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千载人竹共生

◆撰文/周 李

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古往今来，青青翠竹将其根系伸展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受到了独有的青睐——百姓用其材、墨客书其形、君子比其德，壮族和傈僳族的一些支系甚至还把竹子当作图腾来崇拜。

竹别名“龙孙”，所以它与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传，后汉时期，汝南人费长房学道归家，见葛陂湖内百怪兴风作浪，于是投竹于湖，竹入湖后即化为飞龙降服百怪。后来，晋人葛洪将这则故事收入到了《神仙传》中，最终流传百世。

生活在长江、珠江流域的竹乡百姓，每年农历五月十三都会过一个特殊的节日——竹醉日，即栽竹之日，说在这天种下的竹会生长得尤为茂盛，而竹醉日恰巧也是传说中龙的生日。这些是否为竹与龙关系的起源，现已无法考证，但它无疑为中国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

竹是龙的化身，中国人亦自称是龙的子孙，所以中国人与竹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们一直对竹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向物质依赖之外的更深层次去挖掘，不难发现二者在精神气质等方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竹共生”。

百姓常食以竹为资

民以食为天，而食物取于自然。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古代，竹虽没能像稻、黍一样成为营养和能量的主要供给者，但它同样是百姓重要的食材，对江南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1765年春节刚过，心慕江南风物的乾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江南寻笋之行。从当时的御膳清单来看，他在到达扬州第一天的早晚餐中分别出现了春笋炒肉、春笋糟鸡和燕笋糟肉、燕笋火熏白菜，并在晚上加餐时赏赐了一道腌菜炒燕笋给生于江苏的令妃，不知是否唤起了令妃童年的记忆。

尝遍了世间美味的一国之君尚且爱笋如此，那一般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但普通百姓的食笋之法可能不及乾隆“奢侈”，即使白居易这样生活条件稍优越的官宦之人，也只是“双钱易一束，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烹饪方法虽简单，却足以让他感受到自然风味之美好，以至于“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了。

在唐代的诗人之中，白居易并不是唯一爱吃笋的，杜甫、李商隐等也都是竹笋的忠实“粉丝”，他们对竹笋的追捧，在其传世诗词中可见一斑。但与普通百姓借竹笋满足口腹之欲的目的不同，这些文人不仅是贪恋竹笋之美味，更把食笋当作充满文化象征意味的高雅行为。如果要探究这一行为的原因之所在，则要追溯到汉代以前。

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竹笋的，现在已没有详细的史料可查，但《周礼》中关于“笋菹”的记载，说明在西周时期竹笋就已经受到了贵族的喜爱。周成王在临终前还“敷重笋席”款待文武诸侯，希望他们拥护康王登基。想必是成王的笋宴实在美味，让各诸侯不忍拒绝，所以康王顺利登基，成就了历史上的“成康之治”。

到了汉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以及在文人好竹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竹笋逐渐以“山家清供”的身份出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及典籍史料之中，食用竹笋也因此成为了一种高雅行为，而且这种风气在唐代之后愈加昌盛，所以出现了白居易、杜甫这样“嗜笋如命”的文人士子。直到南宋时期，笋鲜、笋肉馅、雕花笋成为当时都城临安各酒家的招牌菜肴，最终奠定了笋馔在南方菜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影响至今。

除了入馔之外，竹筒饭、竹叶酿酒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竹饮食文化的内涵。白居易《忆江南》中有“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直到明清时期，竹叶制酒仍见记载，当时的湖州人好饮白酒，夏天时常在酒中加入竹叶煮熟饮用，并给这种竹叶酒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碧香清。遥想当年，白居易可能就是喝着春竹叶，就着笋煮粥在艰苦的竹乡生活中找到了些许安慰。

文者雅居有竹乃贵

食者竹笋，庇者竹瓦。竹并非只有可食用功能，这是现代人共有的常识，其在建筑及园林方面的应用也影响深远，非常值得探究。

古时，南方竹林广袤，竹自然而然成为了人们建造居所的主要取材对象，寻常百姓多用其打造栖息生存的空间。清人沈日霖曾一语道破竹在岭南建筑上的广泛应用——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但现在，竹屋聚辏、竹楼成衢的景象却只能在影视作品中偶尔可见，这些曾被视为建筑艺术之奇葩的竹建筑或破败不堪，或早已消失不见，让人深感惋惜。

虽然自《庄子·秋水》中说凤凰“非竹食不食”以后，竹就一直与高雅文化为伍，但直到魏晋时期，竹的文化形象才真正鲜明起来，成为“士君子”理想人格的象征。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原本只是普通百姓躲避风雨的简陋竹屋，逐渐被文人赋予清雅之趣，成为他们追求返璞归真及隐居生活的真实体验场所。

但与普通百姓“建竹舍以避风雨”的做法不同，士大夫更喜欢借助竹的清丽之姿来点缀园林或居所，以在竹林乡野中获得疏朗、雅致的情调。比如白居易被贬新昌时，心情抑郁，便在宅邸周围种竹以自娱。即使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也仍不忘竹带给他的乐趣，“日与竹相亲，种竹数千竿”，为自己营造一种清幽、闲适的生活环境。所以有学者认为，白居易历经宦海浮沉，却终能高寿，得以善终，与其乐于种竹适时排解内心苦闷有一定关系。

在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之下，借助竹营造清新环境的风尚长盛不衰，逐渐成为士人实现诗意化栖居的主要做法，甚至有人费尽心力从南方引竹到北方，以使自己不被潮流所没。在明清之时，不少文人还把“听竹”的雅趣当作种竹的第一目的。他们对竹的声音闻于耳、感于心、会于神，达到一种心境交融的玄妙境界，因此形成了“竹林听雨”、“凤鸣龙吟”等富有声学美感的特殊意象，让后人反复品味。

君子比德与竹同谦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竹林、竹影来表达对悠然无争生活之向往的诗句数不胜数，甚至连久处深宫的唐太宗也偶有“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的诗句传世。其实，士人爱竹多有以竹自比、以竹自勉的目的暗含其中，这一切源于由竹茎直心空、不蔓不枝、四季常青等天然特点衍生而出的高洁、坚韧、谦虚等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在历代文人士子的推崇之下，这种高尚品性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人格符号，也被视为竹文化精髓之所在。

正所谓“偶逢池竹处，便会江湖心”，一片竹林就是一个江湖。经过千百年的探索，那些坦荡文人终于在竹身上找到了个人品行与自然之物的完美结合点，所以他们通过种竹、听竹、画竹来实现比德于竹，在此江湖中“恣意张狂”，游刃有余。

君子以竹自比，所以竹为君子。白居易在《养竹记》中写道：“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诗中明示，竹本固性直、刚正不阿、不偏不倚的品行刚好隐含了君子“中立不倚”的美德。

比白居易更直接，苏轼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此君庵》中则把君子与竹合为一物，诗云：“寄语庵前抱节君，与君到处合相亲。”这种类比之所以成立，在于竹和君子有相同的高洁、正直之品格。

在诗文之外，竹高尚的精神风貌和特殊的审美价值也在激发着画家的创作灵感，成为艺术家推崇的楷模。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最擅长画竹，并提出画竹要有“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阶段。他在《题画竹六十九则》中，不但表现了竹子的天然特征，而且传达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和思想态度。

纵观中国古代史，与竹比德的最好例证莫过于“竹林七贤”在竹林下纵酒欢歌的故事。嵇康、阮籍等七贤士不满司马氏篡夺政权，虽无力改变现状但亦不愿改变自身人格，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走进竹林，把酒言欢。竹林间的素然清风与官场的险恶争斗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他们找到了身心平缓的出口，日渐行远的人格追求也在此回归。

七贤士们一定没想到，他们追寻人格理想的竹林之游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文人、墨客、隐士的淡泊情怀与清高品质便与竹的品性实现了完美对接，不仅丰富了竹所承载的人类情感，也极大丰富了竹文化的内涵。

千百年来，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竹的影响都是无法忽略或抹去的。如今，我们在借其体材的同时，更应该去挖掘其文化内涵，发扬其精神实质。如此，才不枉我们同为龙之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