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沫含

让当代音乐评论更富有生命力
——“王霭霖教授八十华诞暨音乐理论研讨会”综述

★文／施沫含

图片：王劲松摄

2013年12月5日，由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辽宁省艺术学校、沈阳民族艺术学校联合承办的“王霭霖教授八十华诞暨音乐理论研讨会”在辽宁大剧院会议厅隆重召开。会议由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汪敏主持，辽宁省音乐界的新老领导、许多著名音乐家与专家学者以及音乐与艺术院校的师生共计1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同时还收到了全国各地音乐院校、研究机构、演出院团的领导以及音乐界朋友的贺电与贺函。

此次研讨会正值王霭霖先生第三部《音乐文集》出版发行，同时又适逢其80华诞，因此众多与会者借此机会热忱地表达了对于王霭霖先生新的学术成果问世的祝贺并对其80华诞表达了生日愉快、健康长寿的祝愿，更为主要的是对王霭霖先生几十年来的音乐理论研究和为辽宁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会议上，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林建宇，原沈阳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瑞江，原辽宁歌剧院院长李倩胜，原《音乐生活》主编林成墩，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所长胡天虹。著名作曲家徐占海，著名词作家邬大为，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彭永启，音乐教育系陈秉义等与会者进行了发言。

中国当代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王霭霖先生多年来在音乐领域有着广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尤其在音乐评论方面为辽宁省的音乐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最具代表性的，是自“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期间撰写的大量音乐评论文章，并分别在每十年的节点上结集出版一部《音乐文集》，至会议前夕，王霭霖先生的第三部《音乐文集》问世，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作为一位数十年来始终倾力于音乐评论工作的实践者，王霭霖先生的这三部《音乐文集》所反映出来的选题具有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且更难能可贵的广泛性，其中，包括了党的文艺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实践方面、有歌者和作者在表演与创作的实践方面、有民族声乐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方面、有大众音乐生活在当下各个角度的思考方面，也有在特殊时期里相关于创作思想而引起的学术论争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方面都较为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甚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来音乐界和大众音乐生活当中所体现的既重要又带有普遍性的许多选题。正是由于有王霭霖这样一批老一辈音乐工作者在理论研究上的不懈努力，进而使得“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音乐理论界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就此，胡天虹在发言中指出：在王蔼霖的《音乐文集》当中涉及了许许多多音乐评论领域，但突出的一点是王霭霖的音乐评论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突出文艺创作与艺术实践的方向问题，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再来解决借鉴西洋和继承传统以及艺术创新等问题。同时，从对于文献解读的角度来看，这三本《音乐评论》的内容现实而实际、朴实而无华、真挚而多情，其真实地记载了三十年来在辽宁省音乐界和辽宁的人民群众在音乐文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记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艺术的成长历程。仅就这三部《音乐文集》而言，就是真实记录辽宁省音乐文艺三十年发展的珍贵理论文本。

作为一位始终活跃在音乐评论领域的音乐理论家，王霭霖先生始终认为：“无实践体验又无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是灰色的无生命的理论。”在长期从事音乐评论的活动中，王霭霖先生始终主张音乐评论首先要服务于实践，音乐评论不能只躲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音乐评论应当直面社会，面向大众，关注当下的音乐活动并与现实的音乐生活接轨。尤其是音乐理论应当回答现实音乐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给现实音乐发展以推动力，使音乐理论、音乐评论产生真正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对此，彭永启在发言中对王霭霖先生在此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王老师所写的文章，紧紧抓住了辽宁音乐走过的三十年历程，这三十年辽宁音乐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王老师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并且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和前瞻性，在关注社会音乐生活的同时，举重若轻地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起来，从点点滴滴中体现出其理论的厚重性，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使理论有了新的用处。”

在三部《音乐文集》中，我国民族声乐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是王霭霖先生始终关注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王霭霖先生在我国民族声乐的理论研究领域和艺术实践领域有一定影响的方面。原沈阳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著名声乐教育家王瑞江在会议中指出：“王霭林教授对民族声乐专业的发展建设格外关心和钟爱，可以说他是民族声乐的朋友和知音。在我院民族声乐发展的各个时期均有重要著述，如该专业建系后的《我的民声观》、民族声乐教材出版后的《声乐之路，教学之本》都曾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后来写的三万多字的《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一文将民族声乐的由来与界定、继承与发展、民族声乐教育的民族性及科学性和进一步发展提高等关键理论问题，阐述得准确、精炼、高屋建瓴，成为民族声乐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可以说就目前看，他是对我国民族声乐理论著述贡献最大的音乐理论家。”

在王霭霖先生多年来的音乐评论中，他始终秉承着这样一句座右铭，即“发现真理需要智慧，宣布真理需要勇气”。由此在他三十余年的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尊重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继而勇于挖掘适合其发展的理论或观点，并且在音乐理论界的认知水平和评论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停滞的情况下敢于将自己的理论与观点呈现出来，以此来展现一位音乐评论家对于中国当代音乐建设与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对此，著名军旅词作家邬大为在发言中用了五个“第一人”对王霭霖先生的学术精神进行了评价，他指出：“纵观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王霭霖曾经在五个方面向我们呈现出他作为第一人的贡献与价值。一是音乐界批判‘极左’路线，践行‘改革开放’，他是第一人；二是在阐述艺术产品应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他是第一人；三是科学地界定民族声乐的起源和发展理论，他是第一人；四是正确评价我国音乐发展道路，他是第一人；五是主张音乐评论民主化，他是第一人。应当说，这五个‘第一人’充分反映了王霭霖作为理论战士的艺品与人品。”

从词作家邬大为评价的这五个“第一人”来看，王霭霖先生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评论中独具慧眼，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这对于一名音乐评论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例如1981年在“长春音乐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王霭霖先生代表辽宁省音乐理论界作了《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认真分析了当时港台流行歌曲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极左路线长期禁锢音乐艺术发展的现象。但由于这次发言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当时音乐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而从后来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来看，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王霭霖先生在当时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科学的，并具有前瞻性。再如王霭霖先生于1984年发表的《文艺的商品性与文艺的改革》一文是国内最早论述文艺与商品关系问题以及文艺商品属性的重要文章。再如1985年在全国“聂耳、冼星海音乐作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坚定的音乐革命家、勇敢的音乐革新家》一文是当时国内音乐理论界较早全面、准确评价聂耳、冼星海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在1987年王霭霖先生发表文章《我的民声观》之际，正值民族声乐遭受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的时候，然而他从民族唱法的历史溯源入手，最早对民族唱法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对当时以及后来我国民族声乐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述这些事例表明，王霭霖先生通过全面审视当代音乐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对其做出合乎实际的认知和判断，尤其是敢于对似乎已有定论的音乐现象提出合理与准确的异议，从不“人云亦云”或“随波逐流”，敢于对偏执的争执提出中肯的见解，这是王霭霖先生音乐评论最有价值之处，是十分值得当代音乐评论者借鉴和学习的。

“音乐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王霭霖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也是他多年从事音乐理论研究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更是他在广泛的音乐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音乐观。由此，在王霭霖先生的音乐评论当中总是能够及时、热情并客观地对于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音乐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寄希望通过对于作曲家和音乐表演艺术家的评论来带动音乐界在为人民群众而创作与实践当中所获得的真正的繁荣。例如他在对于第十一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评论文章中谈及比赛中美声唱法的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用意大利语演唱意大利歌曲的一些选段是必要的，这是美声唱法训练的重要过程，但是中国青歌赛的美声，只用意大利语唱意大利歌剧而不唱中国歌曲这就是个为谁服务的方向性问题。中国人之所以需要美声，主要是需要它用中国话唱中国歌给中国人听！此外，部队文艺工作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部队参赛歌手演唱的歌曲不反映部队生活怎么能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谈及当代通俗歌曲的创作时王霭霖先生又指出：“现在一些通俗歌曲曲调怪里怪气，不知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许多歌词假装‘诗意’，胡言乱语，颠三倒四，不清楚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中国每年评选出那么多最美人物，每年发生那么多感人肺腑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人去歌唱他（她）们，为他（她）们而歌唱？”从现实来看，王霭霖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空泛的和脱离实际的问题，而是当前音乐界确实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他的这些提问不仅是对这些音乐现象的质问，更是对音乐界“为人民服务”方向宗旨上的急切呼吁，尤其是他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去审视或观察当下的音乐现象，因而使得他的音乐评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对音乐活动从创作到演出实践更具有影响力。正如王霭霖先生在本次会议上对自己几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所作的陈述那样：“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艺观只有简单五个字，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也是我所有论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老百姓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过着贫困的生活，过着十分空虚的精神生活时，甚至老百姓要唱一首自己的歌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赋予他们精神的解放，为他们能过上更自由的生活而奋斗而付出。‘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口号，这几个字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们如何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文艺，如何用一种高雅的、高尚的和能够更激动人心的文艺去感动人民群众，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也希望自己未来在这方面能做更多的事。”

诚然，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王霭霖先生多年来的音乐理论进行深入研讨，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给年轻一辈的音乐理论研究者、音乐评论者在思想上以更大的启迪。“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时期以来，随着我国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需要，音乐评论理应发挥更为重要的现实性作用，尤其是对音乐评论队伍的建设应当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就此，胡天虹在发言中指出：“当下的一些音乐评论，较少的是对于眼前的音乐文化现象所形成的勤于思考、对于身边的音乐会和艺术实践活动的时时关注、对于音乐家和大众群体的切身了解与主动深入、对于真理和经过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的大胆坚守和直吐真言。”因此，本次“王霭霖教授八十华诞暨音乐理论研讨会”应当引起我们每一位音乐工作者的重视，尤其是每一位当代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充分重视，那就是要以王霭霖先生为代表的我国音乐评论工作者为榜样，在王霭霖先生的身上学到一些真东西，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养，密切关注当代音乐现实，真实践党在新世纪文艺发展与建设上的方针与政策，继续发扬辽宁省老一代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继而在未来的研究中承担起必须承担的道义与责任，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来履行自己的学术使命，惟其如此，辽宁音乐理论的建设才有可能在共同发展中逐步走向壮大和成熟，才能将辽宁省的音乐文化事业推向一个更加广阔的新阶段。

（本稿图片由王劲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