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书田

连载（十一）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吕骥

文/乔书田

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演员时的情景（右穿黑衣者为吕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执行的教育方针是：以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原则为基础，吸取国统区音乐专业教育的经验，培养我国有理想、有专业知识的音乐文化建设人才。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学院设立了本科（五年制）各科、系，设立了本科“民乐组”（后发展为“民乐系”），以及“民族音乐研究部”、“干部进修班”、“附属音乐中学”等。教师队伍除保留各原参建单位的师资力量外，还敞开校门，诚聘一些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人才和社会上有名望的民间艺人任教，聘请一些有经验的外籍专家、教授走上中国的音乐讲台，传授西方的音乐知识、作曲技法和演唱、演奏技巧。不仅请进来，还要走出去，让一些具有良好发展前途的学生，走出国门，到欧美一些国家（当时主要是苏联）去留学，直接接受先进国家的音乐教育。为了开展学习成果的实践活动，学院还组织成立了一个百余人的“音乐工作团”，排练演出一些西方优秀的音乐作品和师生们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创作的一些新作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音乐文化的需求。应该说，以马思聪任院长、吕骥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建院初期，总的教育思想是强调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在继承发展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开展教学、科研和实践活动。

1950年9月5日，“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人民音乐》复刊。这是早在1946年冬创刊于佳木斯的不定期《人民音乐》的延续。以吕骥、贺绿汀、马思聪、向隅、安波、江定仙、李凌、李焕之、老志诚等26人组成的编委会，一致推举缪天瑞担任主编。

新复刊的《人民音乐》是一本既发表音乐作品、又发表音乐动态及音乐评论的综合性音乐刊物。吕骥为复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写着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开幕词里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本刊作为全国音协的机关刊物，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音协领导之下，发表各种音乐创作、音乐论著，以及各种与音乐运动有关的经验、报道，协助各地音乐工作者，通过创作、演出、研究，以及音乐教育等工作，广泛地开展人民音乐运动，使这个运动在经济建设高潮中发挥它应有的配合作用，使这个运动成为文化建设高潮中重要的一环。”

10月，《人民音乐》第2期发表了吕骥撰写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文。文章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工作环境、服务对象的变化和主观方面的条件等情况，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深入体验工人生活，这对刚刚进城的许多音乐工作者来说是个新课题；二、继续大力做好普及工作；三、积极学习基本技术、西洋古典音乐、中国民间音乐；四、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

1951年4月30日，吕骥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部编选的、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河北民间歌曲选》，撰写了一篇“代序”——《学习民间音乐中的几个问题》。“代序”针对音乐界“许多同志对于向民间学习缺乏信心，也许许多同志虽然认识到要向中国民间音乐学习，但缺乏正确的方法”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的意见。其中批评了一些人“沉湎在西洋音乐中，认为西洋音乐，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好。一切中国音乐，无理由的都不好”。还说，“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标准：即‘西洋标准’，一切不合乎西洋标准的都不好，这不仅是非历史的唯心观点，而且是缺乏民族自尊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并说，“解放前中国高等教育是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方针指导下，盲目崇拜西洋音乐的影响很深，许多有才能的作曲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这应该成为大家痛切的教训。”

这段针对解放前高等音乐教育的批评，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曾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的贺绿汀极大的不满，他在《回忆黄自先生》①见《贺绿汀全集》第五卷《回忆黄自先生》一文。一文中，对吕骥的批评进行了无情地嘲讽。他说，“这几乎是判决书，几十年来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只能是唯一的老音专了。于是它注定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不折不扣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是‘窒灭’音乐创作人才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这个倒霉的老音专，中国音乐教育老早就繁荣昌盛了，难道还不是‘大家痛切的教训’吗？因此，萧友梅、黄自也就是当然的罪魁祸首了。”由此，音乐界的矛盾与分歧开始公开化，并随着各种运动的不断深入愈演愈烈，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亦愈演愈浓。

1953年4月，第一届规模宏大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在北京举行。汇演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看了某些节目后，认为民间音乐太原始，太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没有什么优秀的东西可继承。为此，吕骥撰写了《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优秀传统》一文。文章认为，“面对着无限丰富的、优秀的民间音乐艺术，我们越发感到我们自己创作的音乐艺术的贫弱，并认识到我们的创作贫弱的真实原因。应该说，我们不仅缺乏生活，尤其缺乏对于生活的深刻分析和正确理解；因此，也就缺乏表现生活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于民族音乐传统缺乏全面的知识和深入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无知。某些人甚至盲目地拒绝接受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文章指出，“民间音乐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乐观主义情绪，是他们的最高智慧的结晶。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民间音乐并未因此失去其光辉”。

同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篇文章是针对今年四月举行的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所提供节目的分析研究，并联系音乐界争论的某些问题，发表了值得重视的意见，希望音乐界继续研究和讨论。”

同年9月26日，“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经中央批准，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通过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选出了以吕骥、马思聪、贺绿汀、査阜西、赵沨、李凌、沈知白、江定仙、李元庆、李焕之、周巍峙、盛家伦、安波、向隅、马可、时乐濛、何士德、沙梅、张鲁、孟波、孙慎、老志诚、沈亚威、庄映、常苏民、张非、黄庆和、卢肃、章枚、舒模、李劫夫等53人组成的理事会，吕骥再次当选为主席，马思聪、贺绿汀、査阜西当选为副主席。吕骥在会上总结了“协会”成立四年来的工作，指出，“全国音乐工作者经过四年来的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1年底的文艺整风和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批判了盲目崇拜西洋音乐、不关心群众斗争生活、忽视民族音乐遗产、忽视普及工作等错误思想。”并指出“目前音乐工作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音乐工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音乐工作的发展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不相称”。

会议最后，贺绿汀发表了《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讲话。他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学习业务”、“学习技术与单纯技术观点”、“抒情歌曲与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音乐批评等一些在音乐界长期存在的分歧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他说，“解放以来，我们在音乐创作方面虽然成绩不大，也还是有的；特别是出现了许多青年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在群众中受到普遍的欢迎，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在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上还存在许多缺点，这些缺点一直在阻碍我们的创作向前发展。”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假如单纯强调政治学习或政治学习不联系业务学习，忽视音乐技术理论学习，忽视对自己民族音乐语言的学习，就不可能成为音乐家。这种做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谈到体验生活的问题时，他说。体验生活“无非是为了通过实践改造自己的思想，更深一层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熟悉人民的生活，熟悉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以丰富自己创作的源泉。就音乐工作者来说就必须与具体业务相结合才能收效最大。但有人却主张下去时必须忘记自己是一个音乐工作者”。他说，“决不可能用体验生活的方法培养出一个作曲家来。”

在谈到学习技术的问题时，他说，“学习技术与单纯技术观点的问题往往被人们机械地混在一起，只要某人强调学习技术，就会被人戴上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而那些夸夸其谈、不学技术的人，却没有人说他不对。思想与技术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思想水平高对技术的看法、处理和运用，将起决定的作用。使技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因而更能提高作品的质量。从此也可以看出：假如理论家离开了具体的音乐内容去空谈音乐的思想性，那就充分证明他的思想水平并不高。近年来音乐创作上所以如此混乱，进步如此慢，不能不和这个问题有关。因此，我希望理论家们虚心一点，少别出心裁，多花点时间去研究已有的有价值的理论书。在对于某种学问没有透彻了解以前，不要轻易著书立说以免误人子弟。在这里我也要向音乐出版家提个意见，近来音乐书的销路好，大家竞相编书，有些没有编书能力的人也在那里又编又著。错误百出，甚至有许多歪曲的理论，以致一般青年音乐工作者感到莫衷一是。我希望出版家与这些理论家们要向读者负责。”可以看出，贺绿汀在上世纪50年代，就对我们党在领导音乐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意见。

1952年，《人民音乐》停刊。1953年12月，再次复刊（为双月刊）。吕骥亲任主编。复刊后的《人民音乐》不再发表音乐作品，而是以开展理论批评、发表理论文章、指导理论工作为主。1954年6月，《人民音乐》第三期发表了贺绿汀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同年12月，《人民音乐》第六期，对贺绿汀同志的文章，展开了讨论。

（责任编辑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