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很普遍—有房有车有老婆的日本爷们

退休后分居很常见

十多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加上先我而来的妻子工作繁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无聊空虚中苦苦度日。有天中午，我去附近一家名叫“丹尼斯”的美式快餐店吃饭时，邻座一位老人和我搭讪。见我日语不通，他试探着改用英语，于是我与这个名叫五十岚专介，后来被我简称为“老五”的日本老人由此相识。老五年过六旬，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面容消瘦，目光沉郁，显得形酷且另类。初识之日在餐桌上交谈不多，我只知道这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人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半生，刚刚退休回到日本。分手时我们彼此留了电话，我看着老五开着一辆轻型面包改装成的房车绝尘而去，便将那张写有他号码的纸条丢进了身旁的垃圾箱。我想这不过是无数次和陌生人萍水相逢的又一次。

不料一个晚上，我竟接到了老五的电话，他盛情约我去他家里做客。日本人鲜有约人去家里的习惯，何况我对于老五而言，只是个在餐馆里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外国人。听我口吻有些犹豫，老五在电话里说：“别有顾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不会有任何拘束的。你在住处等我，我这就开车过来接你。”

老五的家位于一幢高层公寓的顶层，是一套面积很小的一居室。屋里陈设凌乱，墙上还醒目地挂着一把萨克斯，俨然一个单身艺术男人的住所。我和老五一边喝威士忌，一边礼貌而谨慎地开始交谈。酒至半酣，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到了你这样的年龄，大部分人都儿孙绕膝，你怎么会一个人住在这里？你没有别的家人吗？”

亦夫

原名吕伯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土街》、《媾疫》、《一树谎花》、《玄鸟》、《城市尖叫》等。1964年生于陕西扶风，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做过国家图书馆馆员、机关干部和出版社编辑，2000年后旅居日本东京。

不料老五说道：“我有老婆和一儿一女，儿女都早已成家单过，我在附近也有一个一户建的大宅，老婆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一家人只是逢节遇假时回那里团聚。”

见我表情不解，老五解释道：“不用瞎猜，我们家人关系正常，我也没有外遇之类的故事。只是因我长期在美国单身赴任，与妻子几十年分居生活，离多聚少，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模式。退休之后，我和妻子也曾试着在一起生活过半年，但一切节奏都无法合拍，于是我租下这套公寓搬了过来。”老五一脸平静：“你来日本时间太短，时间久了，你就不以为怪了。”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与老五时有小聚，也更多地了解了他的生活：他经常会开着那辆改装的小房车外出，来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而旅行回来的第一站，不是他独居的那间小屋，而是妻子所住的“一户建”。我总在猜测，老五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会惊讶而喜悦地轻叫一声迎出门来，仿佛丈夫又一次从遥远的美国回来省亲了。横亘在这对特殊夫妻之间的，不是单纯的时间和距离，而是由时间和距离以某种特殊比例混合砌成的一堵高墙。

宁肯放弃东京豪宅也要桥下流浪

如果说五十岚在美国单身赴任的状况有些特别之处，若干年后我遇到的另一个日本老人佐藤的状态，或许更具有普遍性。

我住所附近有一条名为旧中川的小河。沿河散步，是我近年来每天下午必做的事情。前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旧中川那座蓝色的铁桥下，住进了一位无家可归的老人。他在桥下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常常坐在离帐篷不远处的草地上，一边独自饮酒，一边翻看报纸或目光散漫地望着远方。相遇的次数多了，老人渐渐开始和我打招呼或说一两句有关天气的废话，后来则会偶然招呼我坐下来和他共饮一杯。熟悉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名叫佐藤的老人，其实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是一个有房有妻、每月可以按时领到一笔丰厚薪金的退休老人。

当然，佐藤开始给我说自己在东京的宅子不但面积颇大，而且位于黄金地段时，我打心眼里是不相信的，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失意者用来自我安慰的吹牛。如果有豪宅，何故自找罪受地住在这样简陋的帐篷？但日后通过观察，我渐渐开始相信这个老者的话。因为与普通无家可归者不同的是，佐藤虽然宿于荒野，但却保持着颇为讲究的生活质量：他每日都会去附近的“钱汤”花钱沐浴，衬衣几乎每日一换。他一日三餐不是去餐馆解决，就是在便利店买来质量上乘的盒饭。他所饮酒品无论洋酒还是日本酒，都远比那些穷苦的无家可归者的杯中之物价格昂贵。佐藤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根本不是故事，因为他和许多的日本工薪族一样，是个一生都没有故事的人。

不用老婆你赶 我先把自己扔出去

和许多日本男人一样，佐藤年轻时进入公司，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途中生变，平平淡淡地干到了退休。佐藤从热血青年到六旬老朽，生活方式从来都是一成不变：一大早吃过早饭后，带着妻子准备好的“便当”出门上班。下班后和同僚去居酒屋喝酒，借机和上司拉拢关系，以便求得可能的升迁机会。一场酒后，又接着“二次会”、“三次会”，等回到家里时，多半都已经是午夜时分。妻子已经放好了洗澡水，准备好了第二天上班要穿的衣服。

夫妻这样早晚相见的模式持续了几十年，一朝佐藤忽然退休在家，不但自己无法适应，就连他的妻子望着这个从早到晚在自己面前晃荡的男人，也变得既感到陌生又浑身不自在起来。夫妻常常四目相对，愣神片刻后彼此尴尬地笑着避开彼此的目光。

佐藤告诉我说，刚退休不久，他因无法忍受这样不堪的感觉，便谎称自己被别的单位续聘，继续每天早出晚归。但白天呆在图书馆、公园或便利店的时间太漫长、太难熬了，后来他索性买了帐篷、睡袋等物，过起了眼下的生活，只是每逢节假的时候，才回家和妻子团聚。

“你知道什么叫粗大垃圾吗？”佐藤悠然地呷了一口酒，“我退休后，感觉自己在妻子眼中就是一个粗大垃圾，摆着无用，扔掉还很费力。现在倒好，我自己把自己扔出来了。”

我看着佐藤悠然自得的样子，忽然又想起了五十岚告诉我他自己生活状态时那一脸的平静，我已经到了嘴边的安慰和同情的话，生生又被自己咽了回去。我知道这种所谓的同情，既不合时宜又不切实际，因为这只不过是两种不同背景的人对生活理解的差异。一切的结论，也只是出于自己对生活判断的逻辑。

这是我在日本东京亲历的两个退休老人的生活状态。也许与大多数常人相比有些极端，但日本人内敛自省、与人无涉和顺从逆境的性格特征，却确实会让这样看上去有几分匪夷所思的现象成为现实。在我眼中，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看上去客气却缺乏亲切，甚至有几分漠然。这种感觉不但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同样也存在于家庭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