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常盛

纯碱工业（ 下）

文//柴常盛

抗日战争时期内地的纯碱工业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向华北进逼，到“何梅协定”签订后，塘沽已在日本掌控之中，但永利职工不为淫威所迫，在厂门口挂上用日文书写的“无用の者不可 ”（意即闲人免进）警示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范旭东保持民族气节提出“宁举丧，不受奠仪”的指示，在李烛尘领导下，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威武不屈，有步骤地将技术人员、技工及重要技术文件转移后方。同年12月，我国惟一的大型纯碱制造厂被日寇虏劫，由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经营。抗战期间永利职工毅然在四川五通桥建设化工新基地，命名为“新塘沽”，燕云在望，以志不忘。

由于内地盐价昂贵，如仍用索尔维法制造纯碱，盐的利用率太低，生产经营将无法维持。为探求新的制碱技术，范旭东派侯德榜率技术人员赴德国考察“察安法”制碱。但在谈判中，德国人提出苛刻的条件，侯德榜愤然离德，决心自行研究制碱新法，在四川、香港、美国、上海各地辗转进行了几十次试验，用了3年多时间，终于设计出一条能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的制碱新流程，使食盐利用率提高到98%。

永利川厂

这一新的制碱流程在1941年3月15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川厂厂务会议上范旭东亲自提议命名为“侯氏碱法”。会上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并于次日驰函向正在美国工作的侯德榜祝贺，称侯德榜：“抱愿恢宏，积二十年深邃合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制碱新法，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

侯德榜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认为新的方法还不理想。1942年，他在给永利同事的信中说：“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方法改为连续的方法。我已拟好一个从合成氨开始的制碱流程。这个制造碳酸钠和氯化铵的新法，自然地把两种工业——索尔维制碱工业和合成氨工业联合起来。”

按照这一设想，1942年秋，在五通桥建成一个日产几十公斤的连续试验装置，1943年取得满意的结果，一个源自察安法而又与察安法截然不同的氨、碱联合流程——侯氏碱法试验成功。

1943年底，在五通桥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公布了这一成果，代表们参观了试验装置的运转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但限于战时的条件，侯氏制碱未能投入工业化生产。1949年1月17日获准国民政府以京工(38)字第1057号文通知核准“侯氏碱法”专利10年。

永利川厂正在加紧建设过程中，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进入我国的越南、缅甸海口被逐一占领，永利从国外购买的设备无法运进四川，原计划的碱厂被迫停建。经过永利川厂职工认真研究决定就地取材利用川西地区的芒硝、石灰石及本厂的煤，采用改良路布兰法制碱。从设计、施工到投产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生产了优质产品。生产工艺较原路布兰法有较大改进，增加了石灰窑、碳化塔、煅烧炉，对从路布兰法中得到的碱液进行碳化、过滤、煅烧，使产品碳酸钠含量大大提高。产品分超、特、优、良四等，良等品的碳酸钠含量也在90%左右。当时纯碱日产10吨，是后方最大生产纯碱的工厂，产品备受欢迎，得到用户的赞扬，有力支援了抗战期间的军用民需。

1943年10月在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紧急危难的时刻，侯德榜在美国接受英国皇家化工学会名誉会员荣衔（全世界仅12名，亚洲仅中、日两国各1名），极大鼓舞了我国化工界人士的抗战爱国激情。范旭东说：“这是中国化工走上世界舞台的标志，是中国化工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940年夏，利昌公司成都公司经理兰复初在彭山青龙场创建利民碱厂投产，1941年产纯碱近450吨。1942年彭山县参议长徐芳田在岷江耳盖渡与平盖之间创办利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碱厂投产，产品含碳酸钠50%左右，注册商标“忠孝牌”。时彭山纯碱年产量超过1500吨。20世纪40年代，川东一带先后采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的有：重庆坚泰碱厂、瑞华玻璃制碱厂、西南化学工业制造厂和江津的开源碱厂等，这些碱厂多为战时草创，规模小，开工短的仅几个月，长的不足两年。1943～1945全省纯碱制造厂最多时达13家，从业者近3000人，年产量约6000吨左右。

抗日战争期间，西北地区工业用碱和生活用碱极其缺乏，为解决这一问题，1943年，国民党宁夏政府决定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伊克昭盟）的天然碱开办一家碱厂，聘请国民政府经济部工业试验所兰州分所副所长戈福祥博士作技术指导。后来，在宁夏石嘴山建起了立达精碱公司，加工碳酸钠含量在90%以上和98%以上两种规格的纯碱，还有食用小苏打及烧碱。四种产品日产达2.2吨，注册商标为“三角牌”，销往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京津各地，为供应西北地区战时用碱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日寇占领区的纯碱工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的东北和华北，一方面强占永利塘沽碱厂，另一方面又在大连利用当地丰富的食盐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设厂生产纯碱。

日本所需的工业原料盐，均依赖国外输入。早在1923年日本苏打工业专家西川博士就曾提出在大连开发盐田，建设碱厂的建议，以解决日本苏打工业的原料问题。由该时起，始知东北为兴办苏打工业适当的地域，但西川博士的意见未被日本当局采纳。鉴于纯碱在炼钢、炼铝、制造火药中有重要用途，而这些产品又全系军用必需品，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政府在1936年开始拟订“满洲苏打制造株式会社设立纲要”。纲要的主要内容是：

①公司法人由伪满出任，总公司设于长春，分公司及工厂设于大连甘井子；②制造能力暂以每日生产100吨为目标；③公司资本定为伪币800万元；④公司的股东，以满铁、满洲化学工业会社及日本国内主要苏打制造商和需求者为主；⑤为防止大连和东北滥设此种工业起见，禁止设立以盐为原料制造纯碱的其他工业。

该公司于1936年5月以“准特殊会社”的资格成立，并着手建设工厂。1937年8月竣工，9月投产，这就是满洲曹达大连工厂，该厂技术由旭硝子株式会社负责。纯碱起初日产100吨，接着又扩建日产200吨的生产设备，于1938年9月完成。该厂所有职员和技术人员全是日本人，中国人工只充当廉价劳力，受到惨重剥削和非人待遇，

抗战胜利后的纯碱工业

抗战胜利后永利塘沽碱厂由永利公司收回，工厂已遭日寇严重破坏，在永利广大职工的努力下，积极修复，1945年即有产量，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战火纷飞，生产一直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

满洲曹达株式会社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苏军接管改名为“远东电业曹达工厂”，开始筹划恢复这个碱厂，首先恢复煅烧系统的生产，利用停工时遗留下来的中间产品——碳酸氢钠生产纯碱。1948年正式开工生产，产量由日产40吨逐步增加到80吨。到1949年全国纯碱产量总计为8.77万吨。

永华火碱公司（永华化学厂）。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7年3月由冀中军区十一分区创办的公营工厂，现为河北辛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当时通过集资边币，租赁两间民房,购置三口民用大锅,由4名职工组成;以石灰纯碱作原料熬制烧碱水,主要生产硫化青、硫化碱，生产苏打、肥皂等,解决军民生活急需。工厂建立了工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员工树立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注重知识分子自身改造并与工人相结合。中华民国3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记者林远曾以“访冀中永华化学厂”为题在第四版报道了该厂的事迹。

1949年永华化学厂全体职工人员合影纪念

制碱技术输出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红三角”纯碱1926年在美国费城获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获比利时工商博览会金奖，产品远销日本、香港、朝鲜、南洋，声誉日隆。1933年侯德榜巨著《纯碱制造》在纽约出版，砸开被封锁了70年的索尔维制碱技术，在全世界获得一致赞扬。永利、侯德榜名扬海外，1943年侯德榜又荣获了英国皇家化工学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于是一些想发展纯碱工业而不得其门而入的国家，纷纷向永利公司，向侯德榜提出请求技术援助。

1945年初春，巴西政府邀请侯德榜代为勘察距里约热内卢北部不远的冷角地方是否适合建厂条件。侯德榜与副手解寿缙同行，在巴工作月余，通过勘察和调查工作，并根据永利的技术经验，提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巴西政府对此甚为满意，临别时，巴西政府与侯德榜面约，将来如决定兴办碱厂，再行邀请设计。

印度塔塔公司碱厂创建于1939年，厂址在古吉拉特邦。塔塔公司对侯德榜在国际化工界的威望和其所主持的永利碱厂的成功倍加仰慕。为了改进碱厂的生产技术增加产量，遂派人到纽约拜访侯德榜，请求技术援助。范旭东鉴于印度和中国的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塔塔自强不息，竭力振兴民族工业的事迹和自己所提倡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不谋而合，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很想同塔塔发生业务联系。这次塔塔所请正合范旭东、侯德榜进一步打破索尔维技术垄断的本意，欣然允诺塔塔公司的请求。

侯德榜曾两次赴厂进行考察，解答各种疑难，提供改进意见，使碱厂得到初步改进，日产由20多吨增产到50吨。1947年4月7日和塔塔公司签订正式协议，要点如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塔塔公司碱厂改进设计，增加产量，期限为四年，目标为日产纯碱125吨；塔塔公司以11万美元购买永利碱厂全套图纸，塔塔公司聘侯德榜为不驻厂顾问总工程师，协议期间每年来厂一次；侯德榜不在厂期问，由永利另派两名驻厂工程师指导碱厂工作。

在协议签订后，为了履行义务，永利除按约分批寄交塔塔公司整套最新设计图纸外，侯德榜对于该碱厂技术改进，设备添置等事宜，不论他本人是在纽约还是在国内，均一一详细指点，使对方能有所依据，进而贯彻执行。在为期4年的合作中，均如约分期分年达产且绰绰有余。在塔塔方面尽管当时外汇由印政府控制，亦均能按期支付永利所需款项，既未延期也未短缺。中印两国间永利和塔塔两个企业的技术合作，开创了中国与外国民间企业合作的先河，且自始至终进展顺利，成果显著，可称尽善尽美。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还引用永利和塔塔的交往事例，成为中印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