装备的“人—机”一体化向着“脑—机”结合方向发展。在生物科技军事变革下的制生权争夺中，战斗力生成模式有以下几个互动关系。

一是“大战场”和“小战场”的关系。以往的战场基本上都是可见的，交战双方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投入人员、装备厮杀较量，战斗胜负可以通过军队力量对比来判断。而制生权的争夺除了在可见的战场上进行之外，还有一个微观领域战场，即通过对敌方作战人员实施微观层次的损害来降低乃至消除其宏观上的作战能力，“小战场”“微战场”的胜利决定着“大战场”的胜利。

二是“人群”和“人体”的关系。争夺“制生权”作战，既要针对敌方的“人群”，又要具体到某个“人体”的某个部位或功能，对人的某个部位或功能进行损害。战场操作的复杂性既体现在怎样到达“人群”，更体现在如何作用于“人体”，使其丧失作战能力。传统的毁伤效应，被精确操控能力所取代。

三是“体力”与“能力”的关系。作战过程中“力气活”和“技术活”的比例，决定着战争的现代化水平。在制生权争夺中，技术含量会大大增加。与此相应，作战人员身心能力的创造与提升，将得到大量的技术性支持。体力是有极限的，而在技术辅助之下，人的能力可以永无止境地提升。这为未来的军事竞争开辟了另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军事生物科技及其催生的制生权争夺，并非传统的生物武器和生物战，也不是其发展的中、高级阶段，而是蕴含着新一代战争文明价值的科技作战手段。在这种对抗中，完全摒弃了大规模杀伤的概念。军事生物科技与传统武器的主要区别是技术压制、有度征服、功能损伤和修复，其攻击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目标的专一性——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主要是追求“去战斗力”；作用的精确性——只对目标的相关生理功能，如判断能力、平衡协调功能、精细动作等造成干预，杜绝了大范围、不分彼此的杀伤；手段的超微性——在生物微观领域选择靶标，形成人体生理特定功能障碍；效果的可逆性——不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事前控制毁伤力，而且能根据相同原理，在战争结束或对抗行为终止后消除攻击后果。

（摘自《世界军事》，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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