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鞠昌华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是神话？

文//鞠昌华

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发展中对环境的忽视，酿成了教训惨痛的环境公害事件。灾难之后，各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巨资治理污染问题，同时也将重污染企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完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艰难历程。

美国学者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在1991年，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某一国家，发展初期污染物排放量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达到拐点后，污染物排放量会逐步下降。此后，大量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理论。多数研究者认为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的“倒U形”曲线关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总结发达国家的教训之后，依据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的要求，中国环保主管者提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虽然其时北京官厅水库早已发生污染，上海苏州河水已发臭，但锁国之下的中国仍认为环境公害只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1978年12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起草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明确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然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非但没有带来真实的跨越，还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技术、资金、管理制度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依赖资源优势，发挥环境容量优势，建立起“世界工厂”。

于是，一边厢不断重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一边厢优先提拔重发展轻治理的官员。有分析显示，我国地级市的党政一把手升职的概率会随任内GDP增速而显著提高，而环境治理投资则会影响他们的升迁。面对先污染，地方环保官员要么因坚持而倒下，要么选择隐忍甚至弃守。国人则在一切向钱看的同时，一面在公民环境意识调查中表现出“多快好省”的想象，过高估计为环保放弃经济发展的意志，客观上助推了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的确，发达国家公害事件的教训，使后发国家有机会在工业化之前认识到保护环境之必要。治理技术的进步，也为后发国家少走弯路提供了可能。但是，工业化必然带来污染物的大量产生，污染治理技术更需要资金、人才等的投入。我国一些研究者利用全国和各省市的数据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尽管被环保专家批评为“十分有害的误导”，但还是证实我国的发展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其实，在政府环境管制层面，无论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还是总量减排、改扩建项目环评“三本账”制度，抑或环境污染专项治理，都在某种程度上暗含在污染之后进行治理的路径安排。当领导们“向污染宣战”时，实际也已承认了过去的先污染，表明后治理已是别无选择。所谓“不怕先污染后治理，就怕先污染不治理”，与其掩耳盗铃式地宣扬跨越发展的口号，倒不如直面现实，切实开展治理。

放弃“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说法，不是要放任污染，而是要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端正务实的工作作风。

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对人均GDP已达到或接近1万美元，基本到达拐点的东部地区加强总量削减强度；对尚未达到拐点，仍有一定环境容量的西部地区，则承认其发展的必要，基于环境容量的计算，合理调控其污染物排放限制，同时给予技术、资金等的支持，借着后发制度优势，努力减轻污染的破坏，更早进入环境拐点。

对多年被跨越发展神话误导的公众，则应通过科学的普及、平等的沟通，使公众了解发展与环保的辩证关系。不因发展绑架环境，亦不因环境拒绝发展，以利益补偿和日常监管参与机制避免刚性发展和刚性环保要求之间的激烈冲突。

一边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一边重复着“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口号是何等的讽刺。先污染后治理或许显得陈腐、贪婪，然而，神话早已被现实打破。无法跨越的终将无法跨越，正视规律才能让我们更快迈过拐点，走向再生的绿色中国。

（作者为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