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书田

连载（四）

★文／乔书田

3月，受“剧联”委派，与盛家伦一起去了武汉，开展组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武汉分盟”的工作。在汉口，他们找到地下党组织、“武汉文化界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张清泉。在武汉地下党支持下，他们很快找到了正在一家报馆做校对工作的张庚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英文教员的丽尼，盛家伦还领来了刚毕业就失业的小青年陈荒煤，五个人迅速组成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武汉分盟”。张清泉任命展青为组织部长，张庚为宣传部长。

“分盟”成立后，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扩大组织，展开宣传活动。展青了解到，在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有个演剧小分队十分活跃，他就把小分队的骨干团结了过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剧社——“鸽的剧社”。在张庚组织下，开始排练田汉改编的话剧《卡门》（张庚在劳动大学时排练过此剧），“藉”这个“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的现实”（田汉语）。

3月末开始排练，4月正式演出。

武汉《时代日报》有个文艺旬刊，叫《煤坑》，创刊于1931年，一直由丽尼担任主编。丽尼成为“分盟”成员后，他主编的《煤坑》自然成了“分盟”的“机关刊物”。5月上旬，《煤坑》发表了丽尼翻译的一部反映美国黑人罢工斗争生活的诗剧《S t r i k c-b o u n d》（《罢工斗争》），这部诗剧成了“分盟”成立的一个“宣言”。

为扩大宣传力度，展青还邀请邵惟任主编，编辑出版《戏剧与电影》周刊。其间，武汉正放映苏联进步电影《生路》，大家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影片，都很兴奋。展青和张庚化名写了长篇评论，发表在《戏剧与电影》特辟的专号上。

作家王任叔（巴人）曾在汉口办了一个“武汉书报流通社”，由于当局打压，无法继续下去。“分盟”把它接收过来，改名为“时代书报流通社”，由公开活动转为地下活动，秘密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很快，湖北省立师范、省立中学、女子高中、女子中学的进步学生近百人，成了“时代书报流通社”的常客。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2月，张清泉突然被捕，武汉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分盟”立即停止了所有活动。

3月，陈荒煤、张庚先后赴上海“总盟”联系，走后均无音信。接着，不断从上海传来消息，共产党人廖承志、罗登贤被捕……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达被捕，并很快叛变……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因拒捕牺牲……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在很短的时间里，上海有六百多名共产党人被捕或被杀。

7月，武汉形势急剧恶化，码头工会及许多进步团体遭破坏，学校纷纷停课。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展青，工作无法开展，生活又无着落，警察多次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时有被捕的危险。他坚持到8月底，也秘密返回了上海。找到正租住在雷米路（现永康路）一家香烟店楼上的陈荒煤，暂住下来。

1934年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新任党团书记田汉，与作曲家聂耳商量后，在“苏联之友社”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由田汉直接领导。成员有：肖之亮、聂耳、任光、安娥、吕展青、张曙、孙师毅、王为一等。为活动方便，小组下面又分“小组”，聂耳、吕展青与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位现代舞蹈家陈梦庚为一“小组”，聂耳任组长。

这时，丽尼已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女钢琴学生许严结婚，居住上海，以翻译和撰写散文为生。张庚则去了福建泉州任教。

是年夏，展青第三次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声乐。一天，他刚走出校门，门卫便叫住他说，刚才有人在打听你的住址，看样子很像“包打听”（上海方言，即“密探”），要他多加小心。他立刻想到，与张清泉被捕叛变有关。为安全起见，他决定不再回雷米路，辗转找到丽尼家，暂避下来。10月间，丽尼介绍他到创刊于美国纽约、以13种文字发行于世界各地的综合性月刊《R e a d e r s Dl g e s t》（《读者文摘》）中文版，做临时编辑，并建议他改个名字，否则，外出活动仍有危险。他接受了丽尼的建议，把父亲留给他的名字“吕家骥”中的“家”字拿掉，改名叫“吕骥”。他第一次以吕骥的名字，到《读者文摘》作了临时编辑；同月，他第一次以吕骥的名字，为阳翰笙编剧、反映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影片《生之哀歌》，创作了同名主题歌（郭沫若作词）；11月，他第一次以吕骥的名字到上海地下党支持、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去教唱进步歌曲。很快，这样的女工夜校发展到7所。他教女工们演唱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毕业歌》。在向她们讲解歌词时，吕骥通过灌输一些革命道理，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吕骥自身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1935年2月，经戏剧家谢韵心（即章泯）和张庚介绍，吕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小组长谢韵心家中，以打麻将为掩护，为吕骥举行了简短的入党仪式。他们还用一条棉被把麻将桌围起来，两个人在外面放哨，吕骥和谢韵心钻到桌子底下，庄严地演唱了《国际歌》。上海地下党自1934年3月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四次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里。就在吕骥入党不久，上海地下党又一次遭到破坏，田汉、阳翰笙、杜国庠同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夏衍、阿英（钱杏邨）被通缉追捕，左翼文化运动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4月，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聂耳的名字也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派他秘密出国，取道日本赴苏联学习。4月15日，聂耳带着“上海电通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草稿，匆匆离开了上海。他走后，音乐小组的工作由吕骥负责。

不久，聂耳把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到国内。正等米下锅的《风云儿女》剧组，立即组织吕骥、盛家伦、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7人，成立了一个小合唱队，在吕骥指挥下，到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然后，由唱片复制到了电影胶片上。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迅速风靡全国。

5月，吕骥为夏衍、司徒慧敏编剧的影片《自由神》创作了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孙师毅作词）和插曲《摇篮曲》（施谊作词）。

6月初，吕骥与沙梅共同组建了救亡歌咏团体“业余合唱团”。主要成员有：盛家伦、崔嵬、丁里、塞克、沙蒙、夏国琼、陈波儿、王莹、吴湄、唐纳、顾梦鹤、金山等2 0余人，大多为电影、戏剧界的左翼文艺家。“合唱团”影响日深，许多学生和职业青年如周巍峙、周钢鸣、洪荒（即阮章竞）、麦新、孟波、孙慎、吉联抗等，纷纷加入进来，最多时竟达上百人。

7月底，噩耗从日本传来。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消息传到上海，文化界为之震惊。我党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为聂耳举行追悼会，并出版《电通画报·聂耳逝世专辑》，免费发放给与会者。

8月16日上午，“沉痛悼念聂耳逝世大会”在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举行。据《档案春秋》2 0 0 6年第二期记载，“人们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向戏院涌来。来人中除了电影界外还有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聂耳生前好友，但最多的还是工人，他们中有码头苦力、筑路工、打桩工、纺织女工、普通市民和报童。1600个座位全满，戏院不得不写出‘满座请回’的告示牌。尽管如此，人们依然肃立在戏院外面。”

追悼会由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担任主席，著名演员施超朗读了祭文。接着朗诵了聂耳的恩师、好友、仍被软禁在南京的田汉寄来的悼诗：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侵，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为我民诉不平。

在忧伤的气氛中，吕骥指挥“业余合唱团”演唱了孙师毅作词、由他谱写的《聂耳挽歌》：

风在呼海在啸浪在相招 当夜在今宵月在当空照少年的朋友他投入了海洋的怀抱……

会上，许多知名演员演唱了聂耳的作品。龚秋霞演唱了《卖报歌》，金焰演唱了《大路歌》，陈波儿演唱了《毕业歌》，由吕骥辅导过的女工夜校学员组成的“新声合唱团”，演唱了聂耳的《新女性》。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表示中国共产党立志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

1936年初，在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随之，“中国左联”、“中国左翼剧联”等各左翼联盟及其所属的各个小组，相继停止了活动。在“八一宣言”精神的感召下，为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爱国音乐家一道工作，上海地下党通过孙师毅、塞克和吕骥等人，分头邀请在沪的诗人、词曲作家，于南京路“新雅粤菜馆”举行茶话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又称“歌曲作者协会”）。参加的诗人（词作家）有：孙师毅（施谊）、陈子展、龙沐勋、安娥、柳倩、塞克、周钢鸣、许幸之、关露等。作曲家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张曙、任光、沙梅、江定仙、刘雪庵、麦新、孙慎、丁珰（丁致中）等2 0余人。

同年8月10日，吕骥在《光明》（17）文艺半月刊（一卷5期）上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对中国新音乐运动的现状作了评价。文章说，中国进步电影中出现的歌曲，使中国的新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说这些歌曲本身具有了一种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音乐从享乐的、消遣的、麻醉的原野中顽强地获得了新的生命，以健康的、活泼的步伐走入了广大的进步群众中，参加了他们的生活，以至于成为了他们战斗的武器。无疑，这是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文章还说，“在整个世界新音乐运动中，中国新音乐运动也是主要的一环。虽然在音乐技术上落后很远，但在民族解放运动实践中它已经毫不畏缩地负担了它应负的重担。从它的发生到现在虽只有两年短促的历史，在这两年当中已经显示了它伟大的才能，同时也选取了它未来的道路。从而我们坚信，中国新音乐只有成为大众解放自己的武器，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的战斗中才能获得它发展的前途”。（见《吕骥文选》（上集）第10页）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音乐价值观的不同，在如何定义新音乐，如何创造新音乐，以及新音乐运动的方向等问题上，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音乐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学院出身的音乐家，由于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在音乐史观、音乐价值观和音乐发展观上，受到西方音乐教育的影响（大多是饱学西方音乐教育归来的专家），他们坚持一条向西方学习，注重技术、注重艺术性的方向。认为只有具备了高超的作曲技巧、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音乐作品，才能代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非学院出身的音乐家的作品“技术幼稚”、“艺术水平低下”，不能代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只能算作新音乐中的一支。相反，一些非学院出身的音乐家，大多是在民族危亡时期，在民众救亡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他们则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即鼓动、教育作用）和音乐的大众化，更注重当前斗争的需要，大众的需求。这些人，大多成长于群众斗争之中，他们没有机会进专业院校学习技术，更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们所追求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标准，就是以群众喜欢和群众能够接受为原则。他们认为学院出身的音乐家，只注重艺术性，不注重作品的思想性，是“技术至上”，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作品，艺术性再强、技术水准再高，也不能代表新音乐的发展方向。

其实，学院出身的音乐家也好，非学院出身的音乐家也罢，大家不应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影响团结。更不应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想法。而应以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互相取长补短，携起手来，为发展中国的新音乐共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根据文化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指出，“原则是，一要工作面广，二要坚持原则立场。没有前者，就会陷入宗派关门主义，脱离广大人民的要求；没有后者，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两者都会招致抗战的失败，即革命的失败。”

然而，事情总是没有想象的那样好。这种分歧及其与之所产生的宗派主义情绪，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影响了音乐界的团结，影响了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不管有些人承认与否，这是不争的事实。

“词曲作者联谊会”成立后，每次在这个组织里研究歌曲创作或讨论新作品时，总是陷入一种不同思想观点、不同艺术追求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最后，总是无果而终。这使吕骥认识到，要想尽快创作出群众急需的救亡歌曲，这样下去不行，必须组织一些思想观点接近、艺术追求相同的人一道工作才行。

是年秋，他发起组建了专门研究救亡歌曲创作的“歌曲研究会”。成员有：周钢鸣、麦新、孟波、孙慎、吉联抗等十多人。果然，“歌曲研究会”成立后，很快就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救亡歌曲，如《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他还与麦新合作创作了《保卫马德里》，很快，这首歌就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并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

1937年3月19日，上海《立报》载文说，“正在马德里争夺战积极进行着的时候，在我国音乐界，产生了一支《保卫马德里》的战歌。这支战歌在《现世界》（18）上发表以后，立即被各地各阶层爱好音乐的朋友们热烈地歌唱着……”又说，“作曲者在这曲调里创造了新的风格，新的旋律……现在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正在开始着手把这支歌翻译成世界语、西班牙语，以及英、法、德、日、意、苏联等国文字。在最近，就打算寄到西班牙前线，寄到各国去，让前线的战士们以及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跟我们一样燃烧起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热情。”

就在这年的年初，2 8岁的吕骥先后去了北平、归绥（即现今的呼和浩特），开展救亡歌咏运动。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的形势愈发严峻，吕骥辗转来到太原。很快，抗战的烽火燃遍了山西，他站在抗战前沿的五台山上。在反抗侵略者的炮火硝烟中，用血与火的激情创作了战歌《武装保卫山西》（夏川 词），很快，这首歌就传遍了全国。

回到太原后，他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此时的延安，正需要他这样的音乐人才，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9月，办事处派出一名有经验的联络员，带领吕骥几个人，离开太原，奔赴延安。

五台山——宝塔山，遥相呼应；太原 —— 延安，只一步之遥。他们经临汾，到吉县，然后，由吉县乘木船横渡黄河，到达陕西秋林。再从秋林出发，有车坐车，无车步行，向着延安的方向跋涉……

途中，吕骥不停地向着宝塔山的方向眺望，在心中不停地呼唤着“延安，延安……”

（ 待续）

（17）《光明》：文艺半月刊。创刊于1935年6月，生活书店出版。洪深、沈起予主编。主张用文艺形式“描写出时代的危机”。设有小说、诗、报告文学、翻译、评论等栏目。夏衍的《包身工》，于伶、洪深、章泯、张庚的剧本《汉奸的子孙》等名作，都发表于该刊。

（18）《现世界》：半月刊，由章乃器、钱俊瑞创刊于1936年，上海引擎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