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忆耕+李静涛+等

中纪委“打虎”历程

文/张忆耕 李静涛

黄滢 王德民

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大院里，有两栋外表平淡无奇的灰色高层建筑，看上去一片平静。但这个大院主导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简称如雷贯耳：中纪委。

2014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了5000余字的特别报道——《2013中国反腐报告》。其开头充满浓重的感情色彩：“‘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2014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神州大地，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2013年，浓墨重彩地载入了史册。”毫无疑问，史册里的这一页，包括了中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令“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反腐成绩。

18只“老虎”的落马轨迹

梳理18名落马高官，可以发现一年来中纪委“打虎”的一些特点。

2013年的“打虎第一仗”起于网络实名举报。元旦前后，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的常艳写下一篇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点名披露自己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长期进行情色交易——她在报考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时与衣俊卿相识，此后两年，为调入中央编译局，她与衣俊卿先后17次开房，衣俊卿收受她6万元贿赂。文章在互联网上疯传。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几乎同时，时任《财经》杂志的副主编罗昌平也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勾结骗贷、恐吓威胁情人。2013年5月12日，新华社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有媒体称，正是罗昌平的举报，推动了中纪委对刘铁男的调查。

2013年六七月间，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4只“老虎”密集落马。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接受调查。媒体披露，倪发科深度介入该省企业大昌矿业的经营活动，并从中收受大量珍贵玉石作为“回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调查。郭永祥在石油系统工作过26年，在四川工作13年。他被调查后，四川省国资委一名与其“关系密切”的女干部也被带走调查。6月30日，中纪委向媒体证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经查，王素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因同样问题落马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他于7月6日被免职。

随后，中纪委反腐利剑指向了“石油帮”。也是从“石油帮”开始，中纪委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消息，不再通过新华社向外界“告白”。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接受调查，这是2013年首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十八大之后第二个落马的中央候补委员（另一个是2012年12月13日落马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该记录不到一周就被王永春的昔日上司蒋洁敏刷新。9月1日，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调查，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媒体称，蒋洁敏的落马可能与中石油多宗海外并购有关。

2013年10月，反腐风暴刮向各省重要城市的主政官员。10月16日，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接受调查。季建业以强硬的作风在江苏官场出名。担任扬州市委书记期间，他就开始大规模“翻新修旧”。来到南京后更是大动干戈，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工程，古城南京不断被“开膛破肚”，他由此得到一个外号“季挖挖”。10月28日，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纪委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2013年最后两个月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8人，占全年近一半数。

2013年1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8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也被调查。中纪委在11月27日17时55分公布郭有明接受调查的消息，仅17个小时后，中纪委再发重磅消息：国家信访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引发媒体普遍关注，有分析认为，信访部门掌握信访排名、通报批评的权力，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压力，有些地方官员不惜花钱把电脑登记的信访号销掉。这成了一些信访官员获取利益的手段，许杰落马或许与此相关。

2013年12月6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接受调查。陈安众在江西萍乡任职期间，与“气功大师”王林关系密切，此前，媒体已披露王林在当地扮演着官商之间的“掮客”角色。此外，据接近陈安众的江西当地官员分析，陈安众的落马与常年伴其左右的湖南籍商人及工程项目问题有关。

2013年12月18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岁末，中纪委将反腐行动推向政法系统高层。12月20日，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接受调查。李东生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后历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2009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穿上警服的李东生属于“半路出家”，他在调任公安部前从未有过政法部门工作经历。

2013年12月27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接受调查。杨刚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等职，媒体怀疑他在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开发中存在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2013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接受调查，成为继李春城、郭永祥之后，中纪委在四川拿下的第三只“老虎”。据四川一名社区干部透露，李崇禧和李春城、郭永祥都曾在成都洗花溪拥有别墅，那里的别墅每栋市价超过千万元，住户“既富且贵”。有媒体称，李崇禧被调查，可能与落马的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案有关。2008年，李崇禧曾将福建籍开发商彭夷星介绍给徐孟加，彭夷星看中了雅安某地块，但该地块在招拍中被另一开发商获得，彭夷星当即朝徐孟加发了火。雅安市一名官员表示，彭夷星敢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据媒体披露，李崇禧还深度介入矿业开发，曾为多个项目牵线搭桥，在收“感谢费”时“从不客气，开口要的都是整数”。

不放过危害百姓的“苍蝇”

官至省部级的“老虎”危害巨大，“打虎”有杀一儆百的效果；相比之下，其他官职较低的“苍蝇”虽小，但危害面广，而且直接危及普通民众。2013年，中纪委在“打虎”的同时，也查办了大量“苍蝇”。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案和衡阳破坏选举案。

2013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已从有关方面确认，该校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于上周起接受有关纪检部门调查。随后，媒体披露，2013年9月，中纪委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结束了对中国人民大学为期3个月的巡视后，指出学校存在出国管理不规范，公款吃喝、送礼现象以及一段时间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贯彻不够到位，干部任用和管理不尽规范等多个问题。11月20日前后，预感不妙的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试图外逃。被截获后，蔡荣生交代了招生腐败问题，据说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此案掀开了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这类腐败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备受关注。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经湖南省纪委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对衡阳破坏选举案进行立案调查。经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亿余元，还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此案是一起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引发各方关切。而前面提到的“老虎”之一、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因在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对此案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而落马。

有媒体人士称，“每天刷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知道今天有没有重大新闻。”对老百姓来说，中纪委此举正是他们所期盼的。2014年元旦前夕，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打老虎”让社会出现人心回暖思进之潮，78.7%的受访者认为反腐效果明显，近九成的受访者对反腐努力程度表示认可，73.7%的人对今后5至10年我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

相继负责纪检工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贯穿了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了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即中纪委的前身。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由于举报信中案情重大，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织调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然而，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坚持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并向调查人员发难，想方设法阻碍调查。邓小平得知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交代？”之后，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苏区中央局，反映调查谢步升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对他特别关照。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分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毛泽东看罢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蔫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党的纪律进一步完善。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检工作，尽管在战争年代纪检机构和人员屡屡调整，但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为此后纪检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础。

朱德成为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文化大革命”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对杨义邦的处罚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

陈云打掉的另一只“老虎”是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5年，倪献策当上江西省省长。他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俩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时，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纪委得到消息后，派出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人，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1987年，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刑的省长，“刑上省部级”的记录由此开始。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在澳门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后被中纪委查处，并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大连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

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家人的安全也曾遭到威胁。他让秘书给孩子们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他决不会因此退缩，“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

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人们至今耳熟能详。其中，既有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

贺国强查办多个大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纪委书记朱德说，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助手”和“办事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保健护士”“保健卫士”。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直到此次会议，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后，组建5个巡视组，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巡视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即十六届原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随后，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钟纪岩”的评论文章。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了”。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

2013年5月，王岐山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江西、湖北、内蒙古、贵州、重庆、中储粮、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9月底，各巡视组已全部向被巡视单位反馈意见，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纪委。10月，王岐山部署第二轮巡视，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再派出10个巡视组。

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早在2012年11月，他就说过，“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2013年9月2日，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亲手按下“启动”按钮。此后，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9月12日，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他说，条件成熟时，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

截至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在线访谈栏目已办了6期，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张军相继答网友问。有网友问：“中央巡视组权力这么大，巡视组成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存在被拉拢腐蚀的危险，谁来监督巡视组，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廉洁与实效？”张军回答说：“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央对巡视队伍自身建设非常重视。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地报告就是渎职。中央巡视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接受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也要接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新闻媒体、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如果疏于职守，有失职、渎职或者违反规定的行为，都要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

反腐是“无限战”

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改革和反腐风暴，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8月，法国《诺曼底新闻》称，中国以往反腐存在一些死角，比如石油领域，但这次能够做到不留死角，体现了中国新领导班子的反腐决心。2013年12月，美国微软网络英文网（MSN）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的文章，引发美国网民热议，高达78.9%的人在文章下点击“支持”。美国网友留言说：“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开端，看来并不像有人说的‘装样子那么简单。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个‘中纪委呢？”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本届中纪委的反腐工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中央统一部署、科学布局、有力领导外，也与王岐山本人的经历和风格有关。”王岐山早年的知青经历让他体察到民间疾苦，从政后他又以“善于解决复杂问题”而著称。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当时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一场事关中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在蔓延。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与外国债权人谈判时表示，市场的根本原则就是“让赢家赢，让输家输”，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在迫使对方接受巨额亏损的同时，还争取到了对方的配合，监督国有资产整合，为广东恢复强劲增长创造了条件。

2003年“非典”期间，王岐山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被急召入京，担任代市长，一上任就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把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执行最严厉的筛查措施，建立一所防治“非典”的专门医院……在他到任65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排除。王岐山从此得到“救火队长”之称。程文浩说：“与当年抗击‘非典相比，反腐大业是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堪称天降大任于斯人。”

2014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大老虎”落马？对此，程文浩分析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制约。除了经济领域，还会在社会领域的廉洁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教授认为，中纪委的反腐是“无限战”，任何领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击，他对通过官员申报海外资产反腐充满期待，“这一招非常有效，拥有海外财产的官员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领导者，一定会对中国的廉政建设大业有长远规划和通盘布局。”程文浩说，“一方面确保自己任内能取得实实在在的业绩，同时也要为继任者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当今以及未来的中国廉政建设领导者的主要历史贡献应当是制度贡献，即在反腐‘治本方面做出突出成就，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中纪委办案流程全解析

文/胡佳恒

中纪委如何办案，从来都是一个不乏坊间传闻的高频话题。

除了被抓起来的贪官，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中纪委究竟是怎么办案的。

直到2013年3月，这个“秘密”被公开了。

当时正是全国两会快要闭幕的时候，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中纪委的办案流程，而且干脆连27个内设部门都介绍了一下，这为中纪委赢得了不少赞誉。信息证实，中纪委办案分五步：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以及移送审理。

由此，我们得以拆解这个既权威又神秘的最高反腐机构的运作过程。

简单通俗一点的比方是这样：在战场上，侦察兵接到老乡的线报，说在前方某个位置有敌军阵地。经过研判可信度之后，侦察兵采纳了这个线报——这就是中纪委办案中的“受理”。

接下来，侦察兵会潜入前线，先去侦察一下，确定敌军阵地确实存在——这相当于“初步核实”。然后侦察兵会返回司令部，向上级作汇报。如果上级觉得值得进一步侦察，会确定一个方案——这是“立案”阶段。“立案”之后，侦察兵会再返回前线，带着更多的人，去摸清楚敌人阵地的更精确方位——这就是“调查”阶段。

侦察兵搜集完准确的情报之后，将数据传送给我方的炮兵部队，好让我方炮兵准备进行最后打击——这就相当于“移送审理”阶段。

别觉得过程简单，其实走到每一个阶段，都有好几个分叉口，秘密就藏在这一个个分叉口里。

“受理”

先说“受理”，也就是中纪委掌握的官员违纪线索从何而来？

渠道有那么几种：

信访举报。这是纪委系统发现线索的最重要手段，份额还挺大。按照中纪委新近公布的说法，2012年全国纪委立案的超过15万宗案件中，因举报而最终立案的超过6万宗，比例超过四成（41.8%）。作为呼应，2013年9月，中纪委开通的网站上专门设置了“我要举报”的专栏。最初运行的20天里，平均每两分钟就能收到一封举报信。

此外，公检法和审计机关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发现有党员违纪现象，移送过来的案件，占到20.9%；纪委系统办案中发现的新线索，占到7.1%——注意，中纪委只公布了这三项来源（2013年以前没有详细公布），也就是说，还有30.2%，超过45000宗立案的案件线索是通过没有说明的渠道获得的。

《廉政瞭望》等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中纪委获取线索的渠道还包括另外三条：

中央领导的批示，这往往跟信访相关。比如轰动一时的李真贪腐案，相关举报信就是分别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批转到中纪委办公厅后，调查随之展开。

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问题。栽倒在巡视制度上的贪腐高官也很多，比如原山东省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市委书记杜世成等。

还有一条线索渠道，应该是省级纪委上报信息。不过，这种情况外界了解不多。

“初核”与“立案”

问题来了：这么多线索，中纪委受理之后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主要看举报材料的可信度和分量。

如果是匿名材料，会慎重对待；

如果举报材料中说不上来具体的违纪事实，或是觉得办案条件还不成熟，一般按“暂存”处理；

如果举报材料中谈到的是违纪，问题很轻微，会由所在单位党组织派人搞一次诫勉谈话。被举报的官员，要么做好说明，要么写份检讨。

而一旦发现举报材料所谈到的问题比较严重，依照规定，就要进入下一个程序——“初步核实”，简称“初核”。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批准“初核”的权限也不一样。

新华社报道说，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初核”，就是中纪委发现问题之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初核”决定，规格相对较高。

2006年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对陈良宇进行初核的决定，9月24日，中纪委将初核报告上报给了中央政治局。

随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的公开报道中，谈到了中央批准对陈良宇进行“初核”的细节。足见中央处理高官贪腐的日益透明。

“初核”的结果也无外乎三种：没事，有事，摊上大事。

没事，就是中纪委认定举报事实不成立。这种情况下，应向被举报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说明情况，必要时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比较近的例子，是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被人在微博上举报，之后，2013年6月，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到报社通报了核查情况，称相关“微博反映唐园结四个方面的问题均缺乏事实依据，不能认定，对微博反映的问题作了结处理”。事实上，无论正视微博举报，还是查无实情之后的公开澄清，这些再次证明了中纪委的日益透明。

至于“有事”，一般是情节轻微，经常是建议有关党组织作出恰当处理。

而“摊上大事”，就是情节严重，必须立案，然后展开调查。要很好地完成调查，中纪委专案组成员，既要有心理咨询师的气质，有时候也要有能干魔术师才能干的活儿的本事。

“双规”与“专案组”

谈到中纪委的立案、调查，有两个关键词是绕不过去的：“双规”以及“专案组”。

“双规”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它在官方文件中准确的叫法是“两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就案件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可以这么理解被“双规”的官员，几乎都是已经被中纪委掌握了部分违纪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已经足够让党委主管部门下定决心作出级别更高的处分的人。除此之外，纪委要“双规”官员，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涉案官员有可能外逃、串供、销毁证据等。

需要说明的是，“双规”是办案手段，而不是阶段。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在立案之前，也就是“初核”阶段，中纪委就有权“双规”问题官员了。

从中纪委立案开始算起，标准的调查时限是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时间不够可以再特批延长，总之案子一定要查清楚。一般省部级部门、单位涉及集体腐败的，要在一年内有初步调查报告及分类定论。

《京华时报》报道说，在被“双规”的调查阶段，涉案官员会被安排在安全的招待所等“双规”场地。在中纪委的办案例子里，“双规”省部级官员，按照案情的复杂程度，进入“专案组”参与办案的人数也不等——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上千人。像厦门远华案那样的大案，一下涉及700多名各级官员，光靠中纪委若干个纪检监察室的办案力量，显然不现实——许多中纪委办案人员平时在外出差的时间就在200天以上，有人达到创纪录的300天，任务十分繁重。有的中层领导办起大案来，曾经两个春节没回家。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其他系统，比如公安、检察院调人。

此外，还会从地方省纪委抽调人员进入“专案组”。话说回来，在某些大案中，出于回避原则，异地调动纪委力量的情况也很常见。还是以陈良宇案为例，当时许多专案组成员是从吉林、江苏等异地纪委抽调来的。

当然，在外界看来，或许还有一种更大层面上的布局，即一旦有重要的省部级高官被“双规”，中央的调兵遣将，并不仅仅只是组建“专案组”。

比如外界就观察到，陈良宇案案发半年后，时任中纪委常委的沈德咏“空降”上海，担任上海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然后在陈案宣判半个月后，调回北京。最初沈调任上海，一度被解读为纪委系统着手在各地“空降”纪委书记的改革尝试，不过随着沈的调离，媒体开始更倾向于认为沈德咏是中央专门为陈案进行的人事安排。

调查与“移送审理”

中纪委专案组办案漫长而冗杂，他们面对的各种困难，有时也令人哭笑不得。

比如，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被“双规”期间，专案组安排他与小儿子见面，他不见；与患病分居两地一年多的妻子见面，他就说了一句话，“没事吧”；让他写交代材料，丛福奎先是大书特书佛教治国理论，然后不断地写《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丛福奎说，他业余时间一直在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反腐败，一个就是佛教。

为了找到突破口，专案组就跟他谈佛，从“十二因缘起说”，从“四圣谛”等教义谈起。因为相当专业，以至于丛福奎听得入了迷，渐渐放松了心理防线。专案组人员见缝插针，故意问道：“相信佛教是可以提高个人修养，你有什么‘善举呢？”丛福奎马上说：“有啊，我走遍了全国四大佛教圣地，建寺修庙、为佛镀金身，也动员了一些朋友‘捐款……”

只要谈到钱，就找到了突破口——这也是中纪委办案要找到的重要目标。

上面说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专案组办案场景。中国方正出版社的《纪检监察办案策略与艺术》一书披露，在内部概括时，专案组会将办案称为“241”工程。

其中“2”是指打掉审查对象的两道防线：心理防线和实体防线；

“4”是说在办案时采取四个操作步骤，即捉心、攻心、突破、拓宽突破口；

“1”是指要达成一个最直观的目的，就是使办案对象感到说实话对自己才最有利。

下面要谈到的另一个细节，就是一个很好实现“1”这个诉求的案例。

《南京晨报》报道说，厦门远华案主要涉案人员王刚，接受过几十次不同层次的审讯，都没有交代问题。后来从江苏省公安厅抽调来的测谎专家薛宏伟接手办案，先通过一个小动作拉近了与王刚的距离：王刚吃素，薛宏伟就特意买了一份青菜，用开水把荤油洗掉后亲自送到王刚的号房。这很快赢得了王刚的好感。

俩人相处一个星期，关系融洽之后，薛宏伟就开始了行动。他劝王刚主动交代，王刚犹豫不决地说：“有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那帮在公安机关的朋友都劝我不要交代，认为交代对我不力；而你却一个劲地劝我交代，并认为交代对我有利？”

薛宏伟告诉他：“第一，你那几个警察朋友都不是搞业务的，搞审查我是权威；第二，这些人是为明哲保身，因为劝你不交代是很简单的事，而教你怎么交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第三，你不可能把你的所有事情告诉他们，只有我最清楚你的底细，所以，我告诉你主动交代对你有利。”

那一次深谈之后，王刚开始交代问题，但对于主要问题仍躲躲闪闪。在综合分析了讯问态势后，薛宏伟故意对王刚说：“中纪委只允许我与你再接触三天。这三天内如果你不交代，那么届时就要换人来审你。”第三天深夜，王刚在号房里大喊着要见薛宏伟。当晚，他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是，当问及行贿人的姓名时，他又闭口不谈。

薛宏伟告诉王刚：“谁给你送钱我早就知道了，之所以让你自己说出来，是为了给你一个争取宽大的机会。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将此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反过来扣在你面前的这张桌子上。”王刚说：“求你别写了，我什么都说……”

在中纪委经手的大案中，一旦案件调查报告形成，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会从“专案组”转移到案件的审理和复核上来，最后出具审理报告，由中纪委常委会全体讨论。

有媒体引用上海市纪委人士的话说，“常委讨论后，会对如何处分形成决议，有的案件开一晚上会就可形成决议”。如果涉案人不仅违纪还存在违法情况，党内处分后，便会由司法机关介入，也就是中纪委办案的最后一步：移送审理。

揭秘落马高官的

“灰常”生活世界

文/申欣旺

从位高权重到阶下囚，落马高官们在短时间内经受着各自最大的煎熬。他们身陷囹圄，心中积聚着痛苦、焦虑、苦闷，或许还有后悔。

处于羁押状态的落马高官，自由受到限制。限于法律规定，在判决之前的很长时间，除了办案人员，落马官员只能见到辩护律师。律师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倾诉的对象。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名曾为高官辩护的刑辩律师，藉由他们的观察和接触，得以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心理落差是第一道关

落马后，案件是这些官员们首先要应对的大事，但面对案情，他们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有些官员精神颓丧，从一开始就拒绝律师介入，认为辩护无用。比如原黑龙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自己不找律师，不知道律师在案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即便后来请了律师，也比较沉默，对律师没什么要求。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对律师的抵触，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前后落差。曾为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辩护的律师韩嘉毅说，“在位和落马显然是天上地下，这些落马官员刚开始转变艰难，心理承受不了，很痛苦，面子上要强，与外界接触自我保护意识明显，比如会见的时候很紧张，心情非常不好，不过几个月下来就不一样了。”

“猫爱上老鼠”？

相比之下，部分高官在落马之后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

基于辩护的本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落马官员积极为自己辩护的。比如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被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他反应比较激烈，他认为金额没有那么大。

围绕犯罪事实的指控和辩护，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离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有“猫爱上老鼠”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厅局级官员落马后，在律师会见过程中，正好碰上检察院一位预审员迎面走来，俩人热烈拥抱，像是故交重逢，预审员甚至还说，“好久不见，想你了。”

钱列阳至今说起那个案例仍然感到很吃惊。“预审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目的是要指控他，双方事实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就像猫和老鼠一样，实践中，主动坦白的案例有，但和预审员成朋友的，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这一起。”

交代，还是不交代？

说起主动交代，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比较典型。

在浙江省纪委对许迈永实施双规的八个多月中，他写了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和3万多字的悔过书，“全面、彻底、透彻”地交代了所有违纪违法问题。

极为典型的当数一心求死的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在杨任职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职务期间，贪污、挪用巨额资金，却至死不交代资金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更愿意谈“人生”

相比案情，很多落马高官更愿意谈人生。

钱列阳发现，“他所代理的案件中，很多高官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去学习法律，也没有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做顾问，对于什么地方可能触犯法律毫无心理准备。”

江苏某副省级高官落马后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学问做得不错，却在官场上折戟沉沙。谈及人生前途时，他和钱列阳说，“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学者会好很多。”

因与律师谈人生而改变原来抵制辩护的案例也不少见。会见律师之初，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辩护律师钱列阳说，刘志军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当然，与律师的交流也让他知道了一个新词——“中国梦”，甚至在后来的庭审陈述中，他后悔自己不能为“中国梦”做出贡献。

高官的“亲情”

在落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于亲情。

事实上，亲情在落马高官的内心大多分量很重。一位江苏省某副省级高官，儿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由儿媳常年在家照顾，儿媳也因此没有工作，后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为其儿媳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这成为他落马后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之一。

这位官员刚开始并不认罪，认为这是儿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钱也没要，也因此始终不认罪。钱列阳说，“我跟他说，只有高官的儿媳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谁会给你提供一份不上班还能拿不少工资的工作呢？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就承认了。”

一旦失去自由，官员们最挂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亲人。这位江苏落马高官夫妻感情非常好，羁押在合肥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其爱人为了送去衣物，从南京出发去合肥，却因为大雪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一夜。钱列阳将此情景告诉他时，这位官员非常感动，反复地说 “太太辛苦了，太太辛苦了。”

服刑之后

对于落马官员来说，监狱生活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但也有奋进者。

因为涉嫌受贿罪，2004年9月，广州市委原宣传部部长黎元江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7年4月，黎元江通过监狱向中国人民大学递交了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的博士论文，黎元江的导师李景治给其极高的评价，认为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篇论文的选题很有分量，学术价值高，在国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据李景治的说法，服刑人员在狱内完成博士学业不仅在广东属首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也极为罕见。

狱中各尽其能的例子显示官员落马后不同的精神状态。曾一度引发官场地震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不仅在贪腐方面极有办法，即便到了监狱，也很有想法，他在狱中苦练书法，写下《赤壁赋》让监狱拿去拍卖。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环球人物》2014年第2期、《壹读》2013年第19期、

《中外文摘》2013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